科学家首次用量子计算机模拟出能量产生物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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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众所周知，我们所身处的这个宇宙是由若干基本粒子构成的，这是大自然得以存在的基础。

近代以来，量子物理学的发展向我们解释了由粒子和反粒子所组成的粒子对可以被凭空造出，但因受限于该转化过程的复杂度之高，传统的计算机一直无法成功模拟出这一过程。日前，科学家们在量子计算机的帮助下，第一次成功模拟出了粒子和反粒子被同时创造出来的这一过程。

这一研究粒子间相互作用的新方法将深化我们对粒子物理学基本模型的理解，让科学家们更好地去解释宇宙起源的难题。

粒子物理学基本模型认为宇宙中的所有事物都是由最基本的单元构成，我们也称它们为“基本粒子”。

这些基本粒子受万有引力、电磁相互作用力、弱相互作用力、强相互作用力这四种自然界基本力的支配。

而“规范理论”则向我们描绘了诸如夸克和胶子这些基本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宇宙间粒子相互作用发生过程的基本认知。
日前，来自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University of Innsbruck）和奥地利科学院的量子光学与量子信息研究所（IQOQI）的一群科学家们首次在量子计算机的帮助下，模拟出了这些规范理论所描绘的粒子反应过程。

“诸如基本粒子间的碰撞，或是粒子和反粒子对的同时生成这样的一些动态过程是极难被监测到的。并且，科学家在用传统计算机去处理这些海量计算时，很快就遇到了瓶颈。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下，我们提出了用可编程的量子计算系统来仿真这些粒子的反应过程。” IQOQI的理论物理学家Christine Muschik博士解释道。

多年来，一些有趣的新概念被不断地提出，但直到今天科学家们才真正具备了去验证它们真实性的方法。

“在如今量子计算机的帮助下，我们探索出了一些在真空中模拟同时创造正负电子对这一过程的新方法。” Christine Muschik博士继续说道。

“每一组离子都代表着一组粒子和反粒子对。我们用激光脉冲在真空中模拟出了电磁场，进而观测到了这些粒子对是如何在由电磁场产生出的量子涨落下，被创造出来的。通过观察离子的荧光反应，我们看到了粒子和反粒子的产生过程，实现了对量子系统相关参数的修正，从而让我们观测和学习到了粒子被创造出来的这一动态过程。”

我们发展了一个原创的理论物理学模型：创新物理学模型。

李小坚

这个理论模型包含一个总体原则；一 系列模型方程及计算方法；符合客观世界的一系列理论计算结果，及其最为严格的逻辑与实践的检验。

总体原则，或者哲学理念，第一原则：这个宇宙的本质是虚空，并一直保持虚空的不变性。

如何认识和描述这个客观的宇宙世界，我们有方法伦和认识论：创新物理学的新方法论总结 。见统一的宇宙 统一的理论  http://www.pptv1.com/?p=1494

虚空就是永恒和不朽。要把虚空变换成现实！需要有一个将物理世界的一切产生于永恒世界到现实世界的一个变换过程，也就是将一 个没有时间的世界变换到一个有时间、空间和物质世界的变换过程。

我们定义了虚实时间锥，物质粒 子和空间服从这个从无限变换成有限的变换过程，从而给出产生时空万物的创造过程。《物理世界之创造法则 》《创新物理学》之七 。见 统一的宇宙 统一的理论  http://www.pptv1.com/?p=55 宇宙的创生， 物质、空间、时间都遵从方程0。

DS =（i^n1，i^n2，i^n3）* C * DT =N * C * DT……（方程0)

从方程0，我们可以获得3维纯真空实空间（X,Y,Z），与3维虚空间（iX,iY,iZ）；方程0还包含48个费米子空间，因此，给出48个基本粒子。 因此，我们就知道了基本粒子的底层结构，物质粒子其实就是旋转卷曲的空间。用一个角子A,一个空子V这样的二元系统来描述基本粒子：电子（A，A，A），电子中微子（V，V，V）等。

因为知道粒子结构，据此就可以计算粒子精细结构常数等重要物理参数了。 1）计算基本粒子精细结构常数：如Cabibbo角、 Weinberg 角、Alpha或Beta值。这些常数是粒子物理的基石。 2）可以精确描述暗 物质、暗能量、可见物质成分，并预测了暗流值； 3）描述了标准模型的粒子族结构与参数； 4）给出力的大 统一方程，统一描述电磁力、弱力、强力和引力； 5）阐述量子力学原理的由来，并从理论中推导出测不准原理； 6）可以计算宇宙学常数； 7）解释量子自旋(Quantum Spin) 的由来； 8）解释重子(BaryonGenesis ) 产生过程； 9）解释生 命的产生的物理基础，包括意识与智能； 10）统一的形式化语言体系与自然语言体系， 11）并论证数学与物理 的统一关系； 12）计算了LHC新发现的所谓希格斯粒子能量值。

以上计算基于一个一致的模型，其背后有一个合理的机制，合理的逻辑，与已知物理客观观测相一致，与已经确认的物理基础定律不相矛盾；能够理论计算这些东西，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幸运，也不是虚假欺骗，欺世盗名，是实实在在理论计算结果。完全不是东拼西凑，安装组配，逆向工程，工程拟合的结果。

那么这些重要工作对不对呢，那就要严格检验了。一把钥匙能同时打开别人难以打开的十重门、二十重门，一百重门，那么，这把钥匙就是一把奇特的钥匙，或可以称之为万用钥匙。

这三十多年的主流物理客观观测数据，越来越接近龚学计算数据。希格斯粒子的最新数据完全与龚学理论计算一致! | 统一的宇宙 统一的理论 http://www.pptv1.com/?p=2619

西方主流物理界正在逐步走向龚学理论 | 统一的宇宙 统一的理论 http://www.pptv1.com/?p=1667

这些也是客观的检验，理论的检验。

1）科学方法的正确性问题 | 统一的宇宙 统一的理论  http://www.pptv1.com/?p=324

2）创新物理学理论必须接受最严格的检验 | 统一的宇宙 统一的理论  http://www.pptv1.com/?p=1886

3）什么是科学？科学一定要经过验证吗？ 科学一定要能被验证才可以称之为科学吗？ | 统一的宇宙 统一的理论  http://www.pptv1.com/?p=1707

如此重要的结果为什么没有被主流完全接受。难道是他们认为龚先生为人太高调了，太高傲了，太看不起主流物理学大家们的错误理论，毫不留情面地把大师大咖们的工作踩在脚下。

例如：他的物理学书籍和论文，寄给过霍金，都是挂号签收。半年后霍金吸收了他的虚时间概念，并借用他的有限宇宙理论。龚先生发现，告之多家机构，就要和他打官司！

26年前公开反对宇宙暴涨理论，当面与古斯辩论。最后的“宇宙暴胀理论”之战 | 统一的宇宙 统一的理论 http://www.pptv1.com/?p=1188

杨振宁早就知道龚先生的理论的，但他既不同意，也不反对。他从此就不再做标准模型及超越标准模型的工作了，转向凝聚态物理。包括这次反对建造大对撞机，我们也从多个角度参与了讨论。参见：我们关于中国的“超级对撞机工程”争论的意见 5 | 统一的宇宙 统一的理论  http://www.pptv1.com/?p=1134

邱成桐纯数学解空间已经高达10^500, 才搞清正负空间。不会相信有方程0这样的简单描述，这就成为最高学问了。否则，那还要他们干什么？

主流弦理论物理，2016年在北京开会，我去参加了。我把弦论教主，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David Gross 说服了。

这里有记录： 基础物理的黄金时代–拯救主流物理BSM | 统一的宇宙 统一的理论

http://www.pptv1.com/?p=626 正式宣布：弦理论作为物理学理论已经死亡 | 统一的宇宙 统一的理论  http://www.pptv1.com/?p=678

David Gross说，你们的理论是对的！主要是能计算出我们的客观世界的各个重要常数和参数，主流就缺这个硬功夫。并且告诉我，要建立一个体系:包含总体原则，基本理论，计算模型，客观检验，一整套体系。我说，我们正好都有。他说，那就发表出来。但主流把控这学术媒体，投稿大概不符合他们的口味，或是认为我们水平不够，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也不投他们刊物了。

现在已经看到，标准模型以后，主流基础物理没有几个是站得住脚的理论。主流一点一点地靠近龚学理论。龚先生高调宣扬主流他们已经无路可走，但终将回归到龚学的道路。

关键一步，我们已经开始从基础物理到开发智能系统，正在实施如何利用暗物质与 暗能量的应用研究。

这次我们国家鼓励原创，我和龚先生讲过了，我愿意试试。我们希望在原有的基础上，更系统化、规范化、严密化、完善化，把工作做得更细致，这正是我们这次申请基金要去做的事。

郭雷院士、葛墨林院士、孙昌璞院士都知道我们的工作，有鼓励和支持的。

我们不忘初心，不改初衷，不问结果。

1.希格斯粒子的机制与质量的测量

5天前CMS发布了最新权威测量数据：最新的双光子通道的结果是希格斯玻色子质量为125.78+-0.26GeV。结合了ZZ通道的希格斯玻色子质量为125.46+-0.16GeV；达3个sigmas。最初2012年的数值是125.09GeV，后来的结果：125.38+-0.14GeV。现在发布的数据前前后后的中位值与龚学的计算结果完全一致！

CMS发布的数据看如下图表：

龚学计算数据及其机理，在LHC碰撞之前发布，根据龚学30年前的理论：

在LHC碰撞运行遇到困难，找不到任何新粒子的情况下，龚先生告之LHC主管有关龚学理论计算结果，2012年国际物理界重点搜寻125GeV区域，于是终于发现了所谓的上帝粒子—希格斯粒子。举世欢庆，2013年将诺贝尔物理奖发给了LHC及希格斯先生。

问题是LHC所发现这个希格斯粒子的机制，仍然与主流理论的机制不符合。至今已经8年主流理论仍然无法解释。

这个粒子根本就不是希格斯机制的质量生成粒子，而是龚学理论的真空玻色子。

2. 2017年国际上开展了更精密的精细粒子结构参数的测量：

计算与实验数据比较：

关于微观粒子结构的多个物理常数。以下常数Cabibbo角、Weinberg 角、Alpha或Beta值是粒子物理的基石。

主流DP：Cabibbo angle (Dp) = 13.04°

GM：θc (GM) =A（1）= 13.5211574853 °(可达任意位精度)

GM： A (0) = {(360/2pi) * [(pi/64 + (pi/64) ^ 2 + (pi/64)^3  + … ]  /2]}
= 1.4788425146211°(可达任意位精度)

A(1)= [360 – 24 * A(0)]/24 =13.5211574853 °以此，可达任意位精度。

主流实验 DP：Weinberg angle (Dp) = 28°to 30°，2017年确定为28.75 ° 。

龚学模型GM：θW (GM) =A（2）= (2 * [360 – A(1) – A(0)]/24)  = 28.75 °(可达任意位精度)

3. 基于微波背景观测CMB得到的暗物质、暗能量、可见物质分布计算

普朗克观测值DP：暗能量 = 69.2 % ;暗物质= 25.8 % ;可见物质= 4.82 %

龚学模型计算值GM：取暗能量DE、暗物质D、可见物质V、空间X、时间Y、物质Z,  W暗物质融人暗能量的速率。

GM模型：初始状态X，Y，Z 三分天下，每个占比为1/3，即 X=Y=Z=33.33%，X+Y+Z=1

现时状态：Z中有一部分W转化为暗能量。

可见物质V是第一代正物质8个粒子减去1个电子中微子=8-1；

暗物质成分D就是48粒子减去以上7个可见物质粒子成分=48-（8-1）=41

D/V= [（48 –（8 – 1）） (100 – W) % / （8 – 1）]=5.33， 其中W我们选取为：W=9%。我们预测了该值为暗物质转化为暗能量比例，已经由伯克利大学团队观测得出。

V= [(Z –V) x  (100 % – W) ]/5.33 =4.86 %

D=[(Z –V) x  (100 % – W)]= 25.90 %

DE=X+Y+[(Z – 4.86) x W )] =69.22 %

因此，GM理论推出暗能量DE=69.22 % 、暗物质D=25.90 % 、可见物质V=4.86 % 。以上模型精度取决于观测值W的精度，理论上可以实现任意位精度要求。

以上计算基于一个一致的模型，其背后有一个合理的机制，合理的逻辑，与已知物理客观实在不相矛盾；而不是东拼西凑，安装组配，逆向工程，工程拟合。

我们理论推导依据就是方程0，时间空间物质模型。既能描述宇宙整体结构与成分，又能描述粒子物理底层结构与参数。这是我们理论的一致的数学结构与数理逻辑基础。

如何让普通人也能看懂这个理论，我们必须选择最简单的，容易让人明白的方式讲道理。这就要看看我们讲故事的能力了。

我们绝不辜负您的期望：请听暗物质、暗能量的故事。您要是真有兴趣听，请点击下面的链接：

《揭秘物理世界中的暗物质暗能量之谜》 《创新物理学》之五 | 统一的宇宙 统一的理论 http://www.pptv1.com/?p=39

国际物理学的观测结果却越来越趋近龚学理论计算结果。

注：2003年北京非典期间，王辰任北京朝阳医院院长，并担任北京市抗非典专家组组长。此时，我们与韩国合资的北京杜恩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正服务于朝阳医院，与王辰院长战斗在非典一线，我与王辰院长在一起吃盒饭。我们是全国青联的朋友。

我们引进了韩国最好的医院信息管理系统，改变了中国医院以财务收费为主线的系统落后状态，转型成以医生为病人服务为主线的系统。带领卫生部信息主管、多家大型医院领导学习韩国经验，引领中国医院信息化改革，作出了贡献！

李小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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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辰：为疫情防控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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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新华社记者陈芳、董瑞丰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6846848363330626&wfr=spider&for=pc

“疫情防控有两条主线，一是防控和诊治，二是科学研究。”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26日说，“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这样一种新发病毒，急需及时科学研判疫情，有力强化科技支撑，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策略。”

记者采访了解到，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中国工程院第一时间组织院士专家成立专项工作组，由王辰院士牵头，强化疫情防控、加强诊断治疗并加大科研攻关力度，为疫情防控提供科学的对策建议，为科研攻关提供有力支撑。

王辰告诉记者，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加快蔓延的形式，首先要尽快认清其传染、致病的规律，这对于疫情防控至关重要。

根据专家研判，当前疫情传播还没有阻断，病例数增加较快，传染性似有增强趋势，部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具有症状较轻、体温不高、隐蔽性强等特点，造成病例识别与防控困难。

王辰说，科技部门已经启动紧急科研立项，开展病毒溯源和传播模式研究。同时，研究病毒生物学特征及其变异趋势，评估病毒传播能力和致病特性及其变化，开展相应的流行病学研究。

在识别和诊断新型冠状病毒之后，关键是研发有效的治疗药物和方法。王辰说，科研人员正在积极组织对新型有效药物的研究，有些已开始在一线试用的药物很快就将得出验证结果，其他一些最具潜力的有效药物也已做好安排，即将进行临床验证。

同时，科研人员还在评价恢复期患者血清的治疗效应，开发制备中和抗体，进行有效救治方案研究，并加紧研发疫苗。

“有了科学研究的成果，才能形成疫情防控的核心生产力。”王辰说，疫情发生后，中国工程院紧急启动应急反应机制，组织侯云德、钟南山、李兰娟、张伯礼等多位医学领域的院士专家，深入防控疫情第一线，从病毒溯源、临床救治方案、治疗药物、疫苗、中医药防治等多方面，科学研判，提炼形成防控策略、疾病诊治等多条重要建议，充分发挥专家组的咨询作用。

“下一步，还要充分利用现有研发基础，集中力量，加力攻关，强化防控诊疗技术研发和成果应用，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为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贡献智慧与力量。”王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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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我们国家采取的抗击新型冠状肺炎病毒战役必然取得胜利！

曹天予：丘-杨分歧及其语境– 对撞机的价值与利益集团的忽悠

转知乎作者：星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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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天予：丘-杨分歧及其语境– 对撞机的价值与利益集团的忽悠

注：此文与我们的观点有相同之处。特予转发。

作者简介: 曹天予

现任波士顿大学哲学系教授。剑桥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博士。曾是剑桥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的Research Fellow，牛津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 的Visiting Fellow,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的史学所(School of Historical Study) 和自然科学所(School of Natural Science) 的Joint M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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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最近，数学家丘成桐和物理学家杨振宁，就中国是否应该建造高能对撞机，发表了针锋相对的意见，引起公众的兴趣。他们的分歧，牵涉到一系列与科技决策有关的重大问题，值得严肃讨论。本文将参照美国上世纪90年代初围绕超导超级对撞机（SSC）的辩论，以及作为其背景的美国高能物理及其政策环境的历史演变，就丘-杨间的核心分歧发表几点看法，以求教于两位学者和关心此事的公众。

九十年代初，我与高能物理史家Sam Schweber 一起，对当时粒子物理正在经历的变化产生了兴趣。一开始，我主要从粒子物理的理论发展来探讨其概念基础的深刻变化。而Sam则有意进一步讨论这一内生变化与外部环境变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后者主要指美国科技政策的演变，包括国际国内环境和政策主导思想的变化。

经过两年多的调查研究，包括对三十余位粒子物理领军学者的访谈，我们的看法基本成熟，即粒子物理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2]1992年夏天，我们向物理学家Victor Weisskopf 提议，由他出面，在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召开一次20余人的小型专题讨论会，就此看法展开讨论。

讨论会筹备之初，正值SSC上马下马辩论渐臻白热化。到正式开会那天（1993年11月6日），SSC败局甫定，但以Steven Weinberg为代表的支持方, 与以Leo Kadanoff 和Ken Wilson 为代表的反对方，仍然就各自立场的基本理念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这一辩论的主要内容和各方立场，实际上是美国高能物理学界60年代大辩论的翻版。差别只在于30年后形势已转为对支持方大为不利。当前引起中国公众关注的丘-杨二位美籍华裔学者的分歧，可以视为同类辩论的微缩版。因此，美国60年代和90年代辩论中提出的种种说法，也许对当前国内围绕丘-杨分歧展开的讨论有点参考价值。[3]

从60年代到90年代，美国学界、公众和政府，对是否支持建造极其昂贵的高能（加速器）对撞机，有四条普遍认同的标准：科学价值、应用价值、社会价值和（资源-人才）代价。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判断高能对撞机可能为社会提供的价值。

粒子物理兴起之初，即从二战结束到50年代末，主要任务是理解核力。由于以下几个原因，耗费巨资的高能加速器，得到政府无保留的支持。

首先，粒子物理作为核物理的延伸，有原子弹在二战中作用的背景，又在苏美对峙的冷战语境中，被认为对国家安全（应用价值）和国际威望（社会价值）至关重要。

其次，大批在战时与军方合作密切的物理学家，战后进入了政府高层咨询-决策机构，成为高能物理在政府中强有力的代理人。

最后，科技政策的主导思想，是以战时负责军事研发的Vannevar Bush为代表的对还原论的崇拜：即认为，基础科学的发展，会自动地带来技术、工业、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福利；而粒子物理则是一切基础科学的基础，应该得到政府无条件的支持。

粒子物理的独尊地位，到60年代初就受到严重的挑战。1963年，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主任Alvin Weinberg发表文章指出，基础科学必须对邻近学科有用或有相关性才值得支持；但高能物理对邻近学科（核物理）的贡献极为有限，远远不如分子生物学对其邻近学科（如医学）的贡献；而其对技术和福利的贡献则几乎为零。

杨振宁亲历60年代的大辩论，当然知道那时的学者、公众和政府都已明白，粒子物理不但不可能自动地带来技术、产业和经济的进步，就连原子物理、核物理所具有的在原子能、核弹方面的那些应用价值，也一点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从1967年起就开始削减对粒子物理的支持。

当时的一些学者，如Hans Bethe，Julian Schwinger 和Victor Weisskopf等，为粒子物理辩护时所诉诸的，主要是”物理前沿”、”对自然的基本理解”、”发现自然规律”、”提供统一的世界图像”等还原论理据。

由于历史原因，这些理据，对于长期受还原论思想浸润的粒子物理学家、政府官员和一般公众，具有不容低估的说服力。直到今天，丘成桐为对撞机游说时所依赖的，主要也还是这些还原论的理据。

但是，这些理据，由于Philip Anderson1972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4]在物理学界的影响力迅速衰退。

Anderson的基本思想是：每一领域内的基础研究，是理解该领域现象的必要条件，必须支持。但不同领域间的还原，由于尺度不同和复杂性的牵扯，不可能导致（复杂领域从简单领域出发的）重构。

因此，粒子物理尽管在还原论的意义上是最基础的领域，对其它领域的研究却不可能提供什么帮助，因而不应该享有任何特权。

当时的这些辩论，并没有影响粒子物理自身的发展。其最大成就，就是从60年代到80年代逐步确立起来的标准模型。吊诡的是，这一粒子物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却把粒子物理带入了最深刻的危机。

首先，成功推高了期望。如果使用还原论的方法，通过引入恰当的对称性，可以得到弱电统一理论；那么进一步引入更大的对称群，理应导致更为成功的统一理论的发现。但实际上，统一弱电理论和（处理超强相互作用的）色动力学的种种努力，统归失败，更不必提统一所有自然规律的理论了（Theory of Everything）。

于是，粒子物理学家面临的形势是：在标准模型范围内，一切都对，因此已经没有什么开创性的工作可以做了； 而一旦超出标准模型，则什么都错，即除了数学玄思以外，也无从做起。期望的落空导致对（还原论）方法的怀疑。后者更因粒子物理的内部发展而强化。

我这里指的主要是对称破缺、重整化群、脱耦定理和有效场论。脱耦定理和有效场论的兴起，有力地支持了Anderson的涌现论立场：即就自然规律而言，物理世界是个由大体上相互独立的层次构成的等级结构。

如果在粒子物理领域内，高能过程对低能区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脱耦），那它们对其它物理领域就不可能有任何影响。仅此一条，就使上文提到的为对撞机做公关的还原论说辞失去了依托。

标准模型的主要创立者之一，Sheldon Glashow, 在我组织的《量子场论的概念基础》讨论会（1996年3月）上指出：”粒子物理已经不再研究（在自然界）发现的物质，而是研究用可观代价制造出来的物质。tau轻子或W 介子永远不可能有实际用处。K介子发现已有半个世纪了，从来没有得到任何实际应用。（这类研究）不是对可带来繁荣的经济活动的有效投入，而是象喝苏格兰威士忌或听歌剧那样的纯粹支出：享受起来很舒服，但它提取而不是增加经济资源。”[5]其次，成功还带来了幻觉，以为公众和政府还会象”黄金时代”（战后到60年代）一样，毫无保留地支持对无穷无尽物质奥秘的一切奢华探索。

而实际上，由于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消失，粒子物理的进一步发展对美国残留的唯一价值，即国际威望（社会价值），已经毫无意义。为此所需付出的（人才和资源上的）代价，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即西欧和东亚的经济崛起及它们在国际市场上与美国的残酷竞争，对美国说来已经成为不可承受的负担。

因此，美国的科技决策界，经过30年的犹豫（其中高能物理学界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不容低估），到了90年代初，特别是克林顿政府上台以后，终于痛下决心，放弃了基于还原论的对基础研究迷信的旧（Bush）模式，启动了以刺激经济、产业和生产力为主要目标的新模式。新模式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SSC。[6]

不过，只要注意一下美国政府对”人类基因库”、”信息高速公路”、”大脑研究创议”等项目的支持，就可以知道，新模式并没有放弃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只是支持的必要前提是，研究必须为上述主要的经济-社会目标服务。

粒子物理的麻烦是，它毫无可能满足这一必要前提。

内外交困的粒子物理，到了90年代中，其危机深重已是不争的事实。小打小闹的诺贝尔奖得主不算，就标准模型的几位主要创立者而言，贡献最大的非Murry Gell-Mann 莫属。他从80年代起就离开了粒子物理，转而推动复杂性研究。

我问过他原因。他说没什么可做了，剩下的让博士后去做吧。当然，他是大手笔、大眼界：粒子物理已经成熟，没有什么开创性的工作可做了。能做的，既没有实用价值，也不能在理论上真正推进人们对物理世界的认识，那还值得做吗？

Glashow 的相似立场前面已经提到。当然，他觉悟得比较晚，到中间玻色子发现了才死心。至于Steven Weinberg，他当然绝不放弃他那还原论的终极理论的梦想。 但他也明白，物理上真正有意义有用的的还是有效场论。

到1995年他出版The Quantum Theory of Fields一书时, 已把我和Schweber合作的专批还原论、提倡有效场论的长文[7]列入参考文献。在1996年3月的会上，他自己也大谈有效场论。[8]身处危机，搞理论的可以改行；搞实验的就意味着丢饭碗，因此需要公关（公关就免不了忽悠）。

公关的基本手法其实也简单。一是夸大科学意义，二是拼凑附带好处，三是压低估价。对于欧美富国来说，最重要的当然是科学价值。真有价值，他们并非不肯出钱。

CERN要上LHC，就极力夸大上帝粒子（Higgs 粒子）的重要性, 政府和公众一时信了，结果筹够了钱。后来，Higgs 粒子终于发现了，那又怎样？的确，它证实了Weinberg 1967年的猜想不错。

但宇宙的奥秘就此打开了吗？当然没有。

Nobel Citation 对这项发现的意义也是高估了的。其实，它对理解质量起源并无贡献：质量仍然只是经验参数，只不过改头换面，以耦合常数的面目出现而已。

2012年夏天，Erice暑期班庆祝QCD问世 40周年。Higgs也来了。当时从日内瓦传来的消息已经十分激动人心。

Higgs 对我说:”你20年前问我，什么是Higgs 粒子的本体论地位，当时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我问:”那现在呢？”

他说:”还是不知道。”[9]

应邀作了题为”Key Steps Toward the Creation of QCD” 的特邀报告后，歌舞表演晚宴前，与量子色动力学的主要创立者Murry Gell-Mann 的合影。

 

（2012年6月曹天予教授在量子色动力学问世40年庆典上与Higgs合影。）

2013年夏，我们又在Erice相遇。那时日内瓦来的消息，Higgs粒子基本定局。Higgs本人当然很兴奋。但他也知道这个发现并没有那么重要。

那次我讲的就是Higgs粒子的本体论地位。我讲完后，有位Paolo Giubellina来找我，他是LHC的Alice Experiment的发言人，当时Higgs也在场。

我说:”你们把宝全压在上帝粒子上。现在上帝粒子已经找到，你们该散伙了吧？”

他答道：”那可不行。多少人哪！以前不夸大上帝粒子搞不到钱。现在公关得另辟蹊径了。”

我问他公关有什么新思路。

他答道:”我明天就到北京去，看中国人是否愿意出钱。”

他去北京以后的故事我不清楚。但北京是欧美面临散伙的实验物理项目的首选公关目标， 却是定而不移的事实。

回过头来看丘-杨的基本分歧。就对撞机的科学价值而言，丘成桐强调它是”探索宇宙奥秘”、”大自然奥秘”、”在基础科学方面有可能出现重大原创性突破的地方，将有助于探索整个宇宙物资的基本结构是如何形成的。”

这些大而无当的空话之外，他也具体提到了”其科学目标是精确测量希格斯玻色子的性质以及探索标准模型背后更基本的物理规律”以及”寻找超对称粒子”。[10]

杨振宁则指出，希望发现超对称粒子”只是猜想加猜想“。至于”精确测量希格斯玻色子的性质”，杨没有、也不必有任何回应。道理很简单：希格斯玻色子一旦发现，精确测量其性质的意义，就和再去精确测量牛顿引力常数的意义差不多。但后者至少还有些实用价值，而前者则毫无意义，除非能导致超越标准模型（发现其”背后更基本的物理规律”）。

但数学家丘成桐并没有对”精确测量”如何能导致”超越”给出任何提示，所以说来说去还是空话。其实，要超越标准模型而又不涉及超对称粒子，数学家绝对无能为力；光靠实验专家，也完全无望；就连精通数学又熟悉实验精微的粒子理论物理学家，也还得好好花些功夫，才能有点头绪呢。头绪都没有，”精确测量”能有什么科学价值？

对建造对撞机的科学价值，杨振宁的判断可以说是一锤定音。对其应用价值、社会价值和（资源-人才）代价，他的判断也是一锤定音。

其实，他说的道理，早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在前文提到的93年讨论会上，Ken Wilson 特地问应邀与会的Bob Solow （专攻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987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基础物理（主要是粒子物理）对美国经济增长有无贡献？”

回答很干脆，象杨振宁一样：没有。对于社会价值，丘成桐提到了”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但杨振宁看得清楚，对撞机的设计、运转与分析的主导权必定落在外国人手里。也就是说，中国只能成为花钱让外国高能实验界撞大运、保饭碗的冤大头，这种国际形象，对中国有什么社会价值？！

丘成桐还有一点意见，杨振宁没有回应， 我来作点评论。

丘成桐说：”现在在中国反对建造对撞机的科学家们，有谁是高能物理的实验专家？”如果只有实验专家有发言权，那数学家丘成桐早该打道回府去做数学了，凭什么资格花那么多钱（谁的？）在中国到处游说？

科学社会学的基本常识之一是，科学家是个重要的社会群体，但也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当前深陷危机、正为存活挣扎的高能实验物理共同体，正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的利益是否与全社会的利益一致，不能由它自己说了算，而需要社会公众来做评判。

让SSC下马的美国国会议员中，有几个是高能物理的实验专家？如果丘成桐认为民主国家的科技决策权只能留在专家手里，那他应该先到华盛顿去游说，把美国的科技决策制度先改了，然后再来教训中国政府和中国公众不迟。

从几千万离乡背井打工蚁居的农民工身上挤出来的上千亿元应该怎么花，能让几个实验专家说了算吗?

[1]丘成桐：关于中国建设高能对撞机的意见并回复媒体的问题（2016年8月29日，见http://news.kedo.gov.cn/feature/answer/848997.shtml）

杨振宁：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 （2016年9月4日，见科学公众号《知识分子》）。

[2] 参看S. S. Schweber 1992年6月在第三届国际粒子物理学史专题讨论会上的发言（”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Rise of the Standard Model”， in The Rise of the Standard Model, [Cambridge U. Press, 1997], 645-684）; T. Y. Cao 1993年4月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科技史研究中心的讲演（”Fundamental Physics in Transformation”, La Letter de l’Association Henri Poincaré, No. 8 (June 1993), 5-9）.

[3] 这些说法的具体内容和文献出处，可在脚注2的两篇文章中找到。

[4] P. W. Anderson: “More Is Different”, Science, 177 (4047) [4 August 1972]: 393-396.

[5] 参看 Sheldon Lee Glashow: “Does quantum field theory need a foundation?” in Conceptual Foundation of Quantum Field Theory (ed. T. Y. Cao, Cambridge U. Press, 1999), 74-88.

[6] 无知者竟说这”使一代美国人失去了梦想的勇气”，简直不知所云。

[7] T. Y. Cao and S. S. Schweber: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and Philosophical Aspects of Renormalization Theory”, Synthese, 97:1 (1993), 33-108.

[8] See Steven Weinberg: “What is quantum field theory, and what did we think it was?” in Conceptual Foundation of Quantum Field Theory (ed. T. Y. Cao, Cambridge U. Press, 1999), 241-251.

我国学者可重整量子引力的引力波验证（连载1）

时间：2019-11-28    点击：56 次    来源：湖北大学    作者：NES量子与宇宙   – 小 + 大

摘要：本文通过引力波实验结果，提出对广义相对论中引力扰动的作为力和作为几何度量的两种功能进行验证和确定的方案。同时，将其与双变量度量量子引力，进行了体制上的比较。

注：本文说明邵氏团队开创性的工作，已经取得巨大突破。采用圈量子理论将引力的量子化、重整化成功，将量子引力与宏观引力实现统一。而且，所发现的空间张量与引力扰动量相等在宏观上就是宇宙膨胀量与引力的相等。这个理论值得用实验检验验证。特此推荐。李小坚

李小坚      推荐评注：

西方的超引力理论，不如东方新圈量子引力理论。国内邵常贵教授团队的圈量子引力理论工作，已经超越他们。而此重要工作没有人关注，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国内邵常贵先生的《量子引力—-空时与引力的新体制》、《空间时间的量子理论》，深入研究和发展了LQG，已经完成了空间量子化，时间的量子化，引力的量子化，重整化的结果消除了引力发散性。并且，有希望对四种力的统一，有望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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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到，中国物理学会期刊网 发文：

昨夜，三位超引力理论提出者获300万美元基础物理学特别突破奖

https://mp.weixin.qq.com/s/lFk4qDMT2NG3E9R-xGc55A

编译 | 七夕夜的三叶草

校对 | 于槐、高木槐

当地时间2019年8月6日，基础物理学突破奖评选委员会（The Selection Committee of the Breakthrough Prize in Fundamental Physics）宣布，奖金高达300万美元的2020年基础物理学特别突破奖授予超引力的提出者，物理学家Sergio Ferrara（CERN）、Daniel Z. Freedman（MIT和斯坦福大学）和Peter van Nieuwenhuizen（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这三位科学家因提出了超引力理论而获此殊荣。在超引力理论中，描写基本粒子量子变量成为描述时空几何的一部分。

此前该奖获得者包括首次发现射电脉冲星的约瑟琳·贝尔·伯奈尔（Jocelyn Bell Burnell）、斯蒂芬·霍金、在发现希格斯玻色子的实验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七名科学家，以及探测引力波的LIGO合作团队。

评选委员会主席爱德华·威滕（Edward Witten）说：“超引力的发现是在描述时空动力学时引入量子变量的开始。引人注目的是，爱因斯坦方程可以被推广成为所谓的超引力理论。”

突破奖的设立者之一Yuri Milner说：“当我们想到人类想象力的伟大作品时，我们通常指的是艺术、音乐和文学。但一些最为深刻而美丽的作品是科学家创造的。过去几十年来，超引力一直激励着物理学家，这个理论中可能蕴含着关于现实本质的深刻真理。”

Ferrara、Freedman和Van Nieuwenhuizen是超引力的构建者。超引力是1976年提出的一个极为有影响力的理论，它成功地将引力整合到一种特定的量子场论当中。量子场论是用符合量子力学定律的场来描述自然界中基本粒子和相互作用的理论。

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建立的标准模型是一种量子场论，至今仍是物理学中得到最精确验证的理论，其成果包括预言希格斯玻色子的存在。然而，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标准模型并不完备。特别是它只描述了自然界的三种作用力：它没有考虑引力，而引力属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领域。此外还有许多谜题无法解答，比如一些粒子的质量比预期值低许多个数量级，也没有任何粒子可以解释暗物质这种遍布整个宇宙的不可见物质。

然后到了1973年，物理学家发展了“超对称性”原理，它扩展了标准模型以包括新的粒子家族。超对称性理论假设，每一个已知的粒子都有一个看不见的“伙伴”：费米子（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比如电子和夸克）有玻色子（携带作用力的粒子）作为伙伴；而玻色子（比如光子）则有对应的费米子作为伙伴。

虽然这些“超玻色子（super-boson）”和“超费米子（super-fermion）”是否存在还有待实验证实，但超对称性因其强大的解释能力而引人注目。它将费米子和玻色子的特征联系起来，作为一种潜在对称性的表现形式——就像不同的形状可能是同一个物体在镜子中的不同的反射一样。它还为标准模型中一些令人困惑的谜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其中包括解释粒子微小质量的机制，以及暗物质的自然候选者——暗物质就像是假设中的“超玻色子”一样，质量大但不可见。

但是要想用超对称性来描述我们周围所确实看到的现象，比如苹果落地，那就必须将超对称性扩展到包括引力。这正是 Ferrara、Freedman 和Van Nieuwenhuizen 曾下定决心要实现的目标。他们三人的合作开始于Ferrara和Freedman 1975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多次讨论，接着是与Van Nieuwenhuizen的合作，最终通过当时最先进的计算机上一系列冗长繁复的计算而完成：他们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包括“引力微子（gravitino）”的超对称理论，引力微子是引力子（携带引力的玻色子）的超对称伙伴粒子，它是一种规范费米子。

超引力理论不是广义相对论的替代理论，而是广义相对论的超对称版本：这个理论中使用的代数包含了表示部分时空几何的变量——在爱因斯坦的理论中构成引力的几何。

自从超引力理论提出四十年来，它一直对理论物理学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超引力理论表明，超对称性能够解释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看到的所有现象，包括引力。它代表着我们目前对粒子物理学理解的完成，对“自然界的什么理论同时与量子力学和狭义相对论这两个基本原理相容？”这一问题给出了一个严格缜密的数学解答。它还为建立一个从基本层面上描述时空的完整的量子引力理论提供了基础——人们现在依然为之奋斗。

1981年，威滕证明，这个理论可以用来为广义相对论中一个极其复杂的定理给出一个相当简单的证明。在那之后不久，超引力被整合到弦理论中——当描述低能量的相互作用时，弦理论实际上等价于超引力。这是1984年麦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和约翰·施瓦茨（John Schwarz）的证明的一个极为关键的组成部分，他们的证明使得超弦理论得以建立在稳固坚实的数学基础上。超引力在库姆伦·瓦法（Cumrun Vafa）和安德鲁·斯特罗明格（Andrew Strominger）关于量子黑洞的研究，以及后来在胡安·马尔达西纳（Juan Maldacena）等人的“全息”引力理论的发展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超对称和超引力的概念非常令人信服，物理学家至今仍在苦苦寻找实验证据来证实他们的预测。Van Nieuwenhuizen表示：“超引力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超对称粒子的发现，而这只有实验物理学家才能解决。“

科学家希望，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的实验中会出现这些粒子的证据。不过到目前为止，证据还没有出现。如今，物理学家正在扩大他们的研究范围，寻找新粒子的非传统特征，包括超对称性和超引力预测的那些特征。他们也在精确地测量那些已知的过程，观察是否存在与标准模型的预测不一致的地方。

Van Nieuwenhuizen说：“让我们希望大自然会意识到我们的努力。通过解决那些长期存在的问题，这个美丽的数学模型已经为物理学做出了贡献，而它在数学上的贡献甚至更大。我希望它不仅仅是数学和物理中的工具，而是一种物理现实。”

Freedman说，超引力的概念源于对携带力的粒子的认识，这些粒子与强、弱和电磁力有关，我们已经在自然界探测到了它们。“在我看来，大自然很有可能也知道超引力。”

按照计划，在本世纪20年代中期，大型强子对撞机将进行升级，这将为物理学家提供更多数据，以便继续寻找可能存在的任何新粒子。

Ferrara认为，超引力被实验验证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在预测存在希格斯玻色子之后，我们花了将近60年的时间才发现它。对于超引力，我们也需要差不多同样长的时间。”

Peter van Nieuwenhuizen在得知自己获奖后接受了采访，下面是来自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官网刊发的对话。

李小坚评注：

西方的超引力理论，不如东方新圈量子引力理论。国内邵常贵教授团队的圈量子引力理论工作，已经超越他们。而此重要工作没有人关注，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国内邵常贵先生的《量子引力—-空时与引力的新体制》、《空间时间的量子理论》，深入研究和发展了LQG，已经完成了空间量子化，时间的量子化，引力的量子化，重整化的结果消除了引力发散性。并且，有希望对四种力的统一，有望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理论。

据一位朋友告诉我们，正确的科学研究道路很重要；他参加的2009年8月上旬北师大圈引力（loop）会议，感到加拿大圆周物理研究所的学者，用扭量理论构造微观粒子拓扑形态的假说模型，与我们的三旋密码的论证类似，然而出发点与结论却不相同。他请教过国内圈引力学者，认为上述扭量模型的探索可取，但未必能得到可计算的有效结论，特别是能否进行费曼路径积分是个没有解决的大难题。关于loop理论，有人说到现在20年的发展，科学界已经造就了几个中心：一个是加拿大的圆周研究所（PI），PI的核心人物是lee smolin（李.斯莫林），他写了一本科普书《通往量子引力的三条路途》；另外的一个是法国的Rovelli组；一 个是美国的ashtekar组。

在中国对圈量子引力理论，做出突出贡献的有北京师范大学马永革；江汉大学邵丹等分别领导的小组，及湖北大学邵常贵教授，武汉科技大学的邵亮教授，他们在做圈量子引力。他们所取得的成果为国内之翘楚，深受国际学术界瞩目。
邵老师团队基于圈量子理论的突破，是量子理论与广义相对论的融合的典范，是统一理论成功案例！

我们中国人一起共同发展，完全可以实现一个由中国人提出的代表中国文化的创新统一理论！

参考：

1.空间时间的量子理论_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9%BA%E9%97%B4%E6%97%B6%E9%97%B4%E7%9A%84%E9%87%8F%E5%AD%90%E7%90%86%E8%AE%BA/8159033?fr=aladdin

2.《空间时间的量子理论》(邵亮，邵丹，邵常贵)【摘要 书评 试读】- 京东图书 https://item.jd.com/10844783.html?dist=jd

3. 量子引力世界开放论坛（使用文字：中，英，日） 2018-10-20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400625

4.如下工作，邵常贵团队的重要贡献：

附录I：本书重要结果与符号使用索引（书目） 

文小刚：物理学的新革命——凝聚态物理中的近代数学 |

文小刚：物理学的新革命——凝聚态物理中的近代数学 | 众妙之门

中国现在还有人在努力推动中国的大对撞机！那个毫无意义的工程，将让那些顽固的傻瓜撞上南墙！那些好大喜功的人，将浪费中国的一大笔财富，满足其好奇心。

对自然世界的本质的研究探讨，必须是理论先行。中国的理论物理研究应该再加大一些科研投入，或可以取得世界领先的成果。

在国家财力许可的条件下，也可以花点钱来满足科学家的这种好奇心。何况还有政治需要，在政治优先的情况下，中国人还是玩得起这样的大玩具的。

但中国乃至全世界，仍然应该记得有杨振宁这样的科学家，提醒过关于建造中国大对撞机的科学的、理性的意见。龚先生也提出了龚学学术意见，我们的网站也发布过我们的意见。

正是中国谚语云：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最终，实践将检验一切！时间将检验一切！历史将检验一切。

Inside the plans for Chinese mega-collider that will dwarf the LHC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8-07492-w?utm_source=briefing-dy&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briefing&utm_content=20181123

Physicists at Beijing’s Institute of High Energy Physics (IHEP) are are designing the world’s biggest particle smasher. If built, the 100-kilometre-circumference facility would dwarf the 27-kilometre Large Hadron Collider (LHC) at CERN, Europe’s particle-physics laboratory near Geneva, Switzerland — and would cost around half the price.

The ambitious 30-billion-yuan (US$4.3-billion) facility, known as the Circular Electron–Positron Collider (CEPC), is the brainchild of IHEP’s director, Wang Yifang. He has spearheaded the project since the discovery of the elementary particle called the Higgs boson at the LHC in 2012.

The CEPC will produce Higgs bosons by smashing together electrons and their antimatter counterparts, positrons. Because these are fundamental particles, their collisions are cleaner and easier to decipher than the LHC’s proton–proton collisions, so once the Chinese facility opens, in about 2030, it will allow physicists to study the mysterious particle and its decay in exquisite detail.

Last week, IHEP published a milestone report outlining the blueprint for the collider. Initial funding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has come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ut the design is the work of a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of physicists and the team hopes to garner funding from around the world. (Researchers behind a long-planned rival ‘Higgs factory’ known as the International Linear Collider expect to learn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whether Japan will stump up the cash to host it.)

The blueprints reveal that the Chinese collider would run in a circle 100 metres underground, at a location yet to be decided, and host two detectors. At the end of its ten-year lifespan, the electron–positron machine could be upgraded to collide protons at energies seven times those of the LHC at its peak. Ahead of the report’s publication, Nature spoke to Wang about the project.

After six years of design work, an international board of experts says the collider is ready to proceed. Construction could begin as early as 2022. What happens now?

We are working on the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at the moment. No one has ever built a machine this large before, and we want to minimize the cost. Its specifications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any other machine in the world in the past, and we have to prove that it is feasible.

Two years ago, the collider’s inter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said the project lacked international involvement. Has there been progress on that front?

It has not significantly changed, because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is still limited by the financial commit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hey are all interested, but they need to get endorsement from their funding agencies. They are waiting to hear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osition on whether to fund it, and that decision depends on the outcome of the R&D. But CERN is working on a new European strategy for particle physics, so we hope that this time the CEPC can be included. A similar process will happen in the United States, probably in the next year or 2020. We hope it will be included in both.

A Chinese collider operating in the 2030s would be in direct competition with CERN’s own plans to build a successor to the LHC. Do you think there is a need for more than one mega-collider?

It’s too early to say this is a competition. I think it’s good to have different proposals and to explor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ach proposal thoroughly. Then we can see which one is more feasible, and the community will decide.

Do you think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ould accept China becoming the global centre of high-energy physics, given that the country lacks free access to the Internet and has significant government controls?

Such a centre would help China to become more internationalized, more open towards the world. And it is going to bring more resources to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People at the very beginning may feel that it is not as convenient compared to Switzerland. But we hope that the collider would be a good thing, at least for the Chinese. Also, I don’t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only centre in the world. Historically, we always have had many particle-physics centres, although now we have fewer and fewer. But I really hope we’re not going to be the only one. If you have no competition in a field, at some point you’re going to die.

China is undergoing something of a boom in accelerator facilities at the moment. Tell me about some of those plans.

The spallation neutron source in Dongguan is now operating. It is small but good enough. IHEP is also planning a 1.4-kilometre-circumference light source to be built in Huairou, northern Beijing, at a cost of 4.8 billion yuan. This is a circular electron accelerator that can generate synchrotron radiation — X-rays with extremely high intensity. These are useful for almost every research discipline, including materials science, chemistry, biology, environmental science, geology and medicine. We believe the government is going to give its final approval for the project by the beginning of next year, and then we can start construction. We think it would be a world-leading machine. Most light sources are upgrades from existing machines, so they are limited. We can use the best configurations, the best technologies, without constraints.

The institute is also pitching to fly an experiment — a detector measuring highly energetic particles known as cosmic rays — on China’s crewed space station, set to launch in 2020. What will it do and how will it improve on existing experiments?

We want to know where cosmic rays come from, and how they get such high energy.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Universe. We would also like to use it to search for new particles, such as dark matter, which cannot yet be generated by accelerators on Earth. One of today’s best experiments for studying this is the Alpha Magnetic Spectrometer (AMS) on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which has not yet seen clear evidence of dark matter. That means we need experiments that can detect more particles, and at higher energies. The High Energy Cosmic Radiation Detection experiment will be able to study particles roughly ten times the energy of the AMS, and measure their energies with better resolution. We’ve almost finished our design and we’re now trying to get support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re probably talking about US$200 million to $300 million for the detector. It’s on the list of candidates for possible projects for the future Chinese space station. We have to wait, but I am optimistic.

Do you think high levels of science funding in China will continue?

The government is certainly interested in supporting science. They hope every penny they invest is worth something, and sometimes we in high-energy physics disappoint them — we’re not able to immediately generate results.

Has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ffec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cientists?

It’s difficult at the moment. If we organize a conference in China, people from US universities can come freely, but people working at US national laboratories say they can’t get permission. Also, going the other way, it’s very hard for Chinese scientists to get an invitation letter to those laborato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 really hope this is just temporary and politicians can realize that the exchange of scie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science is mutually beneficial.

doi: 10.1038/d41586-018-07492-w

This interview has been edited for clarity and leng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