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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葛墨林院士:我同意杨振宁,中国不应建大加速器

转发理由:《红灯记》中有唱词:我家的表叔,数不清!

另有:暗号照旧。我们也有反对建大对撞机的意见。英雄所见略同。并祝福表叔端午节安康!特此转发。——–李小坚

葛墨林院士:我同意杨振宁,中国不应建大加速器
科技日报 报人刘亚东 2019-6-5
https://mp.weixin.qq.com/s/dvjJQc5723QuMh6Y_FhO4g科技日报记者 高博

 

中国应不应该建大加速器?这一争论尚无公认答案。加速器即用电磁场驱动带电粒子,使之累积能量后迎头对撞,研究碎片产物,以寻找新的粒子。2015年开始,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提出建立世界最大的加速器CEPC。两位物理学家王贻芳和杨振宁分别支持和反对这一设想。

最近,中科院院士、南开大学物理学教授葛墨林对科技日报记者表示:他支持杨振宁,不赞同建设大加速器。

问:您为什么不同意建大加速器?

答:现在高能物理学的最大困难还不在于造超高能新的加速器,而是没有公认突破标准模型的可靠新理论,从而有确切检验的预言,也就是说,根本不知道做什么崭新的物理。上世纪中期开始,量子场论(尤其规范场)和夸克模型逐渐发展起标准模型,实验发现预言的渐进自由、Z、W粒子等,是很大成功。其后,除了中微子理论、实验外,就没有太大理论创新。1970年代到现在,虽然有人提出很多超越标准模型的理论,但没有哪个像标准模型提出的物理那么清楚。

高能物理发展到现在,具有工程特点:理论上一定要特别清楚:要找什么?预计是什么样子?否则不值得投钱。

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就明确要找希格斯粒子。验证希格斯粒子后,LHC基本任务完成,遗留大量数据继续分析处理。但它已经花了上百亿欧元,很想继续做下去,包括向更高能量发展。

受其鼓舞,日本想建国际超高能直线对撞机中心(ILC)。但日本政府刚宣布砍掉了这个项目。原因很简单:不知道做什么物理,花费巨大,不值得。

问:超弦理论不能去测吗?

答:超弦理论在思维上有启发,但它缺乏实际物理后果,没提出很多可测的东西。我记得,弗里曼·戴森(美国物理学家)15年前来南开,跟我说过,50年之内根本不可能去测量的东西,不要去搞。有人提出造大加速器去检验宇宙初期的奇点,这是我无法理解的。

问:有意见指出,美国当年下马超级加速器项目SSC,使物理研究中心转移到了欧洲。您怎么看?

答:在当代,高能物理已不是物理关注的重点,更谈不上“中心”。美国20多年前砍掉了SSC,我认为不是傻。美国支持的项目花钱不多,但支持奇思妙想,巧中取胜,切中物理发展的核心,也出了很多诺贝尔奖。LHC花了那么多钱,也只是验证了Higgs几十年前写的两三篇文章,为Higgs拿了一个诺奖。

CEPC的造价,我听到的数字:一开始提的是300亿元。但这个数字不包括基建。挖那样大直径、那样深的一个隧道,单位成本高过地铁,可想这笔数目小不了。

当初美国为什么把SSC已经挖好的一部分洞都填上,就是怕不断加码钓鱼——“钱已经花了,不继续花也不行。”当时已投入20亿美元,断然下马,这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后来美国在他们大力支持的领域,收获极大。

有报道称一些国外学者积极支持CEPC,我建议他们首先应当说服他们的政府出资加入这个方案。

问:CEPC的支持者指出不存在资金无底洞,一个理由是国内关键技术比较成熟,而且人员项目经验丰富。

答:我们的技术和人才实力,与欧洲还无法相比。比如加速器的核心技术是强磁场,LHC能建成,因为欧洲有磁场技术。而我的了解是,中国的超导磁场技术做不出用于这种加速器的强磁场,甚至连准确测量强磁场也做不到。造出CEPC需要的强磁场,还需要有理论上、材料的突破,并不容易。

我国在单、双环对撞机分支有些人才,距LHC要求甚远。而在LHC工作的多为数据分析人才。中微子实验离此目标也甚远。

问:通过CEPC带动关键技术突破,这也是一种效益吧?

答:与其说加速器带动技术突破,不如说它是将现有的技术用上。我认为,如果国家觉得强磁场技术有用,那就给强磁场课题,没必要扯上高能物理。

现在国家急需做的事很多。核废料处理需要造加速器;散裂中子源已列世界四大实验室之一,其后续需大力支持,才能测量轮机叶片材料;再如各种光源;再如我国半导体器件落后,源于基础太差。但现在,我国物理所已有MRAM(磁阻内存)下一代器件的专利,如果技术转移成功,将可能根本改变行业面貌,但我没看到有人呼吁向这个关键方向投资。

问:不建大加速器的话,我们靠什么发现高能量区的物理?

答:探测宇宙射线。高能粒子发现历史上,宇宙射线起了很大作用。

王淦昌先生在1990年代跟我说过,靠加速器要发现TeV级的粒子,几乎不可能。但是TeV级的宇宙射线,虽然不知道原因,总是会来的。我们要发展宇宙射线,花钱不多,耐心积攒数据,到一定程度就有重要发现。

我同意王先生的观点。可惜我们国家对宇宙射线不够重视,因为加速器三、五年能做出来成果,而宇宙射线或许要积累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问:探测宇宙射线更有前途,这有什么证据吗?

答:比如中科院2015年年底上天的“悟空”卫星,不久前发现一个1.4TeV左右的突起信号,可能是新粒子的迹象。“悟空”这样的探测项目也就花几个亿,还搭载不止一种探测器。

在此前,美国花1000多万美元在南极放气球,我国学者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了以前没发现的高能粒子的迹象,虽然误差比较大;受此启发,欧洲、美国后来也证实有数据突起。有人猜它可能会突破标准模型。这可能是对王淦昌先生预见的支持吧。

杨振宁:盛宴已过

杨振宁:盛宴已过

肖洁 科学网 5-1

作者 | 肖洁

https://mp.weixin.qq.com/s/pYjs2cb18XxguYyeGFMoBw

“我的看法完全没有改变。”

4月29日下午,北京雁栖湖畔,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庞大的新礼堂座无虚席。端坐在台上白色沙发里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先生,他很坚定地给台下一位研究生“泼了一瓢冷水”。

这位研一的男生来自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未来即将从事CEPC(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的预研工作。

年轻人首先表达了对这位著名物理学家的崇拜,然后对于曾在几年前明确表示反对中国建造大对撞机的杨先生热切问道:“我想代表我所有的同学再问您一次,您现在对我们建造CEPC的想法有没有改变?”

国科大最大的礼堂座无虚席

清晰表明反对态度后,杨振宁强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建议大家去看他2016年在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在那篇文章里,杨振宁细数了反对中国马上开始建造大对撞机的七大理由:

其一,建造大对撞机美国有痛苦的经验,这项经验使大家普遍认为造大对撞机是进无底洞。杨振宁认为中国建造超大对撞机的预算不可能少于200亿美元。

 其二,中国仍然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建造超大对撞机,费用奇大,对解决燃眉问题不利。其三,建造超大对撞机必将大大挤压其他基础科学的经费。其四,多数物理学家,包括杨振宁在内,认为超对称粒子的存在只是一个猜想,没有任何实验根据,希望用极大对撞机发现此猜想中的粒子更只是猜想加猜想。

其五,七十年来高能物理的大成就对人类生活有没有实在好处呢?杨振宁的答案是“没有”。至少未来三十、五十年内不会有。

其六,建造超大对撞机,其设计以及建成后的运转与分析,必将由90%的非中国人来主导。如果因此能得到诺贝尔奖,获奖者一定不是中国人。

最后一点,杨振宁认为,不建超大对撞机,高能物理仍然有其他方向值得探索,比如寻找新加速器原理,比如寻找美妙的几何结构,如弦理论所研究的。

“中国现在做大的对撞机,这个事情与我刚才讲的内容有密切的关系。”杨振宁此行是作为“明德讲堂”演讲嘉宾,来与国科大学子分享自己的学习和科研经历的。

杨振宁回忆在美科研生涯

在与学生们现场交流之前,97岁高龄的他已经脱稿侃侃而谈了四十五分钟。“我刚才讲过,一个年轻的研究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其实不是你学到哪些技术,而是要使你自己走进未来五年、十年有大发展机会的领域,这才是你做研究生时所要达到的目标。”

“而现在,是大对撞机‘没落’的时候了。”

杨振宁直言:“在我在美国做研究生的时候,这个领域刚开始大放光彩。也可以说这几十年来,它是大家认为物理学最最重要的发展领域。可是这领域不只是从今天开始,而是从30年以前开始,就已经走在末路上了。”

“可是多半人还不知道。”

杨振宁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表述了这样的观点。

那时他在美国参加了一个国际性的研讨会。在会上,物理学家们讨论以后十年高能物理向什么方向发展。谈及大型对撞机,杨振宁在那个会上讲了一句话:

“The party is over.”

“什么意思?盛宴已过。”坐在沙发里的杨先生挥挥手,补充翻译道。

The party is over.

杨振宁表示,自己当时就看出来,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高能物理的高潮,可是到了八十年代的时候,高能物理重要的观念都已经有了。“后面虽然还可以做,可是没有重要的新观点出来,尤其对于理论物理学的人来说,没有新观点,你做不出东西来,所以我那时候就讲了这句话。”

“不幸的是很多年轻人没有听进去我这句话,或者是他们只知道跟随老师,那些老师没有懂我这句话。所以今天我才讲得更清楚一点。”

而自从在2016年发表文章明确反对建造大对撞机后,杨振宁也听到了很多批评的声音。“有人跟我说,杨振宁你这话完全错误。因为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就很重要。”

2012年科学家宣布发现了一个新粒子,与希格斯玻色子特征有吻合之处。2013年3月14日,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发布新闻稿表示,先前探测到的新粒子是希格斯玻色子。

这一成果也很快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个贡献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它证明了上世纪的那些理论是对的。”杨振宁说,“可是这重要的贡献的理论起头,不是现在,不是20年前,也不是30年以前,而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了。”

希格斯玻色子的实验,是6000人合作的结果。每篇论文的署名自然也是好几千人。

“这个实验做完了以后,这个机器不能再做下去了,要造更大的对撞机,需要花更多的钱,至少要200亿美元。”杨振宁说,“别的国家没钱,大家说中国有钱。”

“我知道我的同行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反对)是要把他们这行给关闭掉。可是这个对撞机要花中国200亿美元,我没办法能够接受这个事情。”杨振宁说。

“我没办法能够接受这个事情”

这句话引来现场一些观众的掌声。但先前提问的那位研究生非常不服气,他接着向杨振宁“挑战”:

“您讲到科研成功的第一步就是兴趣,我们对高能物理是有兴趣的。200亿美元的经费也是一个长期的投入,我们并不是一年就把它花完,与其分散做很多小项目,我们想的是做一个大项目。而且高能物理到底有没有前途,不是还得靠我们的努力吗?”

杨振宁表示赞赏这位研究生的态度。但是他反问道:高能物理的研究,是不是目前整个世界科技发展的总趋势呢?

在他看来,整个的科技发展以及每个科技领域内部的发展,都是在经常地改变。19世纪的物理学所研究的东西、研究的方法、研究的态度,跟20世纪是不一样的;那么21世纪物理学发展的趋势、研究的题目、将来成就的方向,跟20世纪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交流中开怀大笑

“20世纪后半世纪最红的物理学是高能物理。而上世纪非常红的东西,到这个世纪还继续红下去,是很少有的。你为什么不考虑21世纪将要发展的是什么呢?”他再次反问。

杨振宁以自己戴了二十年的助听器为例,这方面的技术不断更新换代,他每隔几年换的新助听器性能越来越好,特别最近两年有革命性的进展。而这一进展则来源于丹麦学者对于声学的研究。

他相信这方面的科技还会继续发展,也是一个很有前途的研究方向。

杨振宁最后直截了当地说:“我懂高能物理,我认为你不要走这个方向。”

一直站在杨振宁身边主持演讲和互动环节的国科大校长、中科院院士李树深笑着接过了话茬:“我曾经听过清华大学朱邦芬老师的一个报告,介绍杨先生的为人和学问。其中朱老师给杨先生的一个评价就是率真。的确,杨先生对待问题的态度就是如此率真,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观点贡献给大家。”

李树深校长(左)担任讲座主持人

(文中图片均为杨天鹏摄)

附:国内不同意见

回应杨振宁!高能物理学者:盛宴正酣!|高能物理|对撞机|杨振宁_

5-3 新浪科技_新浪网 https://tech.sina.com.cn/2019-05-03/doc-ihvhiqax6392390.shtml

文章来源:科学网

  作者 | 倪思洁

4月29日下午,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明德讲堂”上,曾浩高举的手,被主持人注意到。

他激动地站起身,接过话筒,向中国科学院院士、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提问:“您现在对我们建造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的想法有没有改变?”

曾浩刚上研究生一年级,目前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实验物理中心学习。

“我本科的时候就知道杨先生反对CEPC,但最近听说他好像改口,不反对这件事了,所以就来问一下,没想到他还是泼了一盆冷水。”曾浩告诉《中国科学报》。

讲堂上,杨振宁告诉曾浩,大型对撞机“盛宴已过”,“你不要走这个方向”。

相关阅读:杨振宁:大型对撞机盛宴已过 200亿美元预算无法接受

身处CEPC的门槛边,曾浩并非不了解同行的悲观观点。“做CEPC的人毕竟还比较少,我的同学们会觉得我们占用了他们的经费。”曾浩说。

但这次杨振宁的观点还是让他感到惊讶。

“杨先生说科研成功的第一步是兴趣,我的科研兴趣就是高能物理,如果我对材料学之类的热门领域感兴趣,就不会来做高能物理的研究生了。既然选择了这个方向,我还会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曾浩说。

然而,一场大型对撞机建造之争已被再度点燃。

朋友圈里,有人做了个“对联”:

上联:The party is over。(盛宴已过)

下联:The game just begins。(大戏方始)

横批:Collisions outside the field。(易场对撞)

针对杨振宁的观点,一些高能物理学者表达了他们的意见。

 观点一:盛宴已过?盛宴正酣!

杨振宁:“这领域不只是从今天开始,而是从30年以前开始,就已经走在末路上了。可多半人还不知道。”

方亚泉(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方亚泉(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

我敬佩杨先生在粒子物理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但这个观点我没有办法赞同。

2008年前后,我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已经做了五六年高能物理的研究工作。有一回,杨先生访问CERN,做完报告之后,他把我们这些年轻华人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会上他谈到,加速器物理的前景很悲观,劝我们转去做其他方向。

当时这些话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但我现在很庆幸自己坚持下来了。从2008年到发现希格斯粒子,前后只有三年多时间,现在回头看看,当时就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

如今,全世界的加速器物理技术都在不断发展,探测器技术在不断升级,低温技术、超导技术、大数据技术等逐渐应用到加速器上,这些技术方面的进展也给工业界带去了很广的应用前景。

 

阮曼奇(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阮曼奇(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

我很尊重杨先生,但是对这一看法并不能认同。

回顾这几十年的发展,高能物理并不像杨先生预言的那样“盛宴已过”。高能物理孕育着更大的突破,而大型对撞机项目有可能带来这一盛宴的真正高潮。

半个世纪以来,高能物理的发展围绕粒子物理标准模型展开,其发现和成果占据了约三分之一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粒子物理标准模型极为成功地描述了对撞机实验上几乎所有的物理现象,随着希格斯粒子的发现,标准模型的粒子谱已然完备。

但同时,标准模型也远不是终极理论,标准模型本身存在着诸多理论疑难,也存在大量无法解释的实验现象。

对标准模型的进一步认识乃至突破,将会极大加深人类对物质世界的理解,而大型对撞机项目将在这一突破当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今年年初,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发布了未来环形对撞机(FCC)的概念设计报告,其技术路线和科学目标和CEPC一致。这说明了整个高能物理学界对于大型对撞机项目的科学意义及技术手段的认识是高度一致的。

  观点二 :200亿美元?没那么多!

杨振宁:“这个对撞机要花中国200亿美元,我没办法能够接受这个事情。”

即使欧洲的FCC也用不了200亿美元,更何况作为基建大国的中国?

去年11月14日,CEPC发布了两卷本的《概念设计报告》,CEPC预估建设费约需360亿人民币(53亿美元)左右,其中还包括了10%的不可预见费,即为应对不可知情况而预留的费用。

CEPC的预研工作和核心技术攻关工作得到了中科院、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支持。

从去年《概念设计报告》发布以后,CEPC进入了技术设计报告环节,技术设计包括对撞机和探测器两个部分。

目前,对撞机部分的技术设计已经可以将亮度(即粒子产量)提高到原先的180%,一些关键技术有所进展;探测器方面也在进行国际合作架构和讨论。

  观点三:人傻钱多?我们走在前面!

杨振宁:“这个实验做完了以后,这个机器不能再做下去了,要造更大的对撞机,需要花更多的钱,至少要200亿美元。别的国家没钱,大家说中国有钱。”

 

金山(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金山(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

早在2011年底,已经有内部消息说希格斯粒子有被发现的迹象,我们开始考虑是否要模仿CERN的大型正负电子对撞机(LEP),建一个能量高一点的类似装置,并开始调研。

2012年7月4日,CERN宣布发现希格斯粒子。9月13日,中国高能物理学会在北京召开战略研讨会,会上我向大家汇报了调研进展。

听完报告之后,茶歇期间,中科院高能所所长王贻芳找到我,说“可不可以设想一下把你们建议的30公里周长环形加速器建成50公里周长的,之后再从电子-电子对撞机升级成质子-质子对撞机?”

在会上,我们提出了这个设想,得到的反响很好,学会马上成立了研究小组。

之后,2012年9月13日,成了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和质子-质子对撞机(CEPC-SPPC)概念正式被提出的日子。在这之后,欧洲核子中心也提出了建FCC的想法。2013年9月13日,CEPC的工作组又先于FCC成立。我们一直走在前面。

 观点四:追热点?不值得推崇!

杨振宁:“一个年轻的研究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其实不是你学到哪些技术,而是要使你自己走进未来五年、十年有大发展机会的领域,这才是你做研究生时所要达到的目标。”

徐庆金(中科院高能所研究员)徐庆金(中科院高能所研究员)

基础科学是创新的源泉。当我们大力提倡加大基础科学研究的时候,当我们号召“板凳宁坐十年冷”、耐得住寂寞攻坚克难的时候,杨先生却教导我们的研究生如何做“五到十年有大发展”、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正确选择”。

教导学生以个人短期得失为依据,而不是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及兴趣来选择研究方向,不是对学生负责任的态度。如此做法,也会对我国许多需要长期坚持才能取得重大突破的研究带来灾难。

方亚泉方亚泉

杨先生可能认为高能物理领域每篇论文署名上千人,个人显示度不高。杨先生是搞理论物理的,可以单枪匹马做研究,但是,大科学大装置是靠成百、上千、上万人一起做出来的,这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模式。在现在和将来,人类对基本物质世界的探索,需要站在全人类合作共赢的层面去考虑。

沅曼奇

学习技术和找准方向两个都很重要。但是,在科研中,如果让所有人都去追逐潜在热点,不见得是值得推崇的事情。

培养研究生,既要尊重他的兴趣和基础,也要为他们提供比较好的科研环境。杨先生的想法如果能实现,当然也是非常成功和愉快的人生,但是这样的经验不见得能推广,也不应该被推广。

中国应不应该修建大型强子对撞机?

第一张黑洞照片是否隐瞒了什么?

原创物理研究 2019-04-23 10:55:47
第一张黑洞照片是否隐瞒了什么?

第一张黑洞照片是否隐瞒了什么?

梅晓春(1) 黄志洵(2)

(1)福州原创物理研究所

(2)中国传媒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2019年4月10日,由多国天文学家合作的事件视界望远镜项目组(EHT),公布的一张黑洞照片,风靡全球。它被称为人类拍到的第一张证明黑洞真实存在的照片,并被认为再次证实了爱因斯坦引力理论。

我们不否认该项目研究人员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能得到这样的照片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但这其中也存在很多疑问,我们在此提出三个问题,希望参与实验的天文学家能够解释,并借此机会让公众了解事情的真相。

一.照片中的黑洞是真黑的吗?

这张黑洞照片(见图1)是用全球不同地点上八台射电天文望远镜,对室女座的M87星系(又称梅耶87星系)中心同时进行观测,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进行两年的分析和综合处理,在计算机上合成得到的。因此它不是真正的黑洞照片,当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图中的黑色区域代表什么意义。

第一张黑洞照片是否隐瞒了什么?

图1. 第一张黑洞照片(中间黑暗区是M87星系的中心)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天文望远镜是观测天上星光的仪器,接收的是可见光。射电天文望远镜与光学望远镜有所不同,是收集宇宙天体发射的无线电波的望远镜。在天文学的早期,没有人想到宇宙天体也会发射无线电波。直到1930年,美国贝尔电话公司的工程师卡尔·央斯基,发现来自银河系人马座方向的无线电噪音后,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并逐渐发展到现在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射电天文学。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四大天文发现:类星体、脉冲星、星际分子和微波背景辐射,都是利用射电天文望远镜获得的。

我们知道,人的肉眼能看得到的是可见光,波长为0.4 ~ 0.78微米(1微米为百万分之一米)。波长比可见光短的是紫外线,X射线和伽马射线。波长比可见光长的是红外线,远红外线,微波,高频无线电波,中频无线电波和低频无线电波。广播、电视、手机等发射和接收的,是中低频无线电波,波长在几百上千米的量级。射电天文望远镜用的高频无线电波,波长在厘米和毫米级。在天体的光谱发射中,射电波只占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只是由于这种无线电波穿透地球大气的能力比可见光强,用来观测天体有它的优势。

EHT实验组的射电天文望远镜采用的是亚毫米波段,严格地说是1.3毫米无线电波。因此这次公布的黑洞照片,只针对波长为1.3毫米无线电波而言,图1中心区域的的无线电波发射能力很弱,我们只能在这种意义上说它是黑的。至于其他范围更广的波段上是否存在辐射,图片中心区域对其他波段的辐射是否也是黑的,EHT实验组并没有给出说明。因此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图1是一张真正的黑洞照片呢?

第一张黑洞照片是否隐瞒了什么?

图2. M87星系的光学照片

事实上,用哈勃天文望远镜拍的M87星系的光学相片是图2,在其中心区是非常明亮的,根本看不到黑影。要证明它的中心存在类似与图1黑洞,就必须证明在这个区域中没有任何波长的光发射。因此所谓的第一张黑洞照片存在误导大众的嫌疑,它只是对于1.3毫米的波段,这个区域是黑洞,并没有证明这个中心区域对其他的波段的辐射也是黑的。如果采用红外光波段,可见光波段,紫外线波段,甚至X射线波段拍摄,这个区域也是黑的吗?这显然是不太可能的,至少EHT实验组目前没有证明这一点。

因此图1不是一张真正的黑洞照片,要证明它是一张真正的黑洞照片,需要更多的证据。EHT实验组为什么就不能实话实说呢?这样浅显的道理,为什么就不懂呢?

二.黑洞照片中为什么没有喷流的射电辐射?

图1 的黑洞照片还有一个明显的漏洞。从图2右上方看出,M87星系中心有一条巨大喷流向外喷出。这在图3中看得更清楚,它是哈勃天文望远镜拍摄的M87照片。图中有一条蓝色喷流,其长度比M87 星系的直径还要长,并且是直接从星系中心喷出,场景非常壮观,显示存在异常剧烈的天体物理学过程。

第一张黑洞照片是否隐瞒了什么?

图3. 哈勃望远镜拍摄的M87星系喷流照片

按照目前的天体物理学理论,射电天体发射无线电波的机理如图4所示。在星系中心前方有大片的气体星云,星云内有磁场。喷流中的带电粒子在磁场作用下被迫做旋进运动,根据麦克斯韦经典电磁场理论,就会发射电磁波。由于喷流中带电粒子的运动速度接近光速,就会发射出很强的无线电波,其强度可以超过带电粒子产生的可见光的强度。事实上,在目前的天体物理学中,天文学家主要依靠观测喷流过程产生的射电波来发现射电天体。

第一张黑洞照片是否隐瞒了什么?

图4. 射电天体发射无线电波的物理机制示意图

比如最早的射电天体天鹅座A,就是通过这种喷流的射电辐射发现的。它是宇宙中离地球最近、最壮观、最强大的射电星系(见图5)。两个巨大的红色的瓣状结构,代表射电辐射。射电波通过狭长的喷流与中心椭圆星系相连,从一个瓣到另一个瓣的空间距离超过30 万光年。虽然喷流与星系中心的连接线没有图3那样明显,但它的存在使毋庸置疑的。图中心的白色区域隐约可见一条红色细线,从星系中心射出,直接与右边的红色区域相连。无线电波辐射的强度是非常可观的,而且显然是从星系中心发出的。蓝色区域则为X射线辐射,具有椭球状分布。可见光频段的辐射却很少,几乎观测不到。

第一张黑洞照片是否隐瞒了什么?

图5. 天鹅座A的射电辐射。红色为无线电波辐射,蓝色为X射线辐射。

在图4的黑洞吸积盘上,绕星系核运动的物质主要发射红外光,可见光和X射线等。虽然它们也会发射无线电波,但与喷流过程相比,发射无线电波的强度要小很多。在图1中,围绕黑洞中心区域的红色光圈实际上也是代表无线电波。它们原本都是看不见的,为了显示它们的存在,EHT实验组将它们涂上红色,看上去给人的错觉是,黑洞周围的物质发出可见光。

然而奇怪的是,在图1的黑洞照片中,我们根本看不到M87发射无线电波的痕迹。图3中那条蓝线对应的射电波信号哪里去了?按道理,在图1 中应当有一条色彩强烈的红黄带,从黑洞中心斜穿到右上角,但却完全看不到,一点痕迹都没有。

因此图1的黑洞图像是不真实的,至少是不完全的,EHT实验组一定隐瞒了什么东西。尤其是从图2和图3看出,这条喷流包含强烈的可见光,不能排除存在红外光和紫外光等其他频率的辐射。不论望远镜采用什么工作频率进行观测,都一定会在照片中留下痕迹。由此推断,图1中原来应当有一条从黑洞中心向外辐射的射线,但图像却被删除,以免黑洞只进不出的饕餮形象被颠覆。

因此EHT实验组存在嫌疑,故意删掉从黑洞中心向外辐射的无线电波图像。这样做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否则从黑洞中心向外吐出一条巨大的金黄色洪流,这张相片怎么可以称为第一张黑洞照片呢?

这里就涉及到所谓的黑洞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以及第一张黑洞照片是否证实爱因斯坦理论的广义相对论的问题。以下我们来讨论。

二.黑洞照片证实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了吗?

首先要指出的是,所谓的黑洞不是爱因斯坦引力理论独有的,牛顿引力理论中也有黑洞。牛顿力学的黑洞如图6的左图所示,它是两百多年前由拉普拉斯提出来的,指的是如果一个天体的质量足够大,其中光是无法透射出来的。牛顿黑洞与爱因斯坦黑洞半径的计算公式完全一样,但二者的物理图像完全不一样。奇怪的是,现在的相对论专家总是告诉大家,黑洞了是爱因斯坦提出来的,根本不提牛顿黑洞。

第一张黑洞照片是否隐瞒了什么?

图6. 牛顿经典黑洞和爱因斯坦奇异性黑洞

爱因斯坦黑洞则如图6的右图所示,它具有奇异性。黑洞的中心是一个体积无穷小的奇点,物质被压缩到一个点,密度无穷大。黑洞边界即所谓的施瓦西半径,施瓦西半径内部是真空。爱因斯坦黑洞是一个非常扭曲怪诞的东西,除了物质密度无穷大,最不可理喻的一点是,在黑洞内时间和空间要互换。通俗地说,就是说时间变成空间,空间变成时间。这种事情违背人类最基本的常识,与人类最基本的经验事实背道而驰,完全不可理喻。一个还点思维判断能力,理智尚存的人,怎么可能相信宇宙中存在这种东西?

如果第一张黑洞照片证实了爱因斯坦理论,就请相关研究人员解释一下,在照片中哪里看出,黑洞内的物质被压缩到一点,视界内的其他点上是真空?同时请他们解释一下,从哪里看出黑洞内部时间变成空间,空间变成时间?如果他们给不出解释,凭什么认为,这张黑洞照片证实了爱因斯坦黑洞理论呢?

相反,如果照片中是牛顿黑洞,则一切都是正常的。根据EHT实验组提供的数据计算,M87星系中心黑洞的质量是65亿个太阳质量,半径为10的13次方米,质量平均密度则为每立方米0.8千克。注意到地球表面大气密度为每立方米1千克,M87中心黑洞的密度比地球表面大气密度还低,远远不如太阳表层的物质密度。因此它一点也不吓人,与一般人想象的黑洞情况根本不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根据黑洞半径公式计算,大黑洞的物质密度可以很低,小黑洞的物质密度才会很高。事实上,可以把我们目前观测到的宇宙看成一个牛顿黑洞。在宇宙外部看,光线也无法逃脱。但在宇宙内部一切正常,太阳照常发光,地球照样绕着太阳转,人类照常生活。这就是牛顿黑洞与爱因斯坦黑洞的本质差别,大家还会相信爱因斯坦黑洞存在呢?

事实上,由于爱因斯坦引力场的非线性特征,用它来的计算物质绕黑洞运动是非常困难的,可以说几乎不可能的。因此目前天体物理学计算黑洞外吸积盘上物质的运动时,采用的实际上是牛顿引力的方法,最多加上一点洛伦兹变换。在这种情况下,洛伦兹变换具有绝对性,与爱因斯坦相对论无关。对于这种现状,相对论学者嘴上不说,实际上是心知肚明的。牛顿引力理论与爱因斯坦引力理论不是近似关系,而是完全不相容的两个体系。一个用力来描述引力,另外一个用时空弯曲来描述引力,它们是根本无法捏在一起的。爱因斯坦引力理论漏洞百出,在实际应用上是根本无法与牛顿理论抗衡的。虽然牛顿引力理论也需要改进,但不是爱因斯坦那种怪诞的改进。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双南先生,是研究爱因斯坦黑洞的专家。他在2014年写的文章《恒星级黑洞的观测论证和基本参数测量》一文中,将黑洞分成数学黑洞,物理黑洞和天文黑洞。言下之意,就是认为爱因斯坦奇异性黑洞是数学上的东西,在实验上是不可观测的,在物理上是难以实现的。这种说法虽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但也反应了相对论学者某些真实的想法。他们明知爱因斯坦理论不对劲,却仍然不得不继续做下去。

本文笔者之一梅晓春,曾多次参加国内的引力物理学术会议。常听到有些学者在会上发言时,对爱因斯坦理论赞美有加。等他们下来后就上去问,你的计算用的到底是牛顿理论还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对此他们会马上避口不谈,拱手相让,并逃之夭夭。难言之隐,显于言表。

在优酷视频中还可以看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名物理教授,在大课堂上讲授爱因斯坦黑洞的理论。一位学生站起来说,按照你的意思,黑洞中时空坐标互换,就是将一把尺子丢进黑洞,它会变成钟。此话引起哄堂大笑,搞的那位教授面红耳赤,立马宣布下课,夹着讲义走人。

这第一张黑洞照片,还让人想起前两年美国LIGO的引力波发现。LIGO实际上只是在两个相距三千公里的激光干涉仪上,差不多同时发现了两个相似波形。通过与爱因斯坦引力理论进行数值拟合,他们就认为接受到引力波的图像。并大张旗鼓地向全世界宣布,探测到13亿年前在13亿光年之外的宇宙远处,两个黑洞碰撞产生的引力波,他们接受到引这个力波。并认为他们完成了爱因斯坦引力理论的最后一块拼图,证实了爱因斯坦弯曲时空引力理论。全然不顾他们根本没有在天文观测上发现任何相应的天体物理学现象,所做的只是一场计算机数值拟合和图像匹配游戏。

耗费国家的大量科研经费,科学家们需要向社会有个交代,尤其是需要提供真实的研究结果。哪怕什么也没有得到,总比进行欺骗好吧。社会大众有权要求知道真相,谁也不愿意被人蒙在鼓里,还要掏腰包。对于第一张黑洞照片,就以上提出的三个问题,我们希望相关研究人员对社会大众有个解释。

尤其是,照片中原来应当存在的,那条从黑洞中心向外喷出的射线哪里去了?如果这条射线实际存在,不但会颠覆了第一张黑洞照片的称号,而且危及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如果黑洞会向外辐射电磁波,还是黑洞吗?黑洞还有视界吗?爱因斯坦黑洞理论还能成立吗?

在宣布第一张黑洞照片的现场,上海天文台台长沈志强在接受解放日报新闻记者专访时说:“爱因斯坦是对的,他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广义相对论经受住了考验”。上海天文台副台长袁峰则说“第一张黑洞照片与引力波的发现同等重要,都是对广义相对论的验证,可能会拿诺贝尔奖。”

我们并不关心这个项目是否会拿诺贝尔奖,LIGO引力波探测纯属造假,也拿了诺贝尔奖。我们关心的是,这张黑洞照片的真与假。因此请问沈志强先生和袁峰先生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1. 如果不是采用1.3毫米波段,而是采用其它频率做观测,比可见光波段,这张黑洞照片还是黑洞吗?

2. 照片中原来应当存在的那条无线电波射线哪里去了?

3. 在照片的什么地方看出物质被压缩到成奇点?从哪里看出黑洞视界内是真空?从哪里看出视界内时间和空间互换?如果都看不出来,凭什么认为这张照片证实了爱因斯坦黑洞理论?

关于第一张黑洞照片,美国田纳西州大学物理天文系终身教授,王令隽先生也写了一篇文章,与笔者有相同的看法,并提供更多的证据,证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是不可能成立的。笔者特将这篇文章附于本文之后,供读者参考。

关于 EHT 黑洞照片答黄志洵教授

王令隽 2019年4月13日

作者按:EHT黑洞照片公布以后,媒体和自媒体上都在热议。我的许多朋友自然来信问及。我在微信群里做了一点简短回答。昨日国内一位黄教授来信询问此事,深表关切。黄教授一直对祖国的科学事业和发展前景非常关心,虽然年事已高,仍然没有放弃对科学事业的责任,使我非常感动。于是我写了一篇比较详细的答复。我想,海内外一定有不少网友也对此非常关心,所以将这封复信中的方程式去掉,弄成一个可以放在华夏文摘上的稿子,以飨读者。欢迎各位网友的批评指正。

黄老先生,您好!

您所说的EHT黑洞照片,媒体最近确实炒得很厉害,成了热门话题。立即有一些朋友通过自媒体问及,我也作了一些简短回答。我想关心这个问题的朋友很多,于是就不揣浅陋,对广义相对论的黑洞问题作个比较详细的介绍。

在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以前,早在18世紀黑洞問題就被約翰米歇爾和皮理塞蒙拉普拉斯考慮過。道理也非常簡單。我們知道,圍繞太陽旋轉的物體之所以不會飛出太陽系,是因爲万有引力的約束。萬有引力等於向心力。向心力正比于速度的平方。速度越大,向心力越大。但是物體的速度是有限的。當時人們知道的最快的速度是光速。雖然當時還沒有相對論,也沒有光子的概念,但是光速似乎是一個實際上很難超過的速度極限。所以,人們自然會問,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就是某個星球的引力可以大到即使物體以光速運動也無法逃脫的程度?这种情况理论上是存在的。

比如说,如果太阳的所有质量收缩到半径只有1.5公里的小球(经典的黑洞半径相当于施瓦兹查尔德半径的二分之一)的时候,一个太阳表面的物体即使以光速运动,也无法挣脱太阳的引力而逃逸。此时“太阳黑洞”的物质密度高达每立方米2.3乘以10的18次方公斤。如果地球的所有质量收缩到半径只有4.5毫米的小球的时候,在这小球表面以光速运动的物体也无法挣脱地球的引力而逃逸。此时“地球黑洞”的物质密度高达每立方米2.5乘以10的29次方公斤。

为了对这么高的物质密度有点物理概念,我们以中子的质量密度作个比较。中子的质量为一个原子单位,半径约为一个费米,所以中子的质量密度约为每立方米4乘以10的17次方公斤。中子星的密度应该在这个数量级。地球的实际密度约为每立方米5.5吨(和石头的密度差不多)。太阳的实际密度约为每立方米1.4吨,比水的密度高出40%。所以,就从质量密度来看,黑洞的概念也是不可思议的。

上面以經典理论讨论“黑洞”问题,显然有一个必要的大前提,那就是受黑洞吸引的物体必须有质量,必须服从万有引力定律,否则整个推理从一开始就不成立。即使我们把光看成是光子束,因为光子的质量等于零,光子也不受万有引力的约束。其次,经典电磁作用力和万有引力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基本作用力。电磁场和电磁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验上都和万有引力无关。光就是可见频谱段的电磁波。它不服从万有引力定律,所以,光不存在逃离引力的问题。因此,即使存在经典意义上的“黑洞”,光子也是可以逃离的。经典物理中的光根本就不是物质,而仅仅是电磁波。

那么,广义相对论中为什么光子就受万有引力约束呢?因为爱因斯坦假定光子在引力场中的运动遵守短程线。这是一条追加的基本假定,不是从黎曼几何推导出来的,也不是从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场方程推导出来的。广义相对论中的黑洞和经典的黑洞意义不一样,所以,我们先从爱因斯坦的引力场方程看看广义相对论意义上的黑洞是怎么一回事。我先说一条原则:黑色天体不一定是广义相对论意义上的黑洞。广义相对论意义上的黑洞必须符合两个本质特性:1)在黑洞的边界上引力无穷大;2)在黑洞里面时间和空间反转,时间变成空间,空间变成时间。如果不能证实这两点本质特性,仅仅展示一张黑圈圈图片,不足以说明那就是黑洞,就认为验证了广义相对论。闪光的不一定是金子,不闪光的不一定是黑洞。

爱因斯坦引力场方程式形式上看似简单,其实是一个包含六个独立方程的非常复杂的非线性二阶偏微分方程组。如果把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的复杂性加进来,任何数学家都只能望洋兴叹。爱因斯坦建立了这个方程以后,自己都找不到一个解析解。不久,施瓦兹查尔德找到了一个最简单的边界条件下的解,也就是球对称质量的静止引力场。在施瓦兹查尔德解中,如果半径等于2GM除以光速的平方,则施瓦兹查尔德解中半径微分元 dr的系数分母为零,度规张量无穷大发散,整个解没有意义。

这个特殊的半径值 rs 叫施瓦兹查尔德半径,是施瓦兹查尔德解的一个奇点。在这个半径以内的物体,即使速度等于光速也没有足够的能量克服引力而飞出,即使光子也不能飞出这个区域,所以这个区域叫“黑洞”。施瓦兹查尔德半径定义了一张三维球面,叫event horizon,也就是黑洞的边界。在黑洞边界以内的任何物体都不能逃逸黑洞引力的束缚,就连光子也不能逃逸。最近中国媒体上把event horizon译为“事件视界”而不是黑洞边界,也通,就是更为玄乎,让一般读者不知所云。EHT望远镜的意思就是Event Horizon Telescope 的英文字头缩写。

除了奇点问题以外,“黑洞”还有一个本质特征, 就是黑洞里面时空反转。空间坐标微分 dr 的系数是正的,变为时间坐标微分;而时间坐标微分 dt 的系数和dq, df 一样,都是负的,一起构成三维空间坐标微分。这就是时空反转现象。有人认为,dr 的系数变成正的,只不过是“timelike” 而已,不是真的变成了时间;同样, dt 的系数变负,只不过是 “spacelike”而已,不是真的变成了空间。这些先生们用“timelike” 和 “spacelike”这样的字眼来淡化一个严重的悖论,以维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尊严。殊不知,dr 和 dt 的符号反转以后,黑洞里面的时空就根本不是赝欧几里得时空或者赝黎曼时空了,也不符合洛仑兹协变性了。时空反转是比无穷大发散还要荒唐的佯谬。

施瓦兹查尔德解在奇点无穷发散和黑洞内的时空反转是爱因斯坦引力方程的根本性的困难。所以拥护相对论的理论家们便想尽办法回避或者挽救。采取回避策略的一个代表是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奠基者之一,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斯蒂文 温伯格。他根本否认施瓦兹查尔德奇点的存在[参见Steven Weinberg, Gravitation and Cosmology, John Wiley & Sons, 1972, ISBN 0-471-92567-5]。我也否认黑洞的存在,理由是无穷发散和时空反转的逻辑背理。所以我的否认和温伯格的否认不太一样。他否认爱因斯坦引力场方程的奇点问题是为了维护爱因斯坦和广义相对论。我否认宇宙中存在广义相对论预言的黑洞,但不否认广义相对论理论的奇点和时空反转,目的是为了揭示广义相对论的谬误。

虽然广义相对论存在度规张量无穷大发散和黑洞内部时空翻转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学界不仅没有质疑,反而掀起了研究黑洞的高潮,黑洞研究居然成了理论物理和天体物理研究的显学,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产业。在黑洞研究的高潮中,霍金成了一个成功的弄潮儿和这一产业中的最大受益者。他的成名,就是所谓的“霍金辐射” 和“霍金蒸发”。霍金的这些“发现”,其实并不是发现,而是发明。不存在的东西是不可能被发现的,但是却可以被理论家们发明出来。霍金是如何发明出“霍金辐射”的呢?

他假定,在黑洞边界外面的邻近区域,由于海森伯测不准原理的神奇功能,会从真空中无中生有地产生正负粒子对。其中一个粒子会进入到黑洞,另一个会跑出去成为信息的源泉。所以远处的观察者可以观察到黑洞。这就是轰动宇宙学界的“霍金辐射”。这项工作为霍金赢得了意想不到的名利。1980年他被聘为剑桥大学的Lucasian讲座教授(牛顿,狄拉克都曾任这个讲座教授),名声大噪。

2004年霍金公开承认自己30年前提出的黑洞理论的错误。十年后,他索性否認黑洞的存在,認爲黑洞和量子力學不相容。他在與《自然》雜誌的訪談中說:“在經典理論中物質無法從黑洞中逃脫,可是量子理論容許能量和信息從黑洞中脫逃。” “正確的答案仍然是個謎。” 2014年他在arXiv上貼出的文稿中说:“不存在黑洞边界(event horizon)就意味着没有黑洞”,说黑洞理論是他一生鑄成的“大錯”(biggest blunder)。

霍金被捧为“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天才”和黑洞理论祖师爷。霍金认错并否认黑洞的存在,是不是意味着黑洞理论研究的终结,意味着全世界从此就吸取教训,认识到跟着权威盲目地折腾有违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不一定。说霍金是近几十年来黑洞研究的领军人物,他是当之无愧的。在他的旗帜下已经训练了一支庞大的理论和实验队伍。而今霍金突然认错,使得一直追随他纵横驰骋的战士们陡然失去了战斗目标,失落了战斗的意义,不知如何是好。他们一直唯霍金的马首是瞻,但是如果人们以为霍金認錯意味著黑洞理论和大爆炸理论从此就会从学术界消失,则是对理论物理学界的黑暗太不了解。

黑洞理论和大爆炸宇宙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包括理论和实验队伍的伟大产业。要想突然宣布破产,谈何容易。这成千成万的职工如何安置?尽管霍金已经被捧为顶级权威和明星,但是一旦他的言行危及到整个营垒的前途命运的时候,这个营垒是不是还将他的言论奉为圭臬,便是一个大问题了。我们有历史的先例。爱因斯坦被主流认定为最伟大的科学家。可是当爱因斯坦抛弃他的宇宙因子以后,从事宇宙学研究的理论家们并没有听爱因斯坦的话,而是继续高举爱因斯坦的宇宙因子,用在大爆炸宇宙学中。他们并且认为抛弃宇宙项是爱因斯坦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在爱因斯坦于1915发表他的广义相对论后不到一个月,施瓦兹查尔德就写信给爱因斯坦指出了黑洞问题。

可是爱因斯坦本人从来不承认黑洞的存在,因为他知道黑洞边界上的无穷大发散和黑洞里面的时空反转是致命的理论佯谬。承认了黑洞的存在无异于彻底否认广义相对论的整个理论。可是爱因斯坦的否认并不能阻挡后人包括惠勒和霍金等人大张旗鼓地研究黑洞,也不能阻挡克鲁斯科创造多重宇宙和黑洞白洞虫洞。同样道理,黑洞巨星和权威霍金晚年否定黑洞的存在,认为黑洞研究是他一生铸成的大错,也不能阻挡后人继续进行黑洞的研究项目。因为黑洞研究已然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产业。任何一个产业都有自我肯定和力求生存的本能。所以,黑洞研究和大爆炸理论研究还会在学术界存在相当长的时期。

比如EHT(Event Horizon Telescope)就是一个多国合作的项目。参加者有来自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几百位科学家,联网的有八个射电天文台,其中美国三个,智利两个,西班牙,墨西哥各一个,还有一个SPT在南极。SPT虽然联网了,但是南极观测不到M87星团。如果从建立各个射电天文台的时间算起,也是几十年的努力了。这么大的阵仗,仅仅凭霍金一句话,就停下来,怎么可能?发表一张宣称是黑洞的照片,对于被大爆炸宇宙学控制而处境日益困难的天体物理学界,无疑是一剂强心针。媒体热炒,是非常自然的。不少人估计这一工作会赢得诺贝尔奖,也是完全可能的。

此前有LIGO引力波实验赢得了诺贝尔奖,也有LHC的上帝粒子探测实验获得了诺贝尔奖,都是先例。像这种大规模的国际合作项目,无论人力物力都是其他科研项目无法比的。对其肯定与否,直接影响到社会对此类超大型科研项目(Big Science)的进一步支持。大家已经注意到了诺贝尔和平奖评审中的政治和社会因素。其实在诺贝尔物理奖的评审中,随着研究项目的大型化和国际化,社会因素的分量也越来越重了。这使许多科学家不服气,以为科学应该和政治无关。科学确实应该和政治无关,但是科学奖项的决定却无法脱离政治与社会的因素,无法脱离人的因素。对此我们也要正视现实。

要紧的是,我们要以平常心对待诺贝尔奖,不要以为一个工作一旦获得了诺贝尔奖,就是绝对真理。诺贝尔奖只是主流学术界对当年工作的评比筛选,授予一个比较突出的工作而已。不见得这些工作就是真理或者历史的定论。可以肯定,对于上帝粒子探测,LIGO引力波实验和最近的EHT黑洞照片,历史今后会有不同的评定。

那末,我们怎么正确地认识这张公布了的EHT黑洞照片呢?其实很简单,这就是一张天体照片,和广义相对论毫无关系,也根本不能作为证实广义相对论的直接证据。要和广义相对论扯上关系,必须证明这张照片上的东西具有相对论黑洞的两个本质特征:1)在所认定的所谓“黑洞”的边界(Event Horizon)上时空度规无穷大发散;2)在这个边界(Event Horizon)以内时间与空间反转。如果不能证明这两点,那就根本不能说这张照片就是广义相对论黑洞。

这张照片是地球上八个射电天文台的亚毫米波观测数据由电脑合成的照片,信号不在可见光频段,所以所有的彩色都不是直接观测的,而是根据数学模型模拟计算出来的。但是,这不是我要说的根本问题。我无意挑战EHT团队的敬业精神和学术诚实,也无意质疑这张照片的真实性。我也不排除宇宙间有非常大的黑色星云或者黑色星体的存在的可能性。但是, 这些和广义相对论黑洞毫无关系,除非你能证实你所观察到天体具有边界上的无穷大发散和内部的时空反转。

可是,EHT实验团队不是有理论团队为实验提供理论准备吗?难道他们没有证明他们所观察的天体具有广义相对论黑洞的本质特性?没有,绝对没有。没有任何人能够证明一个边界上度规无穷大发散边界内时空反转的天体的存在。那么,这些理论家做了些什么 理论工作呢?他们做的工作除了根据天体质量对黑洞进行分类以外,其他全部都是在广义相对论黑洞边界外边做的文章。

比如,霍金的“霍金辐射”就是发生在黑洞外面。霍金的学们和追随者们在天体物理学文献中发表的论文汗牛充栋,都是一些和广义相对论无关的猜想。比如,如果你看到一种环状或者盘状的天体,便猜想这可能是一种旋转的黑洞。如果你看到这环状或者盘状的天体中间有一条发亮的轴,可以进一步发挥想象力,猜想这是因为附近的气体或者物质甚至星体被黑洞中心吸入,因为高速运动摩擦生热,使得被吸入的物质一部分转化成能量,沿着旋转轴从两边射出。

这些猜想有些意思,但都不是爱因斯坦的意思,也和广义相对论无关。任何人对着一张天文图都可以有不同的猜想。不信你对着马头星云凝视,然后让您想象的翅膀尽情地飞翔,看看能想象出多少言之成理的动人故事。在近代和当代天体物理学界,许多猜想都尽量和广义相对论挂钩,唯其如此才能得到主流的认可和重视。科学上的猜想是允许的,有时候也是必须的,但是这里我们不能忘记科学的严谨,不要把“疑似支持” “有可能”随便说成是“实验证实”。

一个前车之鉴就是爱丁顿的日食观测实验。他观察到了掠过太阳表面的光线弯曲,便立即宣称这种弯曲是太阳引力造成的,宣称证实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而完全忘记了日冕会像地球大气一样使光线折射弯曲。这一事件立即被泰晤士报在头版炒作,成了相对论行时的最重要的历史原因。另一个教训是对宇宙红移的解释。哈勃观察到了星体谱线红移和距离之间大致的线性关系。哈勃立即解释为红移是因为天体运动造成的多普勒效应。这一解释的直接结论就是整个宇宙在大约150亿年前的半径等于零,在此之前宇宙不存在。多普勒红移解释有几个明显谬误的结果:1)无中生有的宇宙创造论;2)地球是宇宙的中心;3)宇宙膨胀速度超过光速。就是这样一个对宇宙红移不合逻辑的解释,造成了宇宙学与天体物理近一个世纪的乱象。

殊不知,运动不是造成红移的唯一可能原因。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宇宙媒质对光线的色散衰减。这个问题我在“Dispersive Extinction Theory”一文中有详细的阐述。此文于2005年发表于Physics Essays, Vol 18, No2。我的DET理论中的宇宙是稳定的,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穷的。既没有宇宙的创生,也没有宇宙的湮灭,也不需要地球位于宇宙中心。从爱丁顿的日食实验和哈勃的宇宙红移实验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到对观测结果的正确解释多么重要。在对待EHT电脑合成照片的解释上,我们同样必须坚持科学的严谨,否则后果是灾难性的。

我有一个数学界的朋友来信询问说,你所说的时空反转,是不是就是所谓的“timelike”, “spacelike”, “lightlike”?不一样。玩弄这些词汇是人们用来淡化时空反转问题的严重性的手段,听起来好像时空反转不存在似的。“timelike” 和 “spacelike” 是在狭义相对论中用来表示两个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络关系。如果两个事件离得很近,它们之间可以通过光线传播建立因果联络,就说这两个事件之间的关系是“timelike”。如果两个事件离得很远,它们之间即使以光线传播也无法建立因果联络,就说这两个事件之间的关系是 “spacelike”。至于“lightlike”,和广义相对论黑洞里面的时空反转毫无关系。

广义相对论黑洞中的时空反转则是完全另一码事。如上所述,它是因为黑洞里面的半径r 小于施瓦兹查尔德半径 rs 而造成时间微分元和半径微分元改变符号。半径微分元变成正的,成了时间微分元;时间微分元变成负的,和其他两个空间坐标,也就是极角和方位角的微分元同样都是负的,因而时间,极角和方位角三个坐标组成黑洞里面的空间。为什么微分元的符号如此重要?因为微分元的符号直接决定时空度规的结构。在狭义相对论里,物理的时空度规叫闵可夫斯基度规。这是一种赝欧几里得度规,就是时间微分元与空间微分元符号相反。

到底是时间微分为正还是为负是可以选择的,但是一旦选定,空间微分必须是相反的符号。如果时间和空间微分元都是正的,则整个广义相对论都要天翻地覆。所有微分元都是正的度规所描绘的空间叫欧几里得空间。不包含时间的三维空间是欧几里得空间。一旦包含时间,变成四维时空,就必须是赝欧几里空间。时空微分的正负关系在广义相对论里也是不能变的,因为根据广义相对论的等效原理,引力场中任何一点的时空度规都可以通过一个坐标变换变成闵可夫斯基度规。或者说,任何一个时空点的曲面座标系都有一个赝欧几里得坐标与之相切。这个等效原理的通俗说法是在一个自由落体的坐标系内好像引力不存在。

凡是学过广义相对论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度规张量的重要性。可以说,度规决定一切。给定一个度规,就决定了度规联络,黎曼张量,里奇张量,黎曼曲率,爱因斯坦张量和短程线方程,也就是说,时空度规决定了引力场的所有力学性质。正因为如此,得到了度规张量,就是得到了爱因斯坦引力方程的解。所以度规张量时空微分元的反号非同小可,不是玩弄语言称之为“timelike”和 “spacelike”就可以把问题藏到地毯下面。谓予不信,这些朋友不妨做做黑洞里面和黑洞界面上的黎曼几何,就知道厉害了。可以说,在黑洞里面连洛伦兹协变性都无法遵守,甚至无法定义。

黑洞问题是认识广义相对论谬误的一个角度,要对广义相对论做一个正确的评价,应该从不同角度全方位地深入地剖析其理论,实验检验以及应用。可惜,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文献中,这种综合性的评论尚付阙如。2015年,在全球纪念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一百周年之际,我写了一篇“One Hundred Years of General Relativity – A Critical View”,发表于Physics Essays, Volume 28, No 4, pp421-442,对广义相对论场方程的建立,求解,线形近似,运动方程,实验检验,做了一个虽然简短但是相当彻底的分析,也谈到了多重宇宙和黑洞,白洞,虫洞以及时空穿越概念的引入以及近年热门的量子引力话题。我把这篇文章的中文版 “广义相对论百年”放在我的博客网站上,国内有些媒体也在转载。

希望我的这篇短笺能够回答您老提出的问题。您虽然年事已高,仍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令晚辈不胜钦佩。前蒙推荐,使拙文能够和祖国学术界广大读者见面,深表谢忱。足见先生对科学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和对后学的关爱。可以告慰您老的是,我的意见和工作慢慢得到了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在“One Hundred Years of General Relativity – A Critical View” 和 “Unification of Gravitational and Electromagnetic fields” 发表以后,关注度有明显的起色。Scholars’ Press立即来信要我将统一理论成书出版。忙了几个月,这本书终于出版了[Ling Jun Wang, Unification of Gravitational and Electromagnetic Forces, Scholars’ Press, 2019, ISBN 978-3-639-51331-8]。

去年在维也纳报告了统一理论以后,陆续收到十几个会议邀请作关于统一理论的主旨报告。我选了几个,将于今年夏天去参加赫尔辛基,柏林和伦敦的会议。最重视的是芬兰物理学会和哲学学会。他们负责我参加会议的往返机票和食宿等一切费用,说明他们的热情诚恳。他们希望我就物理学与哲学的关系做一个主旨报告,还希望录像采访,可见盛情。的确,理论物理学界之所以走入迷途,关键是自然哲学和指导思想的迷失。这点,我在《致中国物理学界建议书》中亦有表述。我感觉到,理论物理学界似乎在开始解冻。我好像看到了物理学复兴的曙光。

愿您老好好保重身体,以期负重致远。

令隽 叩 2019年4月13日

转发:量子力学的困境与出路

量子力学的困境与出路

——读温伯格的《量子力学的困境》一文有感

司 今(jiewaimuyu@126.com)

量子力学的困境与出路——读温伯格的《量子力学的困境》一文有感 https://www.toutiao.com/i6432261576203436545/?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imestamp=1537855732&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iid=32548838421&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group_id=6432445965295616257

弱电统一理论提出者,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Steven.Weiberg

最近,在网上有幸拜读了温伯格的《量子力学的困境》一文,感触良多,现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但愿喜欢拍砖的“官科”学者和“高等学府”的学子们在此给予“尝试”机会和宽容!

温伯格作为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有资格谈“量子力学的困惑”,这么多年来,他一致活跃、挣扎在对当前物理学的反思之路上,为热爱物理学的“科学爱好者”提供了一片新的思考天地和动力,我由衷佩服他为真理孜孜不倦,不愿躺在功劳簿上享受的精神。

概观温伯格的文章,可以看出他是一位量子力学“还原论”的积极倡导者和思考者,他对量子力学的困惑思路和心境与爱因斯坦相仿——生命与一切宇宙奇迹都是遵循物理学规律而动的基本粒子的舞步,即这个世界都可以还原为粒子的物质(或场)及其相互作用。

在国外,有不少大有建树的物理学者走在物理学反思的路上,但反观我们国家,在这条路上走的人却寥寥无几,在当下中国积极倡导“科学创新”的氛围下,这种沉默氛围不得不令人深思。

创新就是要与原来“不同”,但我国的“物理学家”们为什么这么“沉静”呢?——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其中有国内学术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压抑,更有懒惰、享受的物质因素束缚和诱惑……

我在转载此文时,觉得「知社学术圈」编辑题的「按」很好:

“20世纪头十年间量子力学的发展给许多物理学家带来冲击。时至今日,尽管量子力学已经取得巨大成功,关于它的意义与未来的争论却仍在继续。

温伯格因统一弱相互作用与电磁作用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其对量子力学本质的思考和挣扎,尤其发人深省”。

——随着新实验与新科技的快速发展,对量子力学理论,我们确实需要“继续讨论”和深刻反思了!

物理学本是探索物质运动规律的科学,但量子力学“几率波”、“测不准原理”等却抹杀了物理学探索中所应秉持的这一基本初衷,至于“真空不真”、“无中生有”等更显得荒诞不经——纵观《量子力学的困境》一文,温大师深深感到现代物理学的危机与迷茫,这正是我与此文产生共鸣的根本所在,现择录该文的几段内容供大家分享和思考:

1、电子波并非是电子物质的波,这和海浪是水波完全不同。电子波是概率波……概率通常被看作是那些还在研究中的不完美知识的反映,而不是反映了潜在物理学定律中的非决定性。

2、我也不像以前那样确信量子力学的未来。一个不好的信号是即使那些最适应量子力学的物理学家们也无法就它的意义达成共识。这种分歧主要产生于量子力学中测量的本质……如果我们忽略其他关于电子的一切而只考虑自旋,那它的波函数跟波动性其实没什么关系。

3、把概率引入物理学原理曾困扰物理学家,但是量子力学的真正困难不在于概率。困难在于量子力学波函数随时演化的方程,薛定谔方程,本身并不涉及概率……如果我们认定整个测量过程都是由量子力学方程来确定,而这些方程又是确定性的,那量子力学中的概率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4、对我来说似乎它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放弃了自古以来科学的目标:寻求世界的终极奥义。它更是以一种令人遗憾的方式投降……有些物理学家采用工具主义的方法,他们声称我们从波函数中得到的概率是客观存在的概率,不依赖于人们究竟有没有做测量。我则不认为这观点是站得住脚的。

5、在现实主义者的观点中,这个世界的历史时时都在进行无穷无尽的分裂; 每当有宏观物体伴随量子状态的选择时历史就会分裂。这种不可思议的历史分裂为科幻小说提供了素材[12],而且为多重宇宙提供了依据,众多宇宙之中某个特定宇宙历史中的我们发现自己被限定在条件优渥从而允许有意识生命存在的历史中的一个。但是展望这些平行历史令人深深不安,同其他很多物理学家一样,我倾向于单一存在的历史。

尽管一些现实主义的尝试已经得到类似于波恩定则这样和实验配合很好的推论,但我觉得他们都不会取得最终的成功。

6、纠缠带给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的不信任感甚至超过概率的出现。针对量子力学的缺点又应该做些什么呢? 其实如何去用量子力学并无争议,有争议的是如何阐述它的意义。

如何在当前量子力学框架下理解测量的问题或许是在警告我们理论仍需要修正。量子力学对原子解释的如此完美,以至于任何应用到如此小的对象上的新理论都和量子力学近乎不可分辨。但是或许新理论可以仔细设计,使得大物体比如物理学家和他们的仪器即使在孤立的情况下也可以发生快速的自发式坍缩,从而由概率演化能给出量子力学的期待值。发明新理论的目标即是如此,但不是通过给测量在物理学规律中一个特殊地位而达成,而是使之作为那些成为正常物理进程的后量子力学理论的一部分。

发展这样新理论有一个困难是实验没能给我们指明方向—目前所有的实验数据都符合通常的量子力学。我们倒是从一些普适原理中得到些许帮助,但是这些都最终令人惊讶的演变为对新理论的严苛限制。

7、可惜的是,这些对量子力学修正的想法不仅带有推测性质而且还很模糊,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期待量子力学的修正究竟有多大。想到此处更是思及量子力学的未来,我唯有引用维奥拉在《第十二夜》中的话:

“O time, thou must untangle this, not I”[1]

……,……,……

量子力学的困境与出路——读温伯格的《量子力学的困境》一文有感

思考着的温伯格

读着这些内容,我仿佛感受到温伯格大师对量子力学现实的困惑与发展前景的忧虑;他是一位有责任、敢担当和好进取的、真正融入理论物理学探索天堂的高傲灵魂!

我仿佛又觉得,温伯格思绪里充满了对量子力学清晰“图景”的渴望与“给量子力学找到回家的路”的畅想与憧憬……

在哲学意义上讲,温伯格是“还原论”支持者,他曾主张:还原论的世界是冷漠的,没有一点人情味的。但我们必须忠实地接受他,不是我们喜欢,而是因为世界本来就是这样运行的。

下面就量子力学让人“困惑”的几个问题作以简介并给出我的一点不成熟看法,以期抛砖引玉、深入交流:

量子力学的困境与出路——读温伯格的《量子力学的困境》一文有感

1、光与电磁波问题

1.1、光是电磁波的确立基础问题

麦克斯韦将光归咎为电磁波的唯一基础是√ke/km=3×10^8m/s,这种推理是以F=qvB=qmH为假设条件的,但这个等式的物理本质是隐藏了“惯性质量为什么与引力质量相等”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质上是“地地道道”的粒子问题,与波没有半点关系……

量子力学的困境与出路——读温伯格的《量子力学的困境》一文有感

麦克斯韦与电磁波

我们知道,麦克斯韦在确定km时存在二个隐形假设,即:

(1)、Fe=Fm,这说明他对“光也是一种电磁波”的推断是建立在库伦电荷力与磁荷力是同一种力基础之上的,即他首先将电、磁力作了“统一”假定。

(2)、H=B,由此得出qm=qv,这说明磁极是电荷运动产生的,即静止电荷并不产生磁极;静态电荷之间的力来自于电场,运动电荷之间的力来自于磁场。

不过,依据这二种假设,我们也可以给出另一种推断:

假如F= keqQ/r2= kmqm1qm2/r2成立,则可以得出:ke/km=qm1qm2/qQ;

假如qm=qv成立,代入ke/km= qm1qm2/q Q中,则可得出: ke/km= v1•v2;

这说明,对于导线中运动的电荷而言,二根导线产生力作用是由于运动电荷通过导线时转化成了磁极,但电荷电场并不参与二根导线间力的形成;可见,二根导线之间之所以产生力是由于电荷有运动速度v1、v2的存在,这是二根通电导线力产生的要素,这可没有反映力传递速度问题,更没有说力传递需要光参与,而且力传递与光速也不存在必然联系。

由此可见,麦克斯韦所推出的c值,并不是真正物理意义上的光速,它只不过与光速数值有巧合罢了;如果以此认为麦克斯韦证明了“光也是一种电磁波”,那也只能算是他对光认识的一种“曲解”之举;光与麦克斯韦电磁波概念应存在本质区别!

具有论述请参阅《麦克斯韦得出“光是电磁波”的结论合理吗?》、《关于光与麦克斯韦电磁波本质区别问题的探讨》二文。

1.2、赫兹实验问题

在电磁学发展史中,关于赫兹实验是否能够证明麦克斯韦的电磁波理论是有争议的,比如,时任英国皇家协会会长G.斯托克斯就认为“赫兹实验”只是一种普通的电磁感应现象,并不能证明麦克斯韦电磁波理论;即使我们现在“承认”赫兹实验证明了麦克斯韦电磁波的存在,但它也不可能证明光也是电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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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兹实验

如果光真的是电磁波,那么,光可以被物体遮拦,电磁波却可以穿过;光被物体接收时会产生热效应,电磁波就没有;光可以成像,电磁波就没有;一束光可以被“提出”单光子,一列电磁波就不可能……

既然光和无线电波是同类东西,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产生呢?

LC 振荡能够产生二种效应:(1)、电磁感应效应,这就是麦克斯韦所说的电磁波,(2)、激发辐射光子效应,它就不再是电磁感应现象,而是一种热效应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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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说,赫兹实验只能证明LC振荡会发出一种可以被另一个金属体接收的能量,这种能量是粒子、是感应磁场、还是电磁波?他并不能给出本质上的确定和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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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黑体辐射问题

黑体辐射是指由理想放射物放射出来的辐射,在特定温度及特定波长下会放射最大量的辐射,而黑体是可以吸收所有入射辐射的物体,不会反射任何辐射。

理想黑体可以吸收所有照射到它表面的电磁辐射,并将这些辐射转化为热辐射,其光谱特征仅与该黑体温度有关,与黑体的材质无关;从经典物理学出发推导出的维恩定律在低频区域与实验数据不相符,而在高频区域,从经典物理学的能量均分定理推导出的瑞利-金斯定律又与实验数据不相符,在辐射频率趋向无穷大时,能量也会变得无穷大,这一结果就被称为“紫外灾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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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体模型

1900年,马克斯·普朗克将维恩定律加以改良,又将玻尔兹曼熵公式重新诠释,得出了一个与实验数据完全吻合普朗克公式来描述黑体辐射;但他在诠释这个公式时,通过将物体中原子看作是微小量子谐振子,为此他不得不假设这些量子谐振子的总能量不是连续的,即总能量只能是离散的数值(这与经典物理学观点相悖),即单个量子谐振子吸收和放射的辐射能是量子化的,即ε=h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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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极子振荡模型

物理学对黑体辐射现象解释的物理模型是谐振动模型,而谐振子模型是洛伦兹为了解释LC振荡会产生电磁波辐射而建立起的偶极振子模型,这是一个唯像模型,它是由简谐振动模型抽象而来的;因此,普朗克黑体辐射公式“假设”出的能量子ε=hγ“天生”就带有波性(频率姓)就不足为怪了,这种假设也为今后研究粒子运动埋下了“波粒二象性”的种子;但这里值得我们反思的是,一个物体辐射能量真的就是像谐振子模型所描述的那样吗?黑体长时间辐射有没有质量损失?如果有,那么黑体辐射是一种“跃迁”或“裂变”,还是一种“偶极子”振荡?

追问这些问题,让我们看到了黑体辐射解释的多样性,偶极振子模型仅是其中一种,且是唯像的,除将辐射能量定义为与频率有关的能量子之外,还应存在其他描述方式。

3、波粒二象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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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论下的棱角散射

托马斯▪扬用波动论解释了光“衍射”现象,但仔细分析这种研究观点和方法,似乎存在“偏颇”,据现代实验证明,光的窄缝衍射现象不仅与窄缝宽度有关(要求λ≈a),而且还与窄缝组成材料、窄缝厚度等都有关联,这是波动论无法解释的;而当我们站在粒子有自旋磁矩、窄缝空间有磁场性的观点上看,粒子衍射的本质就是带有自旋磁矩的粒子通过磁场空间时会产生像自旋磁陀螺那样的曲线运动的结果,这种结果不但与自旋粒子磁性大小有关,还与窄缝间距、组成材料、厚度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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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论下的棱角散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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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色散实验与电子衍射

如图-1所示,任何粒子自旋都自旋磁矩存在,当它们通过物质磁场空间时,就会产生切割磁力线运动和磁场梯度力运动,这二种运动的合运动就会使光通过磁场空间后产生“转弯”,即所谓的衍射现象;这一现象之所以能够迷惑物理数百年,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考虑光运动时,并没有将光子看作是具有自旋与自旋磁矩存在的粒子、以及物质组成空间在纳米尺度下会呈现明显磁场效应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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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电子自旋磁矩及量子空间与经典空间差异

如果我们仍不将粒子自旋磁场性与物质组成空间内的磁场性相结合,想找出粒子运动产生波粒二象性的根本物理机制,那将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光的理论也将永远只能停留在波粒二象性的认知上裹足不前!

4、薛定谔方程物理意义问题

在物理学发展史中,没有哪一个公式会像薛定谔方程那样,给人带来的困惑和争论旷世不衰,人们争论的焦点就在于:薛定谔方程本是描述粒子运动有确定轨迹的经典波动方程,为什么它会“符合”几率波分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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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定谔与他的波动方程

在这场争论中,前有薛定谔本人、爱因斯坦、普朗克、洛伦兹等,后有费曼、温伯格等;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任何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敢于声称自己读懂了薛定谔方程,因为这套方程纯粹是根据实验数据而总结出来的“经验性公式”,它的“提出”即没有任何物理原理作支撑,也没有描述任何“确定”的物理几何图景,其正确性只能靠“测量”来检验;因此,就连喜欢用数学思维解决物理问题的海森堡都对薛定谔方程感到不满意;他在写给泡利的信中谈道:我越是思考薛定谔理论的物理意义,就越是感到恶心。薛定谔对他那套理论的形象化描述简直毫无意义。换一种说法,纯粹就是些扯淡的东西!但我们今天学习和运用的还是这个几率波方程,为什么呢?因为直到现在人们还没有参悟到薛定谔方程所描述的粒子运动的真正物理机制,也没有出现更好的诠解理论。

从目前物理学给出的薛定谔方程的推导过程中可以看出,这个方程之所以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关键在于他引入了普朗克能量子E=hγ和德布罗意物质波方程P=mv=h/λ,将机械波方程中的T、λ转换成用动能E和动量P来描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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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量子力学将薛定谔方程改造成波函数后,它描述的本质不再是一个粒子连续时间段的运动方程,而是一个粒子不同时刻或一群粒子在同一时刻运动所应遵循的函数,对其运动结果测量做统计,就会得出它们具有“几率性”;由此可见,几率性不再是对一个粒子连续运动的求解,也就无法得知粒子运动为什么要遵循薛定谔方程了。

薛定谔方程描述一般采用球或柱坐标,在这种坐标系中,一个立体螺旋的投影是正弦或余弦波,那么一个质点在柱坐标或球坐标系中作螺旋运动时,其运动轨迹方程中的x或y值的描述形式就与机械波方程相同。

我们以柱螺旋运动为例:如图-2-1所示,一个作柱螺旋运动的质点,其运动轨迹是一个柱螺旋,它的侧投影就是如图-2-2所示的质点正弦或余弦波曲线,质点在柱坐标系下的运动方程可以描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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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质点柱螺旋方程组中的y值描述形式是一致的,这不得不说,从立体空间上看机械波方程应可以视为柱螺旋方程的一个侧投影形式。

我们从电磁学教程中知道,带电粒子在均匀磁场中可以产生柱螺旋运动,如图-3所示,当电子被射入的速度v与均匀磁场B不垂直时,则电子就会在该磁场中作这种柱螺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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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电子在均匀磁场中的柱螺旋运动

这说明一个带电粒子要做稳定柱螺旋运动,其运动空间就必须有均匀磁场存在;而薛定谔方程描述的自由粒子运动(即不受任何场影响的粒子运动)如果有波动性,那么让粒子产生y方向运动的物理因素是什么?粒子的波动性应该来自于自身场与空间场的相互影响,而它不可能会无缘无故的“上蹿下跳”地往前跑。

同时,薛定谔方程本身并没有包含粒子自旋与自旋磁矩要素,这说明他还是将粒子看做是经典粒子;狄拉克虽然点出了自旋问题,但却没有做更深入论述。

可见,要想破解薛定谔方程的真正物理意义,就必须将能量守恒、粒子自旋及自旋磁矩性、物质空间的场属性等完全结合起来才行,具体论述请参阅司今《重新解读薛定谔方程——对薛定谔方程物理意义及其所描述的粒子运动物理机制的探讨》一文。

5、几率波问题

量子力学所说的“几率波”不同于水波或电磁波,而是一个统计学概念,故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波形式。

“几率”通常被看作是那些还在研究中的不完美知识的反映,而不是反映了潜在物理学定律中的非决定性,是一个宏观次(个)的统计概念,这对于单个事件则是不适用的,如温度就是一个统计意义上的概念,只有几个分子的系统,定义温度概念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只有当我们需要在统计意义上研究系统时,温度概念才有必要性。

对一个硬币,当我们将它抛向空中时,它落地后是处于“正面”还是“反面”向上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抛投很多次后发现,它“正面”向上的次数与“反面”向上的次数几乎相等,这就是对宏观(次)统计的结果,这个结果对研究单次抛硬币确定其是“正面”向上还是“反面”向上没有任何帮助。

要想值得每次抛投的确定结果就必须从抛硬币的力学角度进行分析,如,硬币的半径、厚度、质心、被抛时受力点、倾斜面角度、转动摆动情况、受空气阻力情况等诸多力学要素进行综合分析,这样就完全可以确定所抛硬币下落后的正反面确定状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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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硬币与正反面几率

可见,量子力学在描述粒子衍射或绕有心力场运动时,并没有从粒子所受的力因素方面进行考虑,而是采用了宏观统计方法进行描述,这种描述对确定单个粒子运动行为没有任何帮助。

其实,几率波的出现是我们对粒子束认识不足造成的;粒子束中粒子运动是有序的还是杂乱无章的?我们选择了杂乱无章,这就为结果的“几率性”认识埋下了“伏笔”。

张天蓉老师在《拿什么拯救你量子力学》一文中说:“温伯格的疑问表面看起来是从数学角度发出的问题:方程不涉及概率,为何最后的结果中就解释成了概率?事实上,从物理的角度看也是如此,概率的入侵搅浑了量子力学,搅浑了物理学家们的科学思维方式”[2];

我赞同张天蓉老师的看法,几率波的引入无疑是对微观物理学的嘲弄与讽刺!

6、测量与波函数崩塌问题

波函数坍缩是用波函数去描述微观领域粒子运动现象下而“制造”出来的物理“怪现象”;我们知道微观领域的物质具有波粒二象性,表现在空间分布和动量都是以一定概率存在的,比如“电子云”,将之称为波函数。当我们用物理方式对其进行测量时(同时必然对其干扰),物质随机选择一个单一结果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把波函数比作是骰子的话(比如电子云),那么“波函数坍缩”就是骰子落地(比如打在屏幕上显示为一个点的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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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像管原理图

物理学家李淼曾这样解释波函数崩塌问题: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海森堡发现,所有客体,主要是微观粒子如电子,如果你不去观测它,它的状态是不确定的。比如,当我们用确定电子位置的仪器去看电子之前,电子的位置是不确定的,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一旦我们去看它,它瞬间就出现在某个位置,海森堡说,这是因为电子本来不确定位置的“波函数”因为人的观测瞬间塌缩成某个确定位置的“波函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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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波函数“崩塌”与显像

后来,进过很长时间的发展,物理学家找到波函数塌缩真正的原因:电子和仪器,即一个宏观体系相互作用时,和这个体系发生了纠缠。比如,如果我拿一个荧光屏去拦截这个电子,这个电子必然和荧光屏里的大量感光分子中的一个发生了反应,让这个分子发光,它的位置也同时确定了”[3]。

我赞同他的解释观点,因为任何测量仪器都是由带有自旋磁矩的分子、原子、电子等组成,在这个组成体“近距离”空间(如纳米空间)下就必然会表现出较强的磁场性;当我们拿这个仪器在一定“近距离”空间去测定一个带有自旋磁矩的粒子运动动能时,这个粒子的运动速度就会受仪器“近距离”磁场影响而产生变化;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测量仪器磁场影响因素的存在,就必然会得出“测不准”结论。

更形象地说,如图-4所示,我们在测量仪上放一块磁铁,用它去测量一个运动铁球的动量与空间位置的关系,这必然会与没有放磁铁的测量结果产生差异;如果我们不考虑磁铁影响因素,就会说这个铁球运动符合“测不准原理”,那么,我们将永远不可能明白铁球运动产生“测不准”的根原,也更不可能发现铁球在仪器磁场中运动变化的物理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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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磁体与无磁体空间的铁球运动变化

在无测量状态下,粒子运动被“人为”地认为会遵循薛定谔波函数方程,并以几率态存在,一旦测量,粒子就不会呈几率态,而是呈确定态,这就是量子力学所说的一种波函数崩塌现象。

量子力学所说的测量是指“投影”,而不是“轨迹”,而薛定谔方程描述的是粒子波动“轨迹”;可见,将“投影”用薛定谔方程来解释得出“几率”性来就不足为怪了。其实,“投影”图案的“波”分布性是与自旋磁粒子通过磁场空间时磁场空间有磁场梯度分布,这种分布与粒子束中粒子以“晶格”形式保持“有序”运动分不开的。

可见,量子力学波函数崩塌及测不准问题都是一种唯现象论,它不可能从物理机制上解决粒子出现测不准的原因,也不可能看清波函数及其崩塌的物理本质。要想找出产生此现象的物理原因,就必须将测量仪器的磁场性与运动粒子的自旋磁矩性相结合,这才是出路之本。

7、量子纠缠问题

量子纠缠是量子力学理论最著名的预测,它描述的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粒子组成的系统中它们产生相互影响的现象,当然,这个系统空间距离可近可远,但它们的相互影响却不会“消失”,即当其中一个量子被操作(如测量)而状态发生变化时,则另一颗也会即刻发生相应的状态变化,如自旋轴方向始终保持相反。

玻尔曾将量子纠缠称为”鬼魅似的远距作用”,但这并不仅仅是个诡异的预测,而是已经在实验中获得证实的现象。

量子纠缠说明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稳定粒子间会有强的量子关联性,那么,这种“关联性”形成的物理基础是什么呢?量子力学回答不了,于是人们“困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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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纠缠示意图

对此,我的思考是,单从字面解读“量子纠缠”,既然“纠缠”就应该有力参与,也就是说,量子纠缠的本质应该是一种力现象;

但由于量子力学对粒子的描述思路不同于牛顿力学,即它抛弃了牛顿力概念,取而代之的是用波、动量、动能、自旋等概念去描述粒子运动情况,这种描述由于过于抽象性,必然会将量子现象中的一些现象神秘化,而且如果抽象脱离了实际,其结果必然会得出“无中生有”的结论。

其实,量子纠缠并不神秘,它们的本质就是粒子们自旋所具有的自旋磁场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如果我们站在粒子自旋磁场角度去解读这一现象,则很容易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但如果我们还用经典粒子(没有自旋和磁场性)眼光去审视量子纠缠,则必然会觉得有“鬼魅似的远距作用”之感;在此,我猜玻尔对量子纠缠的困惑就在于他还没有摆脱“经典粒子”思维束缚所致吧。

如图-5所示,当我们把二个自旋磁电子放置在一个相距很远但磁场可以忽略不计的空间,我们用磁探针改变其中一个电子的自旋轴方向,则另一个电子的自旋轴方向就会随之产生相应改变,这才是量子纠缠的物理本质,其中空间磁场要求是趋于0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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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电子自旋与纠缠态

8、电子轨道磁矩与自旋问题

8.1、电子轨道磁矩

我们知道,现代物理学关于原子构成模型是基于卢瑟福的“太阳行星模型”展开的,而太阳行星模型运算有二套定量法则:

(1)、开普勒三定律,其中角动量守恒最重要;

(2)、牛顿万有引力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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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电子电荷也看做是像电子质量一样有实质意义的话,那么,这个轨道磁矩的本质就可以用电子电荷所表示的荷角动量之半来解读;电子绕核运动就像地球绕太阳运动一样,是一个闭合的曲线运动(如不闭合,则它的稳定性就不会存在),它的荷角动量之半就是我们定义的轨道磁矩量。

7.2、电子1/2自旋

电子1/2自旋是人们根据量子力学轨道磁矩定义延伸出来的概念,它是没有经过科学验证、观察到的假设推断,谁也没有从实验中看到电子真的需要自旋720°才会恢复原来模样;而且,就目前实验条件来看,能够真正观察到电子自旋720°才完成自旋一周运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电子1/2自旋观点只能算是一种纯假说,这种假说的真实性应值得怀疑,希望广大物理学研究者能够关注这个假说的合理性与否并予以可靠地验证。

量子力学在解释施特恩-格拉赫实验现象时引入了乌伦贝克和孤兹米特提出的电子自旋假说,教科书的论述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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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恩-格拉赫实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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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解释中可以看出,因银原子束通过施特恩-格拉赫磁场空间时产生了上下二条曲线分布,依据玻尔的电子绕核运动理论,则电子在核外的轨道分布数是按2L+1形式分布的,如果将银原子看做是绕施特恩-格拉赫磁场作轨道运动,则它也一个遵循2L+1轨道数分布,但银原子通过磁场空间后产生的是二条曲线,故由2L+1=2推理出L=1/2;但量子力学规定,绕核运动的电子总轨道角量子数和总轨道磁量子数都应是整数,这就违反了量子力学原理,于是他们就引入了电子自旋。但因L=1/2,于是就假定电子自旋的量子数(自旋角动量)是半整数,由此提出电子自旋为1/2形式。实验还证明,电子有磁性,于是就将电子1/2自旋与其自旋磁矩性诠解为电子的内禀性;同时,如果按目前给出的电子经典半径(2.8×10-15m)计算,电子要想达到h数量级的角动量,其表面线速度就会大于光速百倍,这就违反了光速不变原理,于是,为了“自圆其说”, 量子力学就不得不把电子自旋说成是不同于经典概念的自旋。

但现代物理学证明,电子真实半径目前还没有能力测出确切值,丁肇中教授在《寻找宇宙中最基本的粒子》讲座中提到,在10×-17m以下也无法测出电子半径,其他物理学家预言电子半径应在10×-20m以下,如果以电子半径r=10×-17m计算,电子自旋面速度也不会超光速呀;如此看来,用电子面速度超光速来否定电子自旋经典的经典刚体性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再说,电子1/2自旋是用量子力学法则“假设”出来的,并不代表自然界就真实存在1/2自旋粒子。

就目前较成功的核磁共振理论及电子巨磁阻理论等来看,它们还都是将电子看做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小自旋磁陀螺来对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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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可以看做是小自旋磁陀螺

从电子1/2假说到到超光速验算可以看出,量子力学将电子自旋说得如此神乎其神是与科学精神相悖的,因为我们不应将施特-恩实验中原子分裂成二条曲线的物理行为与电子绕核运动的轨道分布行为相提并论,它们是二种不同引力场中的不同运动形式。按我的“自旋场理论”分析,银原子在“上下型磁场”中运动时会产生二条曲线分布形式,而自旋磁电子绕磁原子核运动是在“中心型磁场”中运动时才会表现出量子化轨道分布形式。

当然,在施特恩-格拉赫实验磁场中,用氧等偶核原子作实验时会产生2L+1条曲线分布,这是因为偶核原子表现的磁矩太小而产生像光衍射条纹一样的行为所致,即在缝中心处由于偶核磁矩弱,上下型磁场磁极不能对它们产生明显磁影响,结果它们就只能以近乎以直线运动形式穿过窄缝磁场空间,并在到达后接受屏时呈近乎直线分布;但对于靠近磁场磁极的偶核原子就可以感受到明显的磁极影响,于是它们就会在后接受屏产生向上或向下的曲线分布,而且这种曲线分布条数遵循2L+1规律。

由此,我们说,将电子定义为1/2只是为了迎合量子力学法则而人为规定的行为,这并不代表自然界中真的存在1/2自旋形式的电子;而且,电子的真实半径到现在还是个谜,量子力学用“电子自旋超光速”来否定电子自旋的经典刚体性的理由就不充分。

量子力学的困境与出路——读温伯格的《量子力学的困境》一文有感

电子1/2自旋示意图

在电磁学中,电子之所以被看做是点粒子,是因为对它的讨论不牵扯到磁矩问题,但在量子力学中,如果再将电子看做是点粒子,这就与电子的自旋磁矩概念存在冲突,因为磁矩描述的是与空间r有关的量,即电子半径不可能是0,否则自旋磁矩存在就无从谈起。

鉴此,我认为自旋磁矩概念不适合描述点电子的自旋磁性行为,我们应该抛弃自旋磁矩概念,引入点粒子偶磁荷概念,用自旋“角动量”qm=mω来取代自旋磁矩概念将比较符合实际,而且也不会再出现“1/2自旋”、“ 内禀性”等不可理喻的描述形式,对此论述可参阅司今《从角动量守恒看qm=Mω 的物理意义》一文。

9、量子力学研究对象及范围问题

量子力学研究的对象是有自旋和自旋磁矩的粒子在磁场中运动,如格拉赫实验、塞满效应(反常塞曼效应)、核磁共振、粒子衍射等,无不是在磁场条件下产生的;但我们探讨粒子衍射现象时,却从不去专注粒子自旋磁矩性和空间磁场性,只一味地就现象而现象的去研究量子衍射问题,这是一种“舍本求末”的做法。

粒子运动表现出所谓“波”性的根源是自旋磁粒子与空间磁场相互作用时所产生的一种“转弯”运动现象,从力学角度讲,它们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有二个方面:

(1)、自旋磁粒子在磁场中作平面“转弯”运动(即磁场洛伦兹运动);

(2)、自旋磁粒子自旋磁轴方向受磁场磁极影响而产生的磁场梯度力运动(即施特恩实验中所描述的F=μdB/dz)。

量子力学研究的对象是微观粒子,而且是带有自旋和自旋磁矩性的粒子,这些运动就类似于自旋磁陀螺的平动与进动一样,都可以在球坐标系中用相同的方程去描述。

而且,量子力学中的量子只是描述微观世界粒子性的一个笼统概念,它应包函可以独立存在的任何形式粒子,如质子、中子、电子,光子等都可以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称为“量子”。

量子力学的困境与出路——读温伯格的《量子力学的困境》一文有感

电子、质子自旋及其磁矩

当我们研究量子问题时,量子的几个重要物理属性值得大家关注:

(1)、能量不连续性,即普朗克所描述的传递能量的粒子是“一份一份进行的”;

(2)、角动量不连续性,比如电子在核外分别时,其轨道角动量是不连续的,具有量化“跳跃性”;

(3)、运动的自旋性和自旋磁矩性,量子描述的世界是一个带有自旋和自旋磁矩性运动的物质世界,这与经典力学中的粒子概念不同。

“自旋生磁”是我的“自旋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磁的产生还包括“公转生磁”,这说明磁的产生应有二种形式,即“自旋生磁”和“公转生磁”;但目前电磁学和量子力学只研究了“公转生磁”,却忽略了“自旋生磁”性,这是当今物理学存在严重“疏漏”的地方,值得去大家关注!

量子力学的困境与出路——读温伯格的《量子力学的困境》一文有感

磁场空间下的磁陀螺、电子及地球运动对比图

从量子的上述“属性”来看,我们对量子概念还可以再拓展:在一个研究系统中,凡是具有自旋、自旋磁矩性存在的独立系统或个体都可以归纳为一个“量子系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子的洛伦兹运动也被可以看做是一种量子运动;同样地,太阳系中行星的运动也可以被看做是一个“量子系统”,因为太阳与行星都有自己的自旋磁场,如将地球看做是一个“量子”的话,那么,站在自旋和磁矩角度看,对“地-太”系的研究也可以纳入量子力学范畴……

量子力学的困境与出路——读温伯格的《量子力学的困境》一文有感

带有自旋磁场的地球

10、量子力学出路问题

量子力学是研究质点自旋运动的力学,它不能放弃“波粒二象性”认识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无法用经典粒子概念来解释光的“衍射、干涉”等具有波性的现象。

在经典粒子概念中,粒子是没有自旋和自旋磁场性,粒子通过的物质空间也没有磁场性。但现代物理学已证明,质子、中子、电子、光子等都具有自旋和自旋磁矩性,这说明它们已不同于经典粒子,它们具有自旋和磁场双重性;但量子力学在探讨光衍射现象时,倒是把光的这一本质性给忘记了,同时也忽略了由自旋粒子(如质子、中子、电子等)组成的窄缝空间也是一个磁场空间;试想,一个有自旋磁矩的粒子通过一个有磁场的空间,这个粒子运动还会像经典粒子那样作直线运动吗?

如果我们认真地将粒子们的双重性与物质空间磁场性有机结合起来,我想,解决粒子“干涉、衍射”问题并不难,关键难得是我们将如何改造与舍弃我们现有的量子力学?如何补充与完善我们的经典物理学?

我们要始终牢记,微观世界的物体运动与宏观世界的物体运动存在本质区别,那就是在我们眼里和经典理论中,宏观物体运动是没有自旋与自旋场集于一身的物体;更要牢记,空间宏观物体的磁场对其他物体运动的影响要比微观世界小得多,对此我们可以从目前纳米材料的属性实验中得到验证。

“波粒二象性”不是研究微观世界的真正出路,把握微观世界粒子的自旋与自旋磁场性及微观空间的磁场性才是我们真正打开微观世界大门的一把金鈅匙。

量子力学的困境与出路——读温伯格的《量子力学的困境》一文有感

用磁陀螺运动解释光子衍射现象[5]

我们必须抛弃“波粒二象性”思想,回归到创新的经典力学中来,这是量子力学今后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就目前来看,我们的物理学主流界能答应吗?

一个理论的正确与否关键在于可不可以通过实验验证,验证就要有一个清晰的模型图景;在宏观世界中,我们能够找到有“场与自旋”的物理模型非“自旋磁陀螺运动”莫属了,因此,我的“自旋场理论”就是从研究“磁陀螺在磁场中运动”开始的。

量子力学的困境与出路——读温伯格的《量子力学的困境》一文有感

我认为,将来的量子力学必然是带有自旋磁场的质点运动与空间或物质自旋场有机结合的力学,这种结合是对牛顿质点力学与库伦“点荷”理论的回归;用研究、对待自旋磁陀螺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微观世界的那些“精灵们”,像牛顿力学体系那样,从“公理”出发,建立我们微观世界的真正物理理论体系,这样,我们的物理学才能真正走进微观世界的殿堂,才能真正走进量子大时代!

我期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

量子力学的困境与出路——读温伯格的《量子力学的困境》一文有感

风雨过后见彩虹

11、结束语

量子力学带给人们的困惑主要起源于我们对量子及物质空间的理解总还徘徊在“经典”物理学上,比如,对待量子“概率”问题,我们总是忘记量子有自旋磁矩性、物质空间也有磁场性;又如,我们思考量子“纠缠”问题时,总是站在“经典粒子”角度看待这一现象,曾没有从量子有自旋磁场性角度来看待二个量子产生“纠缠”的物理本质;再如,我们在看待波函数崩塌的“测量问题”时,有谁去刻意思考过我们所用的仪器也是带有磁场的物质,它们会造成量子运动状态(自旋和平动)的改变呢?……

量子力学的困境与出路——读温伯格的《量子力学的困境》一文有感

纳米空间与粒子运动

量子现象与经典现象的本质区别在于尺度效应,如,处于纳米尺度下的量子世界处处都是由场支配,而经典世界则没有这一要求——场是认识量子世界的灵魂,我们只有守住这一灵魂,才能真正走进量子世界,才能真正摆脱量子力学带给我们的诸多困惑……

【注】

[1] 温伯格《量子力学的困境》:http://chuansong.me/n/1473016951311

[2] 张天蓉《拿什么拯救你量子力学》: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77221-1054026.html

[3] 李淼在头条:量子坍塌到底是个什现象?

https://wenda.toutiao.com/question/6402115736763891969/

[4] 赵凯华,罗蔚茵/著《量子物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1月第2版,P51~53页。

[5]司今/《从磁陀螺运动谈粒子衍射形成的物理机制》:

http://bbs.sciencenet.cn/thread-3087786-1-1.html

【参考文献】

〔1〕赵凯华/著《光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2〕赵凯华,陈熙谋/著《电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3〕【美】Richard P.Olenick,Tom M.Apostol David L.Goodstein/著/李椿,陶如玉 译《力学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

〔4〕赵凯华,罗蔚茵/著《量子物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1月第2版。

〔5〕费恩曼/物理学讲义(2),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4月第1版。

〔6〕徐龙道等/著《物理学词典》,科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7〕百度图片及「百度百科」相关内容。

爱因斯坦:机遇与眼光 | 杨振宁

杨振宁 
作者简介:杨振宁,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在统计力学和粒子物理学等领域贡献卓著。他与李政道于 1956 年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因而获得 195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本文作者:杨振宁

爱因斯坦:机遇与眼光 | 杨振宁

 杨振宁_网易订阅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DUSH03LJ05322F8R.html

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爱因斯坦。

1

1905 年通常称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奇迹年” (Annus Mirabilis)。在那一年,爱因斯坦引发了人类关于物理世界的基本概念 (时间、空间、能量、光和物质) 的三大革命。一个 26 岁、默默无闻的专利局职员如何能引起如此深远的观念变革,因而打开了通往现代科技时代之门?当然没有人能够绝对完满地回答这个问题。可是,我们也许可以分析他成为这一历史性人物的一些必要因素。

首先,爱因斯坦极其幸运:他生逢其时,当物理学界面临着重重危机时,他的创造力正处于巅峰。换句话说,他有机会改写物理学的进程,这也许是自从牛顿时代以来独一无二的机遇。这种机遇少之又少。E.T. 贝尔 (Bell) 的《数学精英》(Man of Mathematic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37) 引用了拉格朗日 (J. L. Lagrange, 1736-1813) 的话:

“虽然牛顿确实是杰出的天才,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他也是最幸运的人:人类只有一次机会去建立世界的体系。”

这里,拉格朗日引用的是牛顿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 中第三卷即最后一卷前言中的话:

现在我要演示世界体系的框架。

‘Newton’, William Blake, 1795-1805

拉格朗日显然非常嫉妒牛顿的机遇。可是爱因斯坦对牛顿的公开评价给我们不一样的感觉:

“幸运的牛顿,幸福的科学童年……他既融合实验者、理论家、机械师为一体,又是阐释的艺术家。他屹立在我们面前,坚强、自信、独一无二。”

爱因斯坦有机会修正 200 多年前牛顿所创建的体系。可是这个机会当然也对同时代的科学家们开放。的确,自从 1881 年迈克尔逊―莫雷 (Michelson-Morley) 首次实验以及 1887 年第二次实验以来,运动系统中的电动力学一直是许多人在钻研的热门课题。令人惊奇的是,当爱因斯坦仍在苏黎世念书时,他已经对这个题目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899 年他曾写信给他后来的太太米列娃 (Mileva Mari):

我还了赫姆霍兹的书,现正在非常仔细地重读赫兹的电力传播工作,因为我以前没能明白赫姆霍兹关于电动力学中最小作用量原理的论述。我越来越相信今天所了解的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与实际并不相符,而且可能有更简单的理解方式。(引自:Albert Einstein / Mileva Mari, The Love Letters, eds. Renn & Schulman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S. Sm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电流的磁效应,运动的电荷产生磁场其实就是相对论效应的体现,《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也正是爱因斯坦发表的第一篇关于狭义相对论的论文的题目

他追寻此更简单的理解方式,六年以后引导出了狭义相对论。

当时许多科学家对这个科目也极感兴趣。庞加莱 (L. H. Poincaré,1854-1912) 是当时两位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他也正在钻研同一个问题。事实上,相对性 (relativity) 这一名词的发明者并不是爱因斯坦,而是庞加莱。庞加莱在 1905 年的前一年的演讲《新世纪的物理学》(载:Physics for a New Century, AIP Publication on History, vol 5, 1986) 中有这样一段:

根据相对性原则,物理现象的规律应该是同样的,无论是对于固定不动的观察者,或是对于做匀速运动的观察者。这样我们不能,也不可能,辨别我们是否正处于这样一个运动状态。

这一段不仅介绍了相对性这个概念,而且显示出了异常的哲学洞察力。然而,庞加莱没有完全理解这段话在物理上的意义:同一演讲的后几段证明他没有抓住同时性的相对性(relativity of simultaneity)这个关键性、革命性的思想。

爱因斯坦也不是首位写下伟大的转换公式的人:

之前,洛伦兹 (H. A. Lorentz, 1853-1928) 曾写出这个公式,所以当时这个公式以洛伦兹命名,现在仍然是这样。可是洛伦兹也没能抓住同时性的相对性这个革命性思想。1915 年他写道:

我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我死守一个观念:只有变量 t 才能作为真正的时间,而我的当地时间 t’ 仅能作为辅助的数学量。(转引自:Abraham Pais, Subtle is the Lord: The Science and the Life of Albert Einste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67)

这就是说,洛伦兹有数学,但没有物理学;庞加莱有哲学,但也没有物理学。正是 26 岁的爱因斯坦敢于质疑人类关于时间的原始观念,坚持同时性是相对的,才能从而打开了通向微观世界的新物理之门。

几乎今天所有的物理学家都同意是爱因斯坦创建了狭义相对论。这对庞加莱和洛伦兹是否公平?要讨论这个问题,让我们先引用怀特海 (A. N. Whitehead, 1861―1947) 的话:

科学的历史告诉我们:非常接近真理和真正懂得它的意义是两回事。每一个重要的理论都被它的发现者之前的人说过。 (见:The Organization of Thought,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74, p.127)

洛伦兹和庞加莱都没有抓住那个时代的机遇。他们致力于当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即运动系统中的电动力学。可是他们都错失其重点,因为他们死守着旧观念,正如洛伦兹自己后来所说的一样。爱因斯坦没有错失重点是因为他对于时空有更自由的眼光。

要有自由的眼光 (free perception),必须能够同时近观和远看同一课题。远距离眼光(distant perception) 这一常用词就显示了保持一定距离在任何研究工作中的必要性。可是只有远距离眼光还不够,必须与近距离的探索相结合。正是这种能自由调节、评价与比较远近观察的结果的能力形成了自由的眼光。按照这一比喻,我们可以说洛伦兹失败了是因为他只有近距离眼光,而庞加莱失败了是因为他只有远距离眼光。

中国伟大的美学家朱光潜 (1897-1986) 强调过“心理距离”在艺术和文学创作上的重要性。我认为他的观念与上述的远距离眼光是一致的,只是在不同的学术领域而已。在最权威的爱因斯坦的科学传记 Subtle is the Lord (即前文所引 A. Pais 的著作) 中,作者选择这样一个词来描写爱因斯坦的性格:孤持 (apartness),并且在第三章开始时引述道:

“与其他人保持距离;单独地、孤立地、独自地。(《牛津英文词典》)”

的确,孤持、距离、自由眼光是互相联系的特征,是所有科学、艺术与文学创造活动中一个必要因素。

光电效应

1905 年爱因斯坦另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成果是他于 3 月间写的论文《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一个启发性观点》(On A Heuristic Point of View Concerning the Generation and Conversion of Light )。这篇文章首次提出了光是带分立能量 hν 的量子。常数 h 由普朗克于 1900 年在其大胆的关于黑体辐射的理论研究中提出。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普朗克变得胆怯,开始退缩。1905 年爱因斯坦不仅没有退缩,还勇敢地提出关于光量子的“启发性观点” 。这一大胆的观点当时完全没有受到人们的赞赏,从以下的几句话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八年后,当普朗克、能斯特 (W. H. Nernst)、鲁本斯 (Heinrich Rubens)、瓦尔堡 (O. H. Warburg) 提名爱因斯坦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时,推荐书上说:

“总之,我们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现代物理学的重要问题是爱因斯坦没有做过巨大贡献的。当然他有时在创新思维中会错过目标,例如,他对光―量子的假设。可是我们不应该过分批评他,因为即使在最准确的科学里,要提出真正新的观点而不冒任何风险是不可能的。 (参见前引 A. Pais 的著作,p.382)”

这封推荐书写于 1913 年,其中被嘲笑的光―量子假 设 (hypothesis of light-quanta) 指的就是上述爱因斯坦于 1905 年大胆提出的想法。可是爱因斯坦不理这些嘲笑,继续把他的想法向前推进,于 1916 年至 1917 年确定了光量子的动量,进而发展为 1924 年对康普顿效应 (Compton effect) 的划时代的认识。

光量子这一革命性之观点产生的历史可以总结为:

1 、1905 年 爱因斯坦关于 E = hν 的论文

2 、1916 年 爱因斯坦关于 P = E/c 的论文

3 、1924 年 康普顿效应

在那些年里,在 1924 年康普顿效应确立之前,爱因斯坦完全孤立,因为他对光量子的深邃眼光不被物理学界所接受。

2

在 1905 年至 1924 年之间,爱因斯坦的研究兴趣主要在广义相对论。作为科学革命,广义相对论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其设想宏伟、美妙、广邃,催生了令人敬畏的宇宙学,而且它是一个人独自孕育并完成的,这一切让我想起《旧约》里的创世篇 (不知爱因斯坦本人是否曾想起这个比较)。

当然,我们很自然也会想起其他的科学革命,例如牛顿的巨著、狭义相对论、量子力学。不同之处:牛顿的工作确实是宏伟、美妙、广邃的。对。可是在他之前有伽利略(Galileo)、开普勒 (Kepler),还有更早的数学家和哲学家们的成果。他也不是当时唯一在寻求万有引力定律的人。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也都是影响深远的革命。可是它们是当时许多人研究的热门课题,都不是由一个人所创建的。

关于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没有抓住什么机遇,而是创造了这个机遇。他独自一人通过深邃的眼光,宏伟的设想,经过七八年孤独的奋斗,建立起一个难以想象的美妙体系。这是一次纯粹的创造。

3

广义相对论认为引力来自时空的弯曲

广义相对论代表引力场的几何化。自然而然它使爱因斯坦接着提出电磁场的几何化。从而又产生了将所有自然力几何化的想法,即统一场论。此发展成为他后半生的研究重点。例如,1949 年至 1950 年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中心他最后的研讨会上,他尝试着把电磁场 Fμν 合并成不对称的度量 gμν 。他这个尝试和他先前在同一方向所做出的努力一样,都没能成功。

由于没有成功,也由于自 20 世纪 20 年代初,爱因斯坦将其注意力几乎全部放在这项研究上而忽略了像固体物理和核子物理这些新发展的领域,他经常遭受批评,甚至被嘲笑。他对于统一场论的投入被描述为着魔 (obsession)。这种批评的一个例子是拉比 (I. I. Rabi, 1898―1988) 于 1979 年在普林斯顿举行的爱因斯坦百年纪念上所讲的话:

当你想起爱因斯坦于 1903 年或 1902 年至 1917 年的工作时,那是极其多彩的,非常有创造力,非常接近物理,有非常惊人的洞察力;然而,在他不得不学习数学,特别是各种形式的微分几何的时期以后,他就改变了。

他改变了他的想法。他的那种对物理学的伟大创意也随之改变了。

拉比是否正确呢?爱因斯坦有没有改变呢?

答案是:爱因斯坦的确改变了。改变的证据可以在他 1933 年的斯宾塞演讲 (Herbert Spencer Lecture)《关于理论物理学的方法》(On the Method of Theoretical Physics, New N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中找到:

“……理论物理的公理基础不可能从经验中提取,而是必须自由地创造出来……经验可能提示适当的数学观念,可是它们绝对不能从经验中演绎而出……

但是创造源泉属于数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单纯的思考可以抓住现实,正如古人梦想的一样。”

虽然你可以同意或反对这些非常简要的论点,但是你必须同意它们强有力地描述了爱因斯坦在 1933 年关于如何做基础理论物理的想法,而且此想法相对于他早年的想法有极大的变化。

爱因斯坦自己对这一变化非常清楚。在他 70 岁出版的《自述》(Autobiographical Notes) 里,我们看到:

“……我作为一个学生并不懂得获取物理学基本原理的深奥知识的方法是与最复杂的数学方法紧密相连的。在许多年独立的科学工作以后,我才渐渐明白了这一点。”

很明显,在这一段里,“独立的科学工作”指的是他于 1908 年至 1915 年期间创建广义相对论的长期奋斗。长期奋斗改变了他。是否朝更好的方向改变了呢?拉比说:不是,他的新眼光变成徒劳无益的走火入魔。我们说:他的新眼光改写了基础物理日后的发展进程。爱因斯坦逝世几十年来,他的追求已经渗透了理论物理基础研究的灵魂,这是他的勇敢、独立、倔强和深邃眼光的永久证明。

本文节选自

我的世界观

阿尔伯特 · 爱因斯坦 著

方在庆 编译

中信出版集团

方在庆,1963年生,湖北天门人。1979年就读于吉林大学物理学系,1991年获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1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自2002年起,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尤其关注爱因斯坦、德国的科学与现代化。曾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清华大学,担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杰出访问学者”,德国慕尼黑大学埃里克弗格林教席(Eric-Voegelin-Professur,C3)以及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客座教授等。发表论文40多篇,出版论著和译作多本。

本文部分配图鸣谢

中科院物理所

* 本文来自《我的世界观》(阿尔伯特 · 爱因斯坦著,方在庆编译)中杨振宁所作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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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昌璞:理论物理的六个趋势

转发:https://www.toutiao.com/a6603896732445049351/?iid=6603896732445049351

孙昌璞:理论物理的六个趋势

中科院物理所 2018-09-22 12:12:06

❖孙昌璞院士

孙昌璞:理论物理的六个趋势孙昌璞:理论物理的六个趋势物理学是研究物质及运动规律的基础科学。其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更高的能量标度和更小的时空尺度上,探索物质世界的深层次结构及其相互作用规律;第二、面对由大量个体组元构成的复杂体系,探索超越个体特性的、“演生”出来的有序和合作现象。这两方面代表了两种基本的科学观——还原论(reductionism)和演生论(emergence)。前者把物质性质归结为其微观组元间的相互作用,旨在建立从微观出发的终极统一理论,是一代又一代物理学家的科学梦想;后者强调多体系统的整体有序和合作效应,把不同层次“演生”出来的规律当成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加以探索。它涉及从固体系统到生命软凝聚态等各种多体系统,直接联系关乎日常生活的实际应用。

现代物理学通常从理论和实验两个角度探索以上的重大科学问题。利用科学实验方法,通过对自然界的主动观测,辅以理论模型或哲学上思考,先提出初步的科学理论假设,然后借助进一步的实验对此进行判定性检验。最后,据此用严格的数学语言精确、定量表达一般的科学规律,并由此预言更多新的、可以被实验再检验的物理效应。当现有的理论无法解释一批新的实验发现,物理学就要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有可能产生重大突破、诞生的新理论。新的理论在解释已有实验结果的同时,还将给出更一般的理论预言,引发新的实验研究。物理学研究这些内禀特征,决定了理论物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在当代自然科学中的核心地位。

孙昌璞:理论物理的六个趋势理论物理学立足于科学实验和观察,借助数学工具、逻辑推理和观念思辨,研究物质的时空存在形式及其相互作用规律,从中概括和归纳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理论。由此不仅可以描述和解释自然界已知的各种物理现象,而且还能够预言此前未知的物理效应。需要指出,理论物理学通过当代数学语言和思想框架,使得物理定律得到更为准确的描述。沿循这个规律,作为理论物理学最基础的部分,20世纪初诞生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今天业已成为当代自然科学的两大支柱,奠定了理论物理学在现代科学中的核心地位。统计物理学基于概率统计和随机性的思想处理多粒子体系的运动,是二者的必要补充。量子规范场论从对称性的角度描述微观粒子的基本相互作用,为自然界四种基本相互作用的统一提供坚实的基础。

孙昌璞:理论物理的六个趋势关于理论物理的重要作用和学科发展趋势,我们分六点简述如下。

1、理论物理研究纵深且广泛,其理论立足于全部实验的总和之上。由于物质结构是分层次的,每个层次上都有自己的基本规律,不同层次上的规律又是互相联系的。物质层次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的基础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不仅为理论物理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而且对理论物理学家提出巨大的智力挑战,激发出人类探索自然的强大动力。因此,理论物理这种高度概括的综合性研究,具有显著的多学科交叉与知识原创的特点。在理论物理中,有的学科(诸如粒子物理、凝聚态物理等),与实验研究关系十分密切,但还有一些更加基础的领域(如统计物理、引力理论和量子基础理论),它们一时并不直接涉及实验。虽然物理学本身是一门实验科学,但物理理论是立足于长时间全部实验总和之上,而不是只针对个别实验。虽然理论正确与否必须落实到实验检验上,但在物理学发展过程中间,有的阶段性理论研究和纯理论探索性研究,开始不必过分强调具体的实验检验。其实,导致重大科学突破甚至科学革命的广义相对论、规范场论和玻色-爱因斯坦凝聚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它们从纯理论出发,实验验证却等待几十年、甚至近百年。近百年前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预言了一种以光速传播的时空波动——引力波。直到2016年2月,美国科学家才宣布人类首次直接探测到引力波。引力波的预言是理论物理发展的里程碑,它的观察发现将开创一个崭新的引力波天文学研究领域,更深刻地揭示宇宙奥秘。

2、面对当代实验科学日趋复杂的技术挑战和巨大经费需求,理论物理对物理学的引领作用必不可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于大型加速器的粒子物理学开创了大科学工程的新时代,也使得物理学发展面临经费需求的巨大挑战。因此,伴随着实验和理论对物理学发展发挥的作用有了明显的差异变化,理论物理高屋建瓴的指导作用日趋重要。在高能物理领域,轻子和夸克只能有三代是纯理论的结果,顶夸克和最近在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发现的Higgs粒子首先来自理论预言。当今高能物理实验基本上都是在理论指导下设计进行的,没有理论上的动机和指导,高能物理实验如同大海捞针、无从下手。可以说,每一个大型粒子对撞机和其它大型实验装置,都与一个具体理论密切相关。天体宇宙学的观测更是如此。天文观测只会给出一些初步的宇宙信息,但其物理解释必依赖于具体的理论模型。宇宙的演化只有一次,其初态和末态迄今都是未知的。宇宙学的研究不能像通常的物理实验那样,不可能为获得其演化的信息任意调整其初末态。因此,仅仅基于观测,不可能构造完全合理的宇宙模型。要对宇宙的演化有真正的了解、建立自洽的宇宙学模型和理论,就必须立足于粒子物理和广义相对论等物理理论。

3、理论物理学本质上是一门交叉综合科学。大家知道,量子力学20世纪的奠基性科学理论之一,是人们理解微观世界运动规律的现代物理基础。它的建立,导致了以激光、半导体和核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物质、精神生活,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之一。然而,量子力学基础却存在诸多的争议,哥本哈根学派对量子力学的“标准”诠释遭遇诸多挑战。不过这些学术争论不仅促进了量子理论自身发展,而且促使量子力学走向交叉科学领域,使得量子物理从观测解释阶段进入自主调控的新时代,从此量子世界从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近二十年来,理论物理学在综合交叉方面的重要进展是量子物理与信息计算科学的交叉,由此形成了以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和量子精密测量为主体的量子信息科学:它充分利用量子力学基本原理,基于独特的量子相干进行计算、编码、信息传输和精密测量,探索突破芯片极限、保证信息安全的新概念和新思路。统计物理学为理论物理研究开拓了跨度更大的交叉综合领域,如生物物理和软凝聚态物理。统计物理的思想和方法不断地被应用到各种新的领域,对其基本理论和自身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软物质是在自然界中存在的最广泛的复杂凝聚态物质,它处于固体和理想流体之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及工业技术密切相关。例如,水是一种软凝聚态物质,其研究涉及的基础科学问题关乎人类社会今天面对的水源危机。

4、理论物理学在对具体系统应用中实现创新发展,并在基本的层次上回馈自身。从量子力学和统计物理对固体系统的具体应用开始,近半个世纪以来凝聚态物理学业已发展成当代物理学最大的一个分支。它不仅是材料、信息和能源科学的基础,也与化学和生物等学科交叉与融合,而其中发现的新现象、新效应,都有可能导致凝聚态物理一个新的学科方向或领域的诞生,为理论物理研究展现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一方面,凝聚态物理自身理论发展异常迅猛和广泛,描述半导体和金属的能带论和费米液体理论为电子学、计算机和信息等学科发展的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从凝聚态理论研究提炼出来的普适的概念和方法,对包括高能物理其它物理学科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BCS超导理论中的自发对称破缺概念,被应用到描述电弱相互作用统一的Yang-Mills 规范场论,导致了中间玻色子质量演生的Higgs机制,这是理论物理学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近二十年来,在凝聚态物理领域,有大量新型低维材料的合成和发现,有特殊功能的量子器件的设计和实现,有高温超导和拓扑绝缘体等大量新奇量子现象的展示。这些现象不能在以单体近似为前提的费米液体理论框架下得到解释,新的理论框架建立已迫在眉睫,如果成功将使凝聚态物理的基础及应用研究跨上一个新的历史台阶,也会为理论物理的引领作用发挥到极致。

5、理论物理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理论模型与强大的现代计算手段相结合。面对纷繁复杂的物质世界(如强关联物质和复杂系统),简单可解析求解的理论物理模型不足以涵盖复杂物质结构的全部特征,如非微扰和高度非线性。现代计算机的发明和快速发展提供了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强大工具。辅以面向对象的科学计算方法(如第一原理计算、蒙特卡罗方法和精确对角化技术),复杂理论模型的近似求解将达到极高的精度,可以逐渐逼近真实的物质运动规律。因此,在解析手段无法胜任解决复杂问题任务时,理论物理必须通过数值分析和模拟的办法,使得理论预言进一步定量化和精密化。这方面的研究导致了计算物理这一重要学科分支的形成,成为连接物理实验和理论模型必不可少的纽带。

6、理论物理学将在国防安全等国家重大需求上发挥更多作用。大家知道,无论决胜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代的战略平衡,还是中国国家战略地位提升,理论物理学在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理论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奥本海默、费米、彭桓武、于敏、周光召等人也因此彪炳史册。与战略武器发展息息相关,二战后开启了物理学大科学工程的新时代,基于大型加速器的重大科学发现反过来为理论物理学提供广阔的用武之地,如标准模型的建立。国防安全方面等国家重大需求往往会提出自由探索不易提出的基础科学问题,在对理论物理提出新挑战的同时,也为理论物理研究提供了源头创新的平台。因此,理论物理也要针对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方面等国家重大需求,凝练和发掘自己能够发挥关键作用的科学问题,在实践应用和理论原始创新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为了全方位支持我国理论物理事业长足发展,199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理论物理专款”,并成立学术领导小组(首届组长是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先生)。多年来,它凝聚了我国理论物理学家集体智慧,不断探索符合理论物理特点和发展规律的资助模式,培养理论物理优秀创新人才做出杰出的研究成果,对国民经济和科技战略决策进行了指导和咨询。为了更全面地支持我国的理论物理事业,“理论物理专款”持续支持我们编辑出版这套《21世纪理论物理及其交叉学科前沿丛书》, 目的是要系统全面介绍现代理论物理及其交叉领域的基本内容及其学科前沿发展,以及中国理论物理学家科学贡献和所取得的主要进展。希望这套丛书能帮助大学生、研究生、博士后、青年教师和研究人员全面了解理论物理学研究进展,培养对物理学研究的兴趣,迅速进入理论物理前沿研究领域,同时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献身理论物理学事业,为我国的科学研究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作出自己的贡献。

孙昌璞

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理论物理专款”学术领导小组组长

孙昌璞:理论物理的六个趋势内容简介

孙昌璞:理论物理的六个趋势《21世纪理论物理及其交叉学科前沿丛书》包括中英文的专著和基础理论,以相关专业领域的研究生为起点。主要内容有(包括但不限于):

(1)最深层次物质结构和动力学规律的前沿:量子场论及与宇宙学;粒子物理及与宇宙学;高能重离子碰撞和强子物理中动力学规律。

(2)凝聚态理论:强关联多电子系统的理论研究;受限小量子系统。

(3)跨学科理论研究新领域:理论物理与生命科学;有机固体和聚合物的理论物理研究;纳米材料设计的基础理论;量子信息。

本文摘编自《21世纪理论物理及其交叉学科前沿丛书》出版前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这些是科学探索中最重大的问题!

最近英国《自然》杂志列出:这些是科学探索上的最大的问题!
The biggest questions in science https://www.nature.com/collections/mnwshvsswk

什么是时空?什么是物质、包括暗物质?什么是意识与生命?

bigScience

什么是时空?

INNOVATIONS IN

What Is Spacetime?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8-05095-z
Physicists believe that at the tiniest scales, space emerges from quanta. What might these building blocks look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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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物质、包括暗物质?

What Is Dark Matter?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8-05096-y

INNOVATIONS IN,09 MAY 2018
An elusive substance that permeates the universe exerts many detectable gravitational influences yet eludes direct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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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意识与生命?

INNOVATIONS IN

 What Is Consciousness?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8-05097-x

What Is Consciousness?

Scientists are beginning to unravel a mystery that has long vexed philosophers.

INNOVATIONS IN

 How Did Life Begin?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8-05098-w

How Did Life Begin?

Untangling the origins of organisms will require experiments at the tiniest scales and observations at the vas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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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S IN

 What Are the Limits of Manipulating Nature?

By reaching down into the quantum world, scientists are hoping to gain more control over matter and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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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Much Can We Know?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8-05100-5

INNOVATIONS IN

How Much Can We Know?

The reach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 is constrained by the limitations of our tools and the intrinsic impenetrability of some of nature’s deepest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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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在中国主流科学的思考范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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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1100》与

21100

这100又100个科学难题是中国科学家提出来的,虽然它们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乃至哲学等之间的广泛交叉,100又100科学难题,也仅是基础科学与交叉科学难题的一部分。

它们围绕自然科学4大基本难题(宇宙起源和演化、物质结构、生命起源和演化、智力起源与演化)展开。首先涉及宇宙学的难题,并与物质的深层结构粒子世界联系起来,形成粒子宇宙学中的交叉学科难题。从宇宙的演化,直到出现生命现象,最后出现人类精神现象和社会现象这种最高级的形式。

《21世纪100个科学难题》_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6df37923c850ad02de8041be.html
《21世纪100个交叉科学难题》_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cd8dc465f12d2af90242e6d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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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基础科学研究  ,是指认识自然现象、揭示自然规律,获取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的研究活动,主要包括:科学家自主创新的自由探索和国家战略任务的定向性基础研究;对基础科学数据、资料和相关信息系统地进行采集、鉴定、分析、综合等科学研究基础性工作。

基础科学研究_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BA%E7%A1%80%E7%A7%91%E5%AD%A6%E7%A0%94%E7%A9%B6/704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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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问题
中国好学者萝卜精选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kyOTU0Ng==&mid=2651483060&idx=2&sn=fd1c3a19b565a3fe5fdcebd1eab5499a&chksm=bd3dfe518a4a77475418e764b07acec66f480d15fd1d7d800e0bc2f5259089a7c5d4ea7cdf0e&mpshare=1&scene=24&srcid=08189MTMBY361ySHkK7Fi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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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学创新物理学理论方法论
1.新物理必须要有新的整体架构,新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新物理学必须具有统一性、一致性、完备性、终极性和完美性;
2.新的物理必须基于严格的数学和逻辑,如理论计算出精细结构常数、宇宙学常数、暗物质暗能量、希格斯粒子机制及质量等;
3.所有的结果及自然演绎要与自然客观观测一致及符合实验检验。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并得到了所期望的理想的结果。
龚学理论并非完全采用实证主义方法论,也可以采用非实证主义方法论。

正如爱因斯坦著名的“追光实验”突破实证科学:http://sh.qihoo.com/pc/9583f4952c9e15cad?sign=360_e39369d1现代科学是实证科学。现代实证科学的所谓“观察、假设、实验”。实证科学只承认观测到的现象对科学研究有意义。

爱因斯坦所做的和实证科学的要求不同,所以100多年前当他提出相对论时,遭到几乎整个科技界的嘲笑和排斥,仅仅少数几个理智占主导的科学家如麦克斯韦等感受到爱因斯坦思想的巨大现实意义——用非实证方法得到的理论也是可以描述这个宇宙的。

爱因斯坦曾说:“在原则上,试图单靠可观察量来建立理论,那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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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是物质?

究竟什么是物质,哲学上又指什么?

原道童子 作答:

物质的定义是极其困难的,目前尚无精准的物质定义。定义是科学研究的灵魂,有了精准的定义,其它一切问题皆迎刃而解。

以下是我对物质的探讨。我的思路是:物质的语义学定义→物质的唯物论定义→物质的物理学定义。显然,物质的物理学定义是关键。

一,物质的语义学定义。

汉语的物质是联合词组。物,即物像,是感觉的外在形象,是形式或外延。质,是直觉的内在结构,是内容或内涵。因此,物质的意思可引申为:①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②外延与内涵的统一体,③结构与功能的统一体,④存在与意识的统一体。

英语的物质有两个词。一是matter,本意是麻烦,说不清道不明。二是substance,源于拉丁语汇。sub是under,意思是低下而潜在的。stance是站立的姿态,引申为形式。由此可见,物质是一种非意识的存在形式。

二,物质的马哲学定义。

马哲物质论这样陈述:物质是不依赖人们意志但可被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物质世界是可以被认知的。

我理解,马哲物质论:①物质是无处不在的,进而真空也是物质的;②物质是有形的,进而是有质量的;③物质是运动的,进而是有能量的;④物质是可知的,进而是可测量的。

我认为,马哲物质论:具有高度的逻辑性与科学性,可以指导自然科学研究,可以作为识别伪科学的判断依据,也可知道物理学对物质做出精准的科学定义。

我请问:狭义相对论分出静质量与动质量,意味着物质有静止态,这个命题可信么?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场方程,否定宇宙真空场,意味着真空的物质性不存在,这个方程可信么?

三,物质的物理学定义。

迄今为止,我们从未见识物理学对物质有一个明明白白的精准定义,导致恣意数学的非物质学说,这不能不说是物理学的一个瑕疵。

我们批判与反思现有物理学的乱象,目的是要建立一套足以逻辑自洽的深度解读物质的物理新思维。

相对论与量子论各执一词,各有弊端。相对论的致命瑕疵是否定漩涡真空场,而仅凭卡什米尔效应(Casimir Effect),就足以证否相对论。

量子论的纠缠超距说,用臆断的波函数塌陷搪塞,仅凭其以否定因果律为代价,就足以证伪量子纠缠理论,薛定谔的猫论可以休矣。

我认为,物质的物理学定义,可以这么定义:物质是①在绝对时空参照系下②基于真空漩涡场的③既有自旋又有绕旋之谐振子的④或独立自由或叠加约束的⑤既有质量又有能量的⑥或直接测量或间接测量的⑦客观存在形式。

我以为,这个定义复杂而严谨,可称物质的七要素定义,以下分别说明七要素的理由。

①物质的认知必须以绝对时空作为参照系。

旨在奠基一个最为简洁的测量基准与零点坐标。经典动力学体系的物理公理集,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极其辉煌的物质技术装备成就,这得归功于笛卡尔直角坐标系,即三维空间参照系。

可以理解:空间的无限延伸性与绝对静止性,参照系的任意可选择性,最符合人择原理。

狭义相对论搞了一个移动空间参照系,广义相对论搞了一个弯曲时空参照系,纯属多此一举。宇宙大爆炸广受诟病,就是把无限延伸的宇宙,看成一个弯曲膨胀的球。

②物质是基于真空漩涡场的(色空亦空)。

无数事实,尤其是真空吸尘器与Casimir效应证明,真空是一个最为普遍的客观实在。因为气流旋转龙卷风有了真空漩涡场。因为凸面绕旋,机翼上方有了真空漩涡场。因为涵洞漩涡,有了垂直下凹的真空场。因为离心泵旋转,泵腔有了真空漩涡场。

③物质来自既有自旋又有绕旋的基本粒子。

电子以光速自旋,同时有了电子的真空漩涡场,有了电偶极子、电子磁矩、电子电荷、电子质量、电子自旋角动量、电子势能、电子引力场、电子半径(2.82e-15m)、电子椭球体、电子进动、电子绕旋、电子的自我存在形式。

质子以光速自旋,同时有了质子的真空漩涡场,有了电偶极子、质子电荷、质子质量、质子自旋角动量、质子势能、质子引力场、质子半径(2.21e-16m),质子进动、质子椭球体、质子震荡、质子的自我存在形式。

④物质是或独立自由或叠加约束的。

费米子,诸如中微子、电子、质子、中子,都是一种自旋与绕旋的统一体,因自旋产生转动惯量不均衡的椭球体。同时因惯量不均衡产生进动或绕旋的椭圆轨道。

玻色子,诸如引力子、光子、胶子,都是能密不同的真空漩涡场的场量子。引力子是是一个真空涟漪,是质密与能密最小的物质单元。

光子是数亿引力子环环相扣的簇合体,光子的自旋半径:R=λ/2π。原子核内空间的胶子或介子,是高能密的玻色子,也是环环相扣的数亿引力子的簇合体。

⑤物质是既有质量又有能量的。

质量与能量是物质不可分割的内在属性。所有费米子与玻色子的质密参数与能密参数,皆以绝对时空为参照系。核子的光速自旋,对应自旋势能。例如,质子的内秉质量m=1.73e-27kg,对应质子自旋势能Ep=mc²=938MeV。

如果不是粉碎了电子或质子的存在形式,即如果不是粉碎了电子或质子的自旋势能,那么能量守恒的本质就是动能守恒,质量守恒的本质是电子与质子永远保持内秉的自旋势能。

通常情况下,即便粉碎了中子,中子也只是主要衰变为质子与电子。正负电子湮灭变成正负光子,但光子依然有物理新思维下质量与能量,只是电子的自旋势能变成了光子的自旋势能。为简便起见,不妨说一个基态光子的质量,等同于一个基态电子的质量。

⑥或直接测量或间接测量。

毫无疑问,任何物理学说的物理参量,必须以获得测量数值为依据,否则就是胡说八道。例如,宇宙大爆炸达到的普朗克温度,没有测量依据,纯属臆断。黑洞的质密能密参数,没有测量依据,纯属胡扯。

然而,本文特别重视的真空漩涡场,是可以通过测量与逻辑类比,间接测量与直接推理的。

⑦物质是客观存在形式,而非数学臆断。

有一种流行的谬论说:宇宙那么大有无限的变数,只要有数学推演的结果,就一定在宇宙中存在,尤其毕达哥拉斯断言,宇宙的本质就是数。这些脱离物理测量与客观实际,纯凭数学臆造,是极为有害的数学唯心主义。

最典型的莫过狄拉克基于数学轴对称的反物质猜想。事实上,自然界不存在绝对对称的玩意。一切都是不均衡的:没有相同的两个基因,没有相同的地球绕日轨道,没有相同的电子绕核轨道。量子论中的全同粒子,只是忽略了次要因素的近似手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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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学理论评注:

龚学可以用一个方程表示空间、物质、时间:

DS =(i^n1,i^n2,i^n3)* C * DT =N * C * DT……(方程0)

i是虚数,i^n1是i 的n1幂次,同样i^ n2和i^n3;

{n1, n2, n3}自然数取值范围(0,1,2,3)或(1,2,3,4);

DS是一个空间单元,DT一个时间单元;C是光速。

N是一个虚-实数域,而N方有四个可能的值。

N^ 2 = { + / – 1 ,+ / – 3 } ………….(方程0’)

方程0以精确的方式连接时间、空间和物质。虚-实数域的N产生64个子空间。“方程0’  ”是一个选择规则。当一个子空间有N ^2 = + / – 3,那么这个子空间是一个真正的实空间,相当于广义相对论的3维纯真空实空间(X,Y,Z),与3维虚空间(iX, i Y, i Z)。当N ^2= + / – 1,这是一个子空间,事实上,是一个基本粒子。方程0包含48个这样的子空间,因此,给出48个基本粒子(费米子物质)。

物质就是由时间驱动光子在真实三维和虚三维空间光速旋转的子空间,包括可见物质和暗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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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S IN

doi: 10.1038/d41586-018-05096-y

This article is part of Innovations In The Biggest Questions In Science, an editorially independent supplement produced with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third parties. About this content.

What Is Dark Matter?

An elusive substance that permeates the universe exerts many detectable gravitational influences yet eludes direct detection.

Illustration by Chris Gash

Physicists and astronomers have determined that most of the material in the universe is “dark matter”—whose existence we infer from its gravitational effects but not through electromagnetic influences such as we find with ordinary, familiar matter. One of the simplest concepts in physics, dark matter can nonetheless be mystifying because of our human perspective. Each of us has five senses, all of which originate in electromagnetic interactions. Vision, for example, is based on our sensitivity to light: electromagnetic waves that lie within a specific range of frequencies. We can see the matter with which we are familiar because the atoms that make it up emit or absorb light. The electric charges carried by the electrons and protons in atoms are the reason we can see.

Matter is not necessarily composed of atoms, however. Most of it can be made of something entirely distinct. Matter is any material that interacts with gravity as normal matter does—becoming clumped into galaxies and galaxy clusters, for example.

There is no reason that matter must always consist of charged particles. But matter that has no electromagnetic interactions will be invisible to our eyes. So-called dark matter carries no (or as yet undetectably little) electromagnetic charge. No one has seen it directly with his or her eyes or even with sensitive optical instruments. Yet we believe it is out there because of its manifold gravitational influences. These include dark matter’s impact on the stars in our galaxy (which revolve at speeds too great for ordinary matter’s gravitational force to rein in) and the motions of galaxies in galaxy clusters (again, too fast to be accounted for only by matter that we see); its imprint on the cosmic microwave background radiation left over from the time of the big bang; its influence on the trajectories of visible matter from supernova expansions; the bending of light known as gravitational len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that the visible and invisible matter gets separated in merged galaxy clusters.

Perhaps the most significant sign of the existence of dark matter, however, is our very existence. Despite its invisibility, dark matter has been critical to the evolution of our universe and to the emergence of stars, planets and even life. That is because dark matter carries five times the mass of ordinary matter and, furthermore, does not directly interact with light. Both these properties were critical to the creation of structures such as galaxies—within the (relatively short) time span we know to be a typical galaxy lifetime—and, in particular, to the formation of a galaxy the size of the Milky Way. Without dark matter, radiation would have prevented clumping of the galactic structure for too long, in essence wiping it out and keeping the universe smooth and homogeneous. The galaxy essential to our solar system and our life was formed in the time since the big bang only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dark matter.

Some people, on first hearing about dark matter, feel dismayed. How can something we do not see exist? At least since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humans should be prepared to admit their noncentrality to the makeup of the universe. Yet each time people learn about it in a new context, many get confused or surprised. There is no reason that the matter we see should be the only type of matter there is. The existence of dark matter might be expected and is compatible with everything we know.

Perhaps some confusion lies in the name. Dark matter should really be called transparent matter because, as with all transparent things, light just passes through it. Nevertheless, its nature is far from transparent. Physicists and astronomers would like to understand, at a more fundamental level, what exactly dark matter is. Is it made up of a new type of fundamental particle, or does it consist of some invisible, compact object, such as a black hole? If it is a particle, does it have any (albeit very weak) interaction with familiar matter, aside from gravity? Does that particle have any interactions with itself that would be invisible to our senses? Is there more than one type of such a particle? Do any of these particles have interactions of any sort?

My theoretical colleagues and I have thought about a number of interesting possibilities. Ultimately, however, we will learn about the true nature of dark matter only with the help of further observations to guide us. Those observations might consist of more detailed measurements of dark matter’s gravitational influence. Or—if we are very lucky and dark matter does have some tiny, nongravitational interaction with ordinary matter we have so far failed to observe—big underground detectors, satellites in space or the Large Hadron Collider at CERN near Geneva might in the future detect dark matter particles. Even without such interactions with ordinary matter, dark matter’s self-interactions might have observable consequences. For example,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galaxies at small scales will be different if dark matter’s interactions with itself rearrange matter at galactic centers. Compact or other structures akin to the Milky Way, such as the bright gas clouds and stars we see when we look at the night sky, could indicate one or more distinct species of dark matter particles that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 Or hypothesized particles called axions that interact with magnetic fields might be detected in laboratories or in space.

For a theorist, an observer or an experimentalist, dark matter is a promising target for research. We know it exists, but we do not yet know what it is at a fundamental level. The reason we do not know might be obvious by now: it is just not interacting enough to tell us, at least so far. As humans, we can only do so much if ordinary matter is essentially oblivious to anything but dark matter’s very existence. But if dark matter has some more interesting properties, researchers are poised to find them—and, in the process, to help us more completely address this wonderful mystery.

Nature 557, S6-S7 (2018)

doi: 10.1038/d41586-018-05096-y

This article is part of Innovations In The Biggest Questions In Science, an editorially independent supplement produced with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third parties. About this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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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S IN

What Is Spacetime?

Physicists believe that at the tiniest scales, space emerges from quanta. What might these building blocks look like?

Illustration by Chris Gash

People have always taken space for granted. It is just emptiness, after all—a backdrop to everything else. Time, likewise, simply ticks on incessantly. But if physicists have learned anything from the long slog to unify their theories, it is that space and time form a system of such staggering complexity that it may defy our most ardent efforts to understand.

Albert Einstein saw what was coming as early as November 1916. A year earlier he had formulated his 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 which postulates that gravity is not a force that propagates through space but a feature of spacetime itself. When you throw a ball high into the air, it arcs back to the ground because Earth distorts the spacetime around it, so that the paths of the ball and the ground intersect again. In a letter to a friend, Einstein contemplated the challenge of merging general relativity with his other brainchild, the nascent theory of quantum mechanics. That would not merely distort space but dismantle it. Mathematically, he hardly knew where to begin. “How much have I already plagued myself in this way!” he wrote.

Einstein never got very far. Even today there are almost as many contending ideas for a quantum theory of gravity as scientists working on the topic. The disputes obscure an important truth: the competing approaches all say space is derived from something deeper—an idea that breaks with 2,500 years of scientific and philosophical understanding.

Down the Black Hole

A kitchen magnet neatly demonstrates the problem that physicists face. It can grip a paper clip against the gravity of the entire Earth. Gravity is weaker than magnetism or than electric or nuclear forces. Whatever quantum effects it has are weaker still. The only tangible evidence that these processes occur at all is the mottled pattern of matter in the very early universe—thought to be caused, in part, by quantum fluctuations of the gravitational field.

Black holes are the best test case for quantum gravity. “It’s the closest thing we have to experiments,” says Ted Jacobson of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He and other theorists study black holes as theoretical fulcrums. What happens when you take equations that work perfectly well under laboratory conditions and extrapolate them to the most extreme conceivable situation? Will some subtle flaw manifest itself?

General relativity predicts that matter falling into a black hole becomes compressed without limit as it approaches the center—a mathematical cul-de-sac called a singularity. Theorists cannot extrapolate the trajectory of an object beyond the singularity; its time line ends there. Even to speak of “there” is problematic because the very spacetime that would define the location of the singularity ceases to exist. Researchers hope that quantum theory could focus a microscope on that point and track what becomes of the material that falls in.

Out at the boundary of the hole, matter is not so compressed, gravity is weaker and, by all rights, the known laws of physics should still hold. Thus, it is all the more perplexing that they do not. The black hole is demarcated by an event horizon, a point of no return: matter that falls in cannot get back out. The descent is irreversible. That is a problem because all known laws of fundamental physics, including those of quantum mechanics as generally understood, are reversible. At least in principle, you should be able to reverse the motion of all the particles and recover what you had.

A very similar conundrum confronted physicists in the late 1800s, when they contemplated the mathematics of a “black body,” idealized as a cavity full of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James Clerk Maxwell’s theory of electromagnetism predicted that such an object would absorb all the radiation that impinges on it and that it could never come to equilibrium with surrounding matter. “It would absorb an infinite amount of heat from a reservoir maintained at a fixed temperature,” explains Rafael Sorkin of the Perimeter Institute for Theoretical Physics in Ontario. In thermal terms, it would effectively have a temperature of absolute zero. This conclusion contradicted observations of real-life black bodies (such as an oven). Following up on work by Max Planck, Einstein showed that a black body can reach thermal equilibrium if radiative energy comes in discrete units, or quanta.

Theoretical physicists have been trying for nearly half a century to achieve an equivalent resolution for black holes. The late Stephen Hawking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took a huge step in the mid-1970s, when he applied quantum theory to the radiation field around black holes and showed they have a nonzero temperature. As such, they can not only absorb but also emit energy. Although his analysis brought black holes within the fold of thermodynamics, it deepened the problem of irreversibility. The outgoing radiation emerges from just outside the boundary of the hole and carries no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terior. It is random heat energy. If you reversed the process and fed the energy back in, the stuff that had fallen in would not pop out; you would just get more heat. And you cannot imagine that the original stuff is still there, merely trapped inside the hole, because as the hole emits radiation, it shrinks and, according to Hawking’s analysis, ultimately disappears.

This problem is called the information paradox because the black hole destroys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falling particles that would let you rewind their motion. If black hole physics really is reversible, something must carry information back out, and our conception of spacetime may need to change to allow for that.

Atoms of Spacetime

Heat is the random motion of microscopic parts, such as the molecules of a gas. Because black holes can warm up and cool down, it stands to reason that they have parts—or, more generally, a microscopic structure. And because a black hole is just empty space (according to general relativity, infalling matter passes through the horizon but cannot linger), the parts of the black hole must be the parts of space itself. As plain as an expanse of empty space may look, it has enormous latent complexity.

Even theories that set out to preserve a conventional notion of spacetime end up concluding that something lurks behind the featureless facade. For instance, in the late 1970s Steven Weinberg, now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sought to describe gravity in much the same way as the other forces of nature. He still found that spacetime is radically modified on its finest scales.

Physicists initially visualized microscopic space as a mosaic of little chunks of space. If you zoomed in to the Planck scale, an almost inconceivably small size of 10–35 meter, they thought you would see something like a chessboard. But that cannot be quite right. For one thing, the grid lines of a chessboard space would privilege some directions over others, creating asymmetries that contradict the 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 For example, light of different colors might travel at different speeds—just as in a glass prism, which refracts light into its constituent colors. Whereas effects on small scales are usually hard to see, violations of relativity would actually be fairly obvious.

The thermodynamics of black holes casts further doubt on picturing space as a simple mosaic. By measuring the thermal behavior of any system, you can count its parts, at least in principle. Dump in energy and watch the thermometer. If it shoots up, that energy must be spread out over comparatively few molecules. In effect, you are measuring the entropy of the system, which represents its microscopic complexity.

If you go through this exercise for an ordinary substance, the number of molecules increases with the volume of material. That is as it should be: If you increase the radius of a beach ball by a factor of 10, you will have 1,000 times as many molecules inside it. But if you increase the radius of a black hole by a factor of 10, the inferred number of molecules goes up by only a factor of 100. The number of “molecules” that it is made up of must be proportional not to its volume but to its surface area. The black hole may look three-dimensional, but it behaves as if it were two-dimensional.

This weird effect goes under the name of the holographic principle because it is reminiscent of a hologram, which presents itself to us as a three-dimensional object. On closer examination, however, it turns out to be an image produced by a two-dimensional sheet of film. If the holographic principle counts the microscopic constituents of space and its contents—as physicists widely, though not universally, accept—it must take more to build space than splicing together little pieces of it.

The relation of part to whole is seldom so straightforward, anyway. An H2O molecule is not just a little piece of water. Consider what liquid water does: it flows, forms droplets, carries ripples and waves, and freezes and boils. An individual H2O molecule does none of that: those are collective behaviors. Likewise, the building blocks of space need not be spatial. “The atoms of space are not the smallest portions of space,” says Daniele Oriti of 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Gravitational Physics in Potsdam, Germany. “They are the constituents of space. The geometric properties of space are new, collective, approximate properties of a system made of many such atoms.”

What exactly those building blocks are depends on the theory. In loop quantum gravity, they are quanta of volume aggregated by applying quantum principles. In string theory, they are fields akin to those of electromagnetism that live on the surface traced out by a moving strand or loop of energy—the namesake string. In M-theory, which is related to string theory and may underlie it, they are a special type of particle: a membrane shrunk to a point. In causal set theory, they are events related by a web of cause and effect. In the amplituhedron theory and some other approaches, there are no building blocks at all—at least not in any conventional sense.

Although the organizing principles of these theories vary, all strive to uphold some version of the so-called relationalism of 17th- and 18th-century German philosopher Gottfried Leibniz. In broad terms, relationalism holds that space arises from a certain pattern of correlations among objects. In this view, space is a jigsaw puzzle. You start with a big pile of pieces, see how they connect and place them accordingly. If two pieces have similar properties, such as color, they are likely to be nearby; if they differ strongly, you tentatively put them far apart. Physicists commonly express these relations as a network with a certain pattern of connectivity. The relations are dictated by quantum theory or other principles, and the spatial arrangement follows.

Phase transitions are another common theme. If space is assembled, it might be disassembled, too; then its building blocks could organize into something that looks nothing like space. “Just like you have different phases of matter, like ice, water and water vapor, the atoms of space can also reconfigure themselves in different phases,” says Thanu Padmanabhan of the Inter-University Center for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 in India. In this view, black holes may be places where space melts. Known theories break down, but a more general theory would describe what happens in the new phase. Even when space reaches its end, physics carries on.

Entangled Webs

The big realization of recent years—and one that has crossed old disciplinary boundaries—is that the relevant relations involve quantum entanglement. An extrapowerful type of correlation, intrinsic to quantum mechanics, entanglement seems to be more primitive than space. For instance, an experimentalist might create two particles that fly off in opposing directions. If they are entangled, they remain coordinated no matter how far apart they may be.

Traditionally when people talked about “quantum” gravity, they were referring to quantum discreteness, quantum fluctuations and almost every other quantum effect in the book—but never quantum entanglement. That changed when black holes forced the issue. Over the lifetime of a black hole, entangled particles fall in, but after the hole evaporates fully, their partners on the outside are left entangled with—nothing. “Hawking should have called it the entanglement problem,” says Samir Mathur of Ohio State University.

Even in a vacuum, with no particles around, the electromagnetic and other fields are internally entangled. If you measure a field at two different spots, your readings will jiggle in a random but coordinated way. And if you divide a region in two, the pieces will be correlated, with the degree of correlation depending on the only geometric quantity they have in common: the area of their interface. In 1995 Jacobson argued that entanglement provides a link between the presence of matter and the geometry of spacetime—which is to say, it might explain the law of gravity. “More entanglement implies weaker gravity—that is, stiffer spacetime,” he says.

Several approaches to quantum gravity—most of all, string theory—now see entanglement as crucial. String theory applies the holographic principle not just to black holes but also to the universe at large, providing a recipe for how to create space—or at least some of it. For instance, a two-dimensional space could be threaded by fields that, when structured in the right way, generate an additional dimension of space. The original two-dimensional space would serve as the boundary of a more expansive realm, known as the bulk space. And entanglement is what knits the bulk space into a contiguous whole.

In 2009 Mark Van Raamsdonk of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gave an elegant argument for this process. Suppose the fields at the boundary are not entangled—they form a pair of uncorrelated systems. They correspond to two separate universes, with no way to travel between them. When the systems become entangled, it is as if a tunnel, or wormhole, opens up between those universes, and a spaceship can go from one to the other. As the degree of entanglement increases, the wormhole shrinks in length, drawing the universes together until you would not even speak of them as two universes anymore. “The emergence of a big spacetime is directly tied into the entangling of these field theory degrees of freedom,” Van Raamsdonk says. When we observe correlations in the electromagnetic and other fields, they are a residue of the entanglement that binds space together.

Many other features of space, besides its contiguity, may also reflect entanglement. Van Raamsdonk and Brian Swingle, now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argue that the ubiquity of entanglement explains the universality of gravity—that it affects all objects and cannot be screened out. As for black holes, Leonard Susskind of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Juan Maldacena of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Princeton, N.J., suggest that entanglement between a black hole and the radiation it has emitted creates a wormhole—a back-door entrance into the hole. That may help preserve information and ensure that black hole physics is reversible.

Whereas these string theory ideas work only for specific geometries and reconstruct only a single dimension of space, some researchers have sought to explain how all of space can emerge from scratch. For instance, ChunJun Cao, Spyridon Michalakis and Sean M. Carroll, all at 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gin with a minimalist quantum description of a system, formulated with no direct reference to spacetime or even to matter. If it has the right pattern of correlations, the system can be cleaved into component parts that can be identified as different regions of spacetime. In this model, the degree of entanglement defines a notion of spatial distance.

In physics and, more generally,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space and time are the foundation of all theories. Yet we never see spacetime directly. Rather we infer its existence from our everyday experience. We assume that the most economical account of the phenomena we see is some mechanism that operates within spacetime. But the bottom-line lesson of quantum gravity is that not all phenomena neatly fit within spacetime. Physicists will need to find some new foundational structure, and when they do, they will have completed the revolution that began just more than a century ago with Einstein.

Nature 557, S3-S6 (2018)

doi: 10.1038/d41586-018-05095-z

This article is part of Innovations In The Biggest Questions In Science, an editorially independent supplement produced with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third parties. About this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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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无神秘,大神们请走开!—— 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本,不容颠覆

推介理由: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如果被幽灵神鬼学说掌控,中华民族不畏鬼神的精神将丢失,中国的立国之本将不存,中国不仅无法摆脱被别人操控的命运,更无法引领世界走向光明的未来。建立中华民族自己的东方科学与文明体系,要有中华民族自己的科学和信仰,中华文明完全有理由自信成为人类杰出的科学与文化的代表,并为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为梅晓春先生点赞!

量子力学无神秘,大神们请走开!—— 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本,不容颠覆 ——

2018-04-22    梅晓春    梅晓春原创物理

 

近年来,因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潘建搞的量子通信,量子力学成了公众话题。手机里和网络上,到处都在谈论量子纠缠和隐形态传输。科学问题被引伸进社会、宗教的领域,量子力学被弄成一个神秘兮兮的东西,变成了神仙话题。隔空传物的鬼话披上量子力学的外衣,卷土重来。国内有三个科学院院士参与其中,其中一个是著名大学的校长,两个是著名大学的副校长。拜潘建伟等所赐,对量子力学的曲解被广泛传播。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地上,打着科学旗号的伪科学再次流行。唯心主义思潮死灰复燃,唯物论世界观再次受到严重的挑战。

今年4月1日,笔者的文章“是科学创新,还是欺天巨骗?”在《今日头条》上发表。此前的3月20日,笔者与北方工业大学李小坚教授的两篇学术论文在《中国科技新闻网》学者智库上发表。这两篇文章证明,所谓的量子通讯绝对保密性的物理学基础不存在,量子通讯的BB84协议可以用传统光学理论描述,与量子力学无关。关于量子纠缠和隐形态传输的问题,又在网上又引起议论。为了维护科学的理性与尊严,坚持自然科学的唯物论本性,笔者认为有必要把量子纠缠和隐形态传输的问题说清楚,还量子力学的清白,以正科学视听。

这个问题的始作俑者是潘建伟院士,他把崂山道士的现代版引入中国,导致诸如隔空传物的伪科学谬论到处流行。量子隐形态传输概念最早由Bennet在1933年提出,它无异于鬼魅作用,在世界上是臭名远扬的,被认为巫术和传心术之类的东西。潘建伟却把它当宝贝,在各种场合大肆宣扬,请看他在公开场合是怎么说的。

2017年11月26日上午,在《2017金华发展大会发展论坛》上,潘建伟做了发言,说量子力学证明,可以把一个人瞬间从金华送回北京。此前潘建伟多次说,杯子可以隐形态瞬间传输。但这次他说的是人,人也可以被隐形态瞬间传输。比如他本人可以瞬间从金华消失,然后在北京瞬间被重新构造出来,之间隔离千山万水。

潘建伟发言结束后准备离开,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主持人董倩走到台前,将他截住,说:“潘教授留步,有个问题给您。刚才我在后面听,你人在金华,可以回清华。这事是怎么实现的,可以实现吗?”

潘建伟回答说:“目前的量子力学原理告诉我们应该是可以做,但是在技术上非常困难。因为我们现在只能操纵几十个粒子,或者几百个粒子。我们人是由10的28次方个粒子组成,所以等待几百年,几千年之后才能完成。但是谁知道呢?……比如说三百年之前,开普勒给伽利略写了封信,说我们可以做个飞船,到宇宙中航行。别人问他怎么做到,他也不敢肯定。但到了上个世纪,三百年之后,我们就已经跑到月亮上去了。所以我想也许,我觉得应该可以做到,至少目前物理学原理允许我们可以这么做。”

董倩说:“您在原理上可以从金华马上就出现在清华,但是真正出现的,可能不是您了,可能是若干年后,若干百年后。” 潘建伟回答说:“那不是,他是以光的速度在飞行的。就是说,如果我在这里完成这个操作之后,其实在这里的潘建伟就不存在了,还原成一团原始的物质了。但是呢,在北京的那个我,其实就是真正的我,用同样多的原子,同样多的粒子把我重新构造出来,所以我思想呀,记忆呀,精神呀……,”

董倩再也忍无可忍,打断潘建伟,说:“您再说就是李洪志了,我都听不懂了!”

此话引起台下听众哄堂大笑,有人用力鼓掌。潘建伟一脸尴尬,结结巴巴地说:“所以说,科学,…科学,和那个,…那个…。”

董倩最后总结说:“科学家的思维模式跟我们不一样,他能够把所有的(东西)都混成一团,”于是又引来一场哄堂大笑。遗憾的是,这段精彩的结尾在平面媒体的报道中都没有提及,但视屏在网上可以找到。

董倩显然是个明白人,拥有正常的思维能力。对于一个理智正常的人,某些事情是否可能存在,凭经验和逻辑就可以判断,无需什么高深的理论。人与物体的这种鬼魅性的隔空传输,傻瓜也不会相信。潘建伟尽管口沫飞溅,说破嘴也是没有用的。

谁说量子力学证明物体可以隔空传输了吗?纠缠态就是隔空传输吗?人是宏观物体,不是微观粒子,怎么也可以用量子力学描述?宏观物体与微观粒子的统计性质完全不一样,这是物理学最起码的常识。潘建伟连这点都搞不清,他是真懂量子力学,还是一个半桶水呢?他是有意忽悠,还是别有它图呢?三百年来,人类没有实现的预言太多了。为什么只说预言的飞船可以实现,却不说两千年前预言的上帝和地狱,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呢?

第二个宣扬灵魂和鬼都可以存在的,是前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院士。本人此前读过他对中国科学和教育进行反思的一些正能量言论,对他充满敬意。但他最近在《生命科学认知的极限》演讲中的言论,让我几乎惊掉下巴。对于这个演讲,网上文章的标题是:施一公:我的认知再度崩塌了:世界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以下是文章的片段:

“我们原来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没有神,没有特异功能,意识是和物质相对立的另一种存在。

现在我们发现,我们认知的物质,仅仅是这个宇宙的5%。没有任何联系的二个量子,可以如神一般的发生纠缠。

既然宇宙中还有95%的我们不知道的物质,那灵魂、鬼都可以存在。

既然量子能纠缠,那第六感、特异功能也可以存在。

同时,谁能保证在这些未知的物质中,有一些物质或生灵,它能通过量子纠缠,完全彻底地影响我们的各个状态?

于是,神也可以存在。”

你能相信这是一个从事科学研究多年,了解达尔文生物进化的学者的言论,而不是教堂里的一个神父的布道?多年前,我的一个朋友想把我拉入基督教会。他给了我一个光盘,里面有几个神父的演说,谈的都是这类东西,试图用科学来证明上帝和灵魂存在。什么达尔文进化论被现代分子生物学推翻,人不可能通过进化而来,宇宙学证明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有起点,世界是被某种力量创造出来的。

施一公先生显然受到量子纠缠理论的蛊惑,他不懂量子力学,自称是门外汉,却迷信有些人对量子力学的胡说八道。他的逻辑判断能力也出现问题,即使宇宙中还有95%的未知的物质,这与灵魂和鬼神有什么关系?难道鬼神能够填补这种物质缺失的空白?人类几千年文明史,曾经有过多少未知之谜。科学就是为了解答未知之谜而存在的,如果遇到暂时不理解的自然现象,就将它们与鬼神相联系,与古代社会的巫师与神汉有何不同,还要科学干什么?作为一个生物学研究者,难道施一公先生想放弃达尔文进化论,回归上帝创世造人之说吗?

第三个是前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他主张教育改革,创办南方科技大学,也是一个让我敬佩的人。然而他试图用量子力学证明佛学的言论,说明他也是误解了量子力学。由于朱院士是一个物理学家,他对量子力学纠缠理论的误解会误导更多的人。他认为佛教是研究意识的,而现在量子力学发现,人类的主观意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基础。按照量子力学,微观的粒子从不确定的状态变成确定的状态一定要有意识参与,因此量子力学证明了佛学。

如果朱清时教授决定放弃科学,改信佛学,那是他个人的事情,我们无权干涉。如果他认为佛学仅是一种智慧,人的精神和品味会因佛理而得到升华,我也乐意接受这种看法。但如果他认为科学证明了佛学,人类几百年的科学攀登,最终见到的只是几个躲在山顶岩石后的僧侣,则是不能同意的。对朱清时院士的言论,网上有很多议论,笔者就不多说。在此只想说一句,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量子力学不是佛学,请不要把它们混为一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宪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应当“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是人人都应当遵守的。更何况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言论对民众有影响,就更不能违背国家宪法。中国民族历来不崇尚宗教,从孔夫子开始,都是只重人文,不谈鬼神的。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当成立国之本。中华民族的科学复兴,不可能通过崂山道士穿墙过壁之类的鬼话来实现。

身为国内大学高层的管理者,潘建伟等人不但没有尽他们宣扬唯物主义的职责,反而把巫术和鬼神理论包装成科学,向社会和大众兜售,这与他们的身份是非常不相符的。尽管他们都受到很好的教育,但他们的知识结构是有缺陷的。他们没有坚定的唯物论信仰,在哲学实际上是二元论者,在唯物论与唯心论之间摇摆,内心深处实际上对唯心论那一套有更多的眷恋。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对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最终滑到神秘主义的一边。当物理学理论解释不了宇宙现象,理论与观察出现不一致时,他们首先怀疑的不是物理学理论是否有错,而是自然的朴素的本性。科学理论遇到麻烦时,崩溃的是他们的内心世界。于是他们就把自己变成一个宗教学家,归结于神的存在。这与普通的愚民百姓热衷于烧香拜佛,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呢?

作者以下力争用通俗的语言,来说明让施一公先生等感到纠结的量子纠缠到底是怎么回事。

量子力学描述微观粒子,它的完整体系一百年前就建立。许多人以为,人类至今没有把量子力学搞清楚,其实不然。量子力学的数学物理部分是完全清楚的,不存在疑义。现代社会与量子力学的应用密切相关,比如半导体、大规模集成电路,激光器等等。在量子力学的基础上建立的高能物理学理论和实验成果斐然,至今为止在高能加速器上已经发现的几十个基本粒子,这些都是理论预言的,说明人类对量子力学是充分了解的。

量子力学的存在的问题是,对微观粒子波函数的本质没有搞清楚。至今为止已经提出许多种解释,比如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系综解释和多世界解释等等。目前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占主导地位,由于提出者是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尼尔丹.波尔,就被认为是量子力学的正统解释。但这种解释存在很到问题,实际上是最糟糕的一种解释。量子力学的很多问题都是来源于此,以至于有人把它称为哥本哈根迷雾。

虽然波函数的本质没有搞清楚,但不影响物理学家对量子力学的应用。对于大部分具体问题,用量子力学进行计算的方法和结果都是一样的。只有一个问题例外,那就是量子信息理论。这个理论与量子力学的波函数的理解有关,存在不确定性。

一般认为量子力学有五条基本原理,其中一条是波函数的叠加原理,另外一条是微观粒子的全同对称性原理。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对这两条原理有严重的误解,不但歪曲了量子力学的本来面目,还误导量子信息技术的发展。

事实上,量子力学中从来都没有什么纠缠态原理,只有全同对称性原理。有些人实际上把全同对称性当成纠缠态,并加油添醋地进行歪曲和编造。他们从来不谈全同对称性,只谈纠缠态。其中有些人是无知,有些人则是别有用心。按照全同对称性原理,根本就不存在潘建伟等所说的人从金华瞬间回到北京的奇谈怪论。

为了弄清纠缠态的真面目,需要先说清量子力学波函数的本质,然后说清什么是波函数的叠加原理。

一.量子力学是统计理论,波函数不描述单个粒子的瞬间行为

量子力学采用几率波概念,实际上是一种统计理论。既然是统计理论,量子力学描述的不是单个微观粒子的瞬间行为,而是大量的微观粒子的统计平均行为,或者单个粒子的长时间统计平均行为。如果描述单个粒子,使用的就应当是牛顿力学之类的确定性理论,而不是采用几率概念。哥本哈根解释最基本的错误在于,认为量子力学波函数描述的是单个粒子的瞬间行为。由此就导出各种各样的矛盾,量子力学解释问题的总根源就在这里。

量子力学的更高级课程是量子统计力学,一般量子力学教科书中的波函数被称为纯系综波函数,由纯系综波函数组成混合系综波函数。学物理的人都知道,既然采用系综概念,描述的就不是单个粒子,而是大量的微观粒子。量子力学中所谓的单粒子波函数实际上是一种简化的描述方式,它的前提是大量的微观粒子处于相同的状态,以至于可以把它们看成单个粒子的波函数,代表大量粒子的一种统计平均方式。

比如光的干涉和衍射现象,将光源减弱到极小,使光子一粒一粒地发出。在屏上观察,每次都只出现一个点。经过长时间的累积,才可以出现光的干涉和衍射条纹分布。这个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微观粒子所谓的波动现象是一种统计平均行为。说光在某个瞬间又是一列波,这与事实完全不符。光子在某个确定的时刻只能在空间某点出现,不可能空间所有的点上同时出现。事实上,所谓波的分布时一种宏观现象。但粒子是微观客体,二者的界线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不可能将它们直接等同起来。就如热力学中温度和压强是一个宏观概念,说单个粒子有温度和压强是没有意义的。

哥本哈根解释却不是这样理解,它把粒子和波直接等同。按照量子力学的正统解释,任意时刻粒子可以出现在任意空间点上,在每一点上几率密度不等于零。然而实验证明,任意时刻粒子只能在空间某个确定的点上出现,在其他点上出现的几率为零。为了掩盖这个矛盾,哥本哈根解释就不得不提出测量理论,认为测量之前粒子可以在空间任意点上出现,测量使波函数崩塌到空间某点,就变成一个粒子。

这种解释显然是荒谬的,它毫无道理可言,实际上是一种诡辩。为什么测量会使波函数崩塌?一个分布在无穷大空间的波,怎么可能在一个瞬间收缩成一个点?波函数崩塌的具体机制是什么?崩塌的速度是有限还是无穷大,如何测量崩塌速度?如此等等,测量理论从来没有给出解释。哪怕一个歪理的解释都没有,能算什么解释呢?

量子力学的更高级课程是量子统计力学,一般量子力学教科书中的波函数被称为纯系综波函数,由纯系综波函数组成混合系综波函数。既然采用系综概念,描述的就不是单个粒子,而是大量的微观粒子。量子力学中所谓的单粒子波函数实际上是一种简化的描述方式,如果大量的微观粒子都处于相同的状态,就可以用单个粒子的波函数来描述,代表的是大量粒子的统计平均行为。

事实上,早期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中并没有测量理论的地位,它是在后来加进去的。但它并且不是必要的,按照量子力学的系综解释,就不需要测量理论。测量理论的波函数崩塌假设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实际上还导致更多的问题。

从量子系综的角度,哥本哈根解释的荒谬性是一览无余的。然而科学界也存在强权,学术权威主导一切,同时还受制于意识形态的世界划分。量子力学系综解释最早由前苏联物理学家布洛欣采夫提出,布洛欣采夫名气不大,人又在信仰唯物主义的前苏联,与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尽管量子力学系综解释比哥本哈根解释更为合理,却始终无法变成主流思想。而且被还日益边缘化,以至于现在几乎没有人提到,甚至没有人知道这种最接近真相的解释。

二.波函数叠加原理的本质

以上我们讨论的是,系统中所有的粒子都处于相同的状态。如果粒子处于不同的状态,就要考虑波函数的叠加原理。比如氢原子中,有些电子处于基态,有些处于激发态,系统就不能用单粒子波函数来描述,就需要考虑波函数的叠加原理。假设系统中有一部分粒子用单粒子波函数A表示,另外一部分粒子用单粒子波函数B表示。

如果不考虑全同对称性,由于量子力学的基本运动方程关于波函数是线性的,总的波函数就用两个波函数的线性叠加A+B来表示。从量子系综的角度,波函数A和B代表系综里两个不同的系统。在任意时刻,体系只能处于其中的一个系统,不可能同时处于两个系统。

从我们对世界基本认知常识的角度,如果一个粒子在某个时刻处于A态,它就不可能同时处于B态。这是一个最起码的逻辑,如果不承认这个逻辑,就可能陷入超自然的范畴。比如氢原子中的一个电子处于基态,它就无法同时处于第一激发态。因为电子从基态进入激发态需要能量的,电子不能自发地从基态变成激发态。事实上物理学上从来没有发现,氢原子中的一个电子可以同时处于基态和激发态,这种事情直接违背人类最基本的经验和逻辑。

量子力学的哥本哈解释恰恰在这里陷入迷途。它根据波函数的叠加原理,认为一个微观粒子可以同时处于A态和B态。到底处于A态还是B态,在测量之前是不确定的。测量使粒子波函数崩塌到其中的一个态,而不是粒子只能处于其中的一个态。用波尔的话说,一个现象只有在被观察到时才能称为是一个现象。如果没有进行观察,物理现象的客观性是不存在的。用一句广泛流传的话说,就是“月亮在没有被看到时是不存在的”。这种看法的荒谬性是不言而喻的,却被某些物理学者视为金科玉律,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

三.微观粒子的全同性原理与纠缠态

我们知道,宏观物体总是可以区分的。比如两个玻璃球,哪怕多圆多光滑,用显微镜观察,总可以看出微观结构上的差别。两个双胞胎兄弟,即使再相像,也是可以区分的。然而同类的微观粒子被认为是无法区分的,例如我们无法区分内秉状态相同的两个电子和两光子。所谓微观全同粒子指粒子的质量、电荷、自旋等内秉量子数完全一样的粒子。粒子的能量,动量等可变的物理量不是内秉量子性质,可以不一样。

实验表明,对量子系统的计算必须考虑到全同对称性,这种对称性体现在波函数对粒子坐标的交换对称性。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假设有两个电子,电子1位于北京,电子2位于上海。按照全同对称性原理,我们也可以认为电子1位于上海,电子2位于北京。

微观粒子的这个性质与宏观物体完全不一样,它微观粒子的本质特征。如果是宏观物体,比如两个双胞胎兄弟,老大在北京,老二在上海。我们不可能又说老大在上海,老二在北京。如果双胞胎兄弟是两个电子,我们就可以这样说。

然而需要弄清楚的是,这种全同对称性只是做量子统计计算时才需要的。计算量子几率时需要算两次,而经典统计只要算一次,但也仅此而已。它并不意味着我们真的瞬间可以把电子1从北京变到上海,把电子2从上海变到北京。事实上,把一个电子从北京运到上海是需要通过另外的物理过程来实现的,不是通过全同性原理就能实现的。

读者看到这里,就能猜到纠缠态的猫腻了。所谓的量子纠缠态,其本质就是微观粒子的全同对称性!潘建伟说可以把一个人瞬间从合肥变到北京,利用的就是微观粒子的全同对称性。他把微观粒子的全同对称性当成纠缠态,不知道全同对称性是为了做量子统计计算才引入的。潘建伟从来不提微观粒子的全同性,他总是用纠缠态来代替全同对称性,并用纠缠态来描述人!

事实上,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中根本没有纠缠态的概念,只有全同对称性概念。纠缠态概念是爱因斯坦为了反驳波尔的哥本哈根解释,作为反面的东西而提出的,爱因斯坦将它称为鬼魅。想不到几十年后,纠缠态竟然变成正面的东西,堂而皇之地进入量子力学厅堂,并喧宾夺主,把全同性原理给边缘化了,这样的结果实在令人感到莫名其妙。

按照量子力学,微观粒子又分成费米子和玻色子,二者的统计性质不一样,具体体现在波函数的交换对称性不一样。电子和质子是费米子,光子是玻色子。费米子的波函数交换是反对称的,波色子则是对称的。比如有两个光子,分别位于空间x1和x2点上。如果x1和x2相距离很远,两个光子间没有相互作用,波函数分别是A(x1)和B(x2),总波函数则是A(x1)B(x2)。

考虑全同对称性,两个光子的坐标互换,总波函数不变,写成A(x1)B(x2)+ A(x2)B(x1)乘上一个归一化常数。如果是两个电子,位置交换后要加一个负号,总的波函数是A(x1)B(x2)-A(x2)B(x1)乘上一个归一化常数。

两个粒子之间没有相互作用并不意味着没有关联,如果两个粒子的初始状态存在关联,如能量守恒与角动量守恒等,分开后二者的关联仍然存在。如果两个粒子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波函数就不能写成坐标分开的形式。不考虑交换对称性,波函数为D(x1,x2)。考虑交换对称性,波函数为D(x1, x2)+ D’(x2, x1)或D(x1, x2)- D’(x2, x1)。如果说两个粒子存在纠缠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说纠缠,所谓的纠缠应当理解为相互作用。如果两个粒子分离很远,二者间已经没有相互作用,就只能说存在关联,有全同对称性,没有纠缠。

以上是量子力学逻辑的自然结果,到此为止一切正常。然而现在的量子物理学者却混肴了关联与纠缠的概念,把全同对性性说成纠缠,事情就完全变味了。按照哥本哈根解释,两个相互远离的粒子处于始终处于纠缠的状态。没有测量前每个粒子的状态都是不确定的,测量使粒子从不确定状态变成确定状态。比如有两个极化分别为+1和-1的光子位于x1和x2两点上,哥本哈根解释认为,在测量之前哪个光子在x1点,哪个光子在x2点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不是我们不了解,而是在物理学上不确定。由于纠缠态存在鬼魅的相互作用,测量发现位于x1点上的光子的极化+1,就会使x2点的光子的极化马上变成-1。反之亦然,如果测量发现x1点的光子的极化为-1,马上就会把位于x2点的光子的极化变成+1,尽管这两个光子相距非常远,相互之间没有相互作用。因此纠缠态的相互作用被认为是超光速的,甚至速度无穷大的超距作用。

因此哥本哈根解释实际上把量子力学变成一种测量理论,并得出对一个粒子的测量能够瞬时改变另外一个粒子的状态的荒唐结果。由此导出各种奇奇怪怪,莫名其妙的理论,比如薛定谔猫佯谬,比如量子隐形态传输问题。量子力学被认为是非定域性的理论,微观粒子被认为不存在确定的轨道运动。量子纠缠作用被认为是超时空距离的、瞬间就能实现的过程,科学唯物论和因果律遭到彻底的破坏。

由于测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人的观察,更进一步的延伸就得出,人的观察可以改变微观粒子的状态的结果。然后又进一步将这种逻辑延伸到宏观世界,得出“我们不看月亮,月亮就不存在”的谬论。这就是朱清时院士的“人类的主观意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基础,量子力学证明了佛学”说法的由来。

四.量子统计系综与多世界理论

量子力学的统计系综解释起源于经典统计物理学,不同之处在于量子力学用几率振幅描述微粒子,同时增加了波函数的全同对称性原理。在这种意义上,量子力学与经典统计力学是在一个层次上的理论,它不是描述单个微观粒子,而是描述大量微观粒子。

量子力学并不是只有一种解释。哥本哈根解释只是其的一种,而且可以认为是最糟糕的一种。从量子系综解释的角度,波函数描述统计系综,波函数A(x1)B(x2)+ A(x2)B(x1)中的每一项是系综里的一个系统。在不同的时刻,只能出现其中的一个系统,不可能两个系统同时存在。在现实的测量过程中,每次只能测到其中的一项,再次测量时发现另外一项。在每一项中粒子的状态是确定的,根本不存在对粒子1的测量突然改变粒子2 状态的事情。

经典统计物理学用几率描述宏观粒子,没有全同对称性。在经典统计物理学中,统计系综是一个假设的概念。它由大量的系统构成,每个系统则代表体系的一个真实的状态。这些系统具有完全相同的力学性质,其微观状态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当一个体系处于平衡状态时,系综的平均值是确定的。设经典统计系综描述N个宏观粒子,它的一个系统代表的一种可能的运动状态,可用3N维相空间中的一个相点来表示,由大量系统构成的系综则是相宇中大量相点的集合。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相点分别沿各自的轨迹运动,类似于流体的流动。

用通俗的话说,系综好比一本大书,系统则是书中的一页,其中有4000个不相同的常用汉字。把这4000个汉字进行任意排列,可以得到不同的页面。所有这些页面的订在一起,就构成一本书,称为汉字系综书。在这本书里,我们不但可以找到现有图书馆的任意一本书上任意一页的内容,还可以找到未来出版的任意一本书的任意一页的内容。但任意时刻我们只能翻到其中的一页,看到某页时就看不到其他页。

量子统计系综比经典统计系综多了全同对称性原理,就好比系综书的每一页有8千个汉字,其中有4000个字是相同的。用这8000个字进行任意排列,得到更多的页面。将这些页面钉在一起,就得到一本更大的书。但也存在某种限制,比如书中不允许有文字排列完全相同的两页存在。用量子力学的语言,就是泡利不相容原理。

采用量子统计系综的看法,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中出现的大部分问题都烟消云散。比如我们就根本不需要测量理论,因为波函数描述大量微观粒子,在任意时刻空间的任意点上可能都存在粒子,根本不存在测量导致波函数崩塌的问题,所谓的量子纠缠问题也是根本不存在的。

量子力学除了哥本哈根解释,还有埃弗雷特提出的多世界解释。该解释则认为存在平行宇宙,每个宇宙用不同的波函数表示。它们都是真实的存在,但任何事情只能在其中的一个宇宙中发生。在测量过程中,初始状态波函数描述的宇宙“分裂”成许多个相互不可观测的宇宙分支。不断测量导致宇宙不断分裂,最后出现无穷多的宇宙分支。

显然,多世界解释只是系综解释的变种,它的每个宇宙分支就是系综里的一个系统。不同的是,系综解释认为系综内的每个系统不可能同时存在。而多世界理论认为,测量产生的分支宇宙是平行的,因此一个人可以在不同的分支宇宙中存在。多世界解释是为了摆脱哥本哈根解释而生,但它导致新的问题,宇宙分裂的荒诞性自不必多言。

从物理学的合理性和传承性方面,量子力学的系综解释才是真正合理的。事实上量子统计力学早就自成体系,已经发展成一门严谨而庞大的学科。量子统计系综的运动方程与经典统计系综的运动在形式上都是完全一样的,量子力学只是描述纯态的系综理论,量子统计力学则描述混合态系综。因此作者劝那些不遗余力地鼓吹哥本哈根解释,相信超时空距离传输和量子纠缠的学者,先去读懂量子统计物理学,不要无知而无畏。

五 薛定谔猫徉谬和量子消相干

量子力学薛定谔方程的提出者,薛定谔不但不接受哥本哈根解释,还提出著名的薛定谔猫徉谬,薛定谔嘲笑哥本哈根解释,用纠缠态比喻一只猫,处于不可理喻的半死半活状态。

猫徉谬其实是一个讽刺,一个假命题,但现在有些人却当真。猫是宏观物体,没有全同性,世界上没有两只完全一样的猫。因此猫的波函数不能写成全同对称性叠加的方式,就没有所谓的纠缠态,薛定谔猫徉谬将宏观物体与微观物体混肴。

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认为量子力学描述单个微观粒子,而量子力学在本质上是一个统计理论。它只描述大量微观粒子的统计系综,不描述单个微观粒子。按照统计系综解释,我们可以说一个系统中有许多猫,其中一部分是死的,一部分是活的,就不会有任何矛盾。

目前已经在实验上实现了一些所谓宏观猫,似乎证明的确存在活猫和死猫的纠缠状态。然而这些实验中所涉及的都不是真正的宏观态,而是多粒子多能级的系统。比如被捕陷与离子阱内的硼同位素离子,它们仍然是微观粒子组成的系统,具有全同对称性,而不是真正的宏观猫。

按正统量子力学的看法,微观粒子有二重性,即是粒子又是波,说明微观粒子是非定域的。为了解决如何从微观的非定域状态变成宏观的定域状态,量子力学引入消相干作用。认为量子系统与环境存在的相互作用导致消相干,使我们在宏观过程中看不到微观粒子的相干性。这种看法有其道理,量子干涉有时确实很脆弱,稍不小心就会使相干态消失。然而情况也并不总是这样,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自由平面光波本来强度分布均匀,与狭缝相互作用后导致干涉条纹分布。

所谓的非定域性起源于对波函数的本质和纠缠态的误解,量子相干性的本质是微观粒子的全同对称。用统计方法计算物理量的平均值时,量子力学的计算结果与经典力学的计算结果一般是不一样的。量子相干性是一种统计性质,而不是单个粒子的瞬时行为。

比如对于宏观物质气体和固体的比热,实验测量结果证明用量子理论计算比用经典理论计算精确,超出经典理论的部分就是量子相干性的结果。这种量子相干效应稳定存在,并没有因为是宏观物体而消失。又比如气体玻色子凝结,量子超流现象,约瑟夫结超导环,以及低温和高温超导现象等都是宏观量子现象,量子相干性在其中起作用。我们需要将导体放在液氦或液氮中才能产生超导现象,恰恰是这种低温环境造就了相干性。环境因素的存在并没有消相干,而是量子相干效应存在于环境中。

问题也取决于以什么基本单元来描述系统,如果以原子和分子为基本单元,由于存在全同对称性,系统就一定有量子相干性。如果以沙子或金属球为基本单位,由于没有全同性,系统就没有相干性,也就不存在消相干的问题。但单个沙子和金属球的某些性质中包含了量子相干性,比如它们热力学和电磁学参数。

综上所述,所谓的量子纠缠态实际上是微观粒子全同性的结果。由于微观粒子不可区分,才产生所谓的相互纠缠。物理学家没有正确认识微观粒子的全同性与纠缠态的关系,才导致微观粒子间存在鬼魅纠缠的误解。

量子力学的本质是统计理论,它与经典宏观粒子统计方式是不同的。量子力学中,真实的物理量用算符对波函数的期望值来表示。将多粒子波函数写成线性叠加的形式,是为了满足这种量子统计的要求。真实的世界中不存在超时空的非定域相互作用过程,物理学家对量子纠缠态做过多的解读。把量子纠缠态理论引伸到宏观世界,声称可以隔空传输宏观物体,则更是荒谬可笑的无稽之谈。

六.贝尔不等式不成立的真正原因

有许多人认为爱因斯坦反对量子力学,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爱因斯坦提出光子的量子理论,是量子力学的开创者。爱因斯坦反对的是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他与波尔就量子力学本质争论到死,从不妥协。他与波多尔斯基和罗森提出的EPR佯谬,试图证明量子力学不完备,哥本哈根解释是错的。

爱因斯坦之所以说量子力学不完备,是因为他认为量子力学是统计理论,描述的是大量的微观粒子,而不是单个微观粒子。在统计理论的背后,应当还有一套描述单个微观粒子的确定性理论。这就像经典统计物理学理论的背后,是牛顿动力学理论,可以确定性地描述单个粒子。

爱因斯坦与波尔的争论,促使玻姆提出的隐变量理论。在此基础上,贝尔于1964年提出贝尔不等式,可以用实验来进行检验量子力学的背后是否存在隐变量。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大量的实验证明贝尔不等式不成立。因此目前物理学家普遍认为,实验判定爱因斯坦错了,隐变量不存在。量子力学被认为具有非定域性,在其背后不可能有更深层的确定性描述理论,描述单个微观粒子。

然而早就有人指出,贝尔推导贝尔不等式时,用到的是经典统计方法。然而众所周知,经典统计方法不适合于微观粒子。量子力学采用的是几率波振幅的叠加方法,而经典统计方法采用的是几率的叠加方法,二者有本质的不同。原因在于微观粒子具有全同对称性,经典宏观粒子没有全同对称性。因此推导贝尔不等式的前提是错的,实验证明贝尔不等式不成立是自然的,没有什么可奇怪。如果实验证明贝尔不等式成立,等于证明微观粒子满足经典统计规律,那才奇怪呢。

因此尽管实验证明贝尔不等式不成立,但并没有证明隐变量不存在。量子力学并没有被证明具有非定域性,确定性和定域性是一个科学理论合理性的两个要素。量子力学作为一个统计性的理论,在其背后是否还存在更深层的规律,支配单个微观粒子的运动,仍然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问题。事实上,在高能加速器中,微观带电粒子都是按确定性理论(狭义相对论力学)预言的轨道运动的,谁能说微观粒子没有确定的运动轨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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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um computing and Quantum Information at Physics Frontiers

Quantum Frontiers

A blog by the Institute for Quantum Information and Matter @ Caltech

Quantum computing is advancing very fast, having many breakthroughs. One leading institute is at Caltech, Institute for Quantum Information and Matter, a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Physics Frontiers Center (just received 65 million dollars new funding for this new research, see http://iqim.caltech.edu/ ).

 

The math of multiboundary wormholes

Xi Dong, Alex Maloney, Henry Maxfield and I recently posted a paper to the arXiv with the title: Phase Transitions in 3D Gravity and Fractal Dimension. In other words, we’ll get about ten readers per year for the next few decades. Despite the heady title, there’s deep geometrical beauty underlying this work. In this post I want to outline the origin story and motivation behind this paper.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branches to the origin story. The first was my personal motivation and the second is related to how I came into contact with my collaborators (who began working on the same project but with different motivation, namely to explain a phase transition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by Belin, Keller and Zadeh.)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my PhD at Caltech I was working in the mathematics department and I had a few brief but highly influential interactions with Nikolai Makarov while I was trying to find a PhD advisor. His previous student, Stanislav Smirnov, had recently won a Fields Medal for his work studying Schramm-Loewner evolution (SLE) and I was captivated by the beauty of these objects.

SLE3.jpg

SLE example from Scott Sheffield’s webpage. SLEs are the fractal curves that form at the interface of many models undergoing phase transitions in 2D, such as the boundary between up and down spins in a 2D magnet (Ising model.)

One afternoon, I went to Professor Makarov’s office for a meeting and while he took a brief phone call I noticed a book on his shelf called Indra’s Pearls, which had a mesmerizing image on its cover. I asked Professor Makarov about it and he spent 30 minutes explaining some of the key results (which I didn’t understand at the time.) When we finished that part of our conversation Professor Makarov described this area of math as “math for the future, ahead of the tools we have right now” and he offered for me to borrow his copy. With a description like that I was hooked. I spent the next six months devouring this book which provided a small toehold as I tried to grok the relevant mathematics literature. This year or so of being obsessed with Kleinian groups (the underlying objects in Indra’s Pearls) comes back into the story soon. I also want to mention that during that meeting with Professor Makarov I was exposed to two other ideas that have driven my research as I moved from mathematics to physics: quasiconformal mappings and the simultaneous uniformization theorem, both of which will play heavy roles in the next paper I release.  In other words, it was a pretty important 90 minutes of m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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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image search for “Indra’s Pearls”. The math underlying Indra’s Pearls sit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hyperbolic geometry, complex analysis and dynamical systems. Mathematicians oftentimes call this field the study of “Kleinian groups”. Most of these figures were obtained by starting with a small number of Mobius transformations (usually two or three) and then finding the fixed points for all possible combinations of the initial transformations and their inverses. Indra’s Pearls was written by David Mumford, Caroline Series and David Wright. I couldn’t recommend it more highly.

My life path then hit a discontinuity when I was recruited to work on a DARPA project, which led to taking an 18 month leave of absence from Caltech. It’s an understatement to say that being deployed in Afghanistan led to extreme introspection. While “down range” I had moments of clarity where I knew life was too short to work on anything other than ones’ deepest passions. Before math, the thing that got me into science was a childhood obsession with space and black holes. I knew that when I returned to Caltech I wanted to work on quantum gravity with John Preskill. I sent him an e-mail from Afghanistan and luckily he was willing to take me on as a student. But as a student in the mathematics department, I knew it would be tricky to find a project that involved all of: black holes (my interest), quantum information (John’s primary interest at the time) and mathematics (so I could get the degree.)

I returned to Caltech in May of 2012 which was only two months before the Firewall Paradox was introduced by Almheiri, Marolf, Polchinski and Sully. It was obvious that this was where most of the action would be for the next few years so I spent a great deal of time (years) trying to get sharp enough in the underlying concepts to be able to make comments of my own on the matter. Black holes are probably the closest things we have in Nature to the proverbial bottomless pit, which is an apt metaphor for thinking about the Firewall Paradox. After two years I was stuck. I still wasn’t close to confident enough with AdS/CFT to understand a majority of the promising developments. And then at exactly the right moment, in the summer of 2014, Preskill tipped my hat to a paper titled Multiboundary Wormholes and Holographic Entanglement by Balasubramanian, Hayden, Maloney, Marolf and Ross. It was immediately obvious to me that the tools of Indra’s Pearls (Kleinian groups) provided exactly the right language to study these “multiboundary wormholes.” But despite knowing a bridge could be built between these fields, I still didn’t have the requisite physics mastery (AdS/CFT) to build it confidently.

Before mentioning how I met my collaborators and describing the work we did together, let me first describe the worlds that we bridged together.

3D Gravity and Universality

As the media has sensationalized to death,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questions in modern physics is to discover and then understand a theory of quantum gravity.  As a quick aside, Quantum gravity is just a placeholder name for such a theory. I used italics because physicists have already discovered candidate theories, such as string theory and loop quantum gravity (I’m not trying to get into politics, just trying to demonstrate that there are multiple candidate theories). But understanding these theories — carrying out all of the relevant computations to confirm that they are consistent with Nature and then doing experiments to verify their novel predictions — is still beyond our ability. Surprisingly, without knowing the specific theory of quantum gravity that guides Nature’s hand, we’re still able to say a number of universal things that must be true for any theory of quantum gravity. The most prominent example being the holographic principle which comes from the entropy of black holes being proportional to the surface area encapsulated by the black hole’s horizon (a naive guess says the entropy should be proportional to the volume of the black hole; such as the entropy of a glass of water.) Universal statements such as this serve as guideposts and consistency checks as we try to understand quantum gravity.

It’s exceedingly rare to find universal statements that are true in physically realistic models of quantum gravity. The holographic principle is one such example but it pretty much stands alone in its power and applicability. By physically realistic I mean: 3+1-dimensional and with the curvature of the universe being either flat or very mildly positively curved.  However, we can make additional simplifying assumptions where it’s easier to find universal properties. For example, we can reduce the number of spatial dimensions so that we’re considering 2+1-dimensional quantum gravity (3D gravity). Or we can investigate spacetimes that are negatively curved (anti-de Sitter space) as in the AdS/CFT correspondence. Or we can do BOTH! As in the paper that we just posted. The hope is that what’s learned in these limited situations will back-propagate insights towards reality.

The motivation for going to 2+1-dimensions is that gravity (general relativity) is much simpler here. This is explained eloquently in section II of Steve Carlip’s notes here. In 2+1-dimensions, there are no “local”/”gauge” degrees of freedom. This makes thinking about quantum aspects of these spacetimes much simpler.

The standard motivation for considering negatively curved spacetimes is that it puts us in the domain of AdS/CFT, which is the best understood model of quantum gravity. However, it’s worth pointing out that our results don’t rely on AdS/CFT. We consider negatively curved spacetimes (negatively curved Lorentzian manifolds) because they’re related to what mathematicians call hyperbolic manifolds (negatively curved Euclidean manifolds), and mathematicians know a great deal about these objects. It’s just a helpful coincidence that because we’re working with negatively curved manifolds we then get to unpack our statements in AdS/CFT.

Multiboundary wormholes

Finding solutions to Einstein’s equations of general relativity is a notoriously hard problem. Some of the more famous examples include: Minkowski space, de-Sitter space, anti-de Sitter space and Schwarzschild’s solution (which describes perfectly symmetrical and static black holes.) However, there’s a trick! Einstein’s equations only depend on the local curvature of spacetime while being insensitive to global topology (the number of boundaries and holes and such.) If M is a solution of Einstein’s equations and \Gamma is a discrete subgroup of the isometry group of M, then the quotient space M/\Gamma will also be a spacetime that solves Einstein’s equations! Here’s an example for intuition. Start with 2+1-dimensional Minkowski space, which is just a stack of flat planes indexed by time. One example of a “discrete subgroup of the isometry group” is the cyclic group generated by a single translation, say the translation along the x-axis by ten meters. Minkowski space quotiented by this group will also be a solution of Einstein’s equations, given as a stack of 10m diameter cylinders indexed by time.

Cylinder

Start with 2+1-dimensional Minkowski space which is just a stack of flat planes index by time. Think of the planes on the left hand side as being infinite. To “quotient” by a translation means to glue the green lines together which leaves a cylinder for every time slice. The figure on the right shows this cylinder universe which is also a solution to Einstein’s equations.

D+1-dimensional Anti-de Sitter space (AdS_{d+1}) is the maximally symmetric d+1-dimensional Lorentzian manifold with negative curvature. Our paper is about 3D gravity in negatively curved spacetimes so our starting point is AdS_3 which can be thought of as a stack of Poincare disks (or hyperbolic sheets) with the time dimension telling you which disk (sheet) you’re on. The isometry group of AdS_3 is a group called SO(2,2) which in turn is isomorphic to the group SL(2, R) \times SL(2, R). The group SL(2,R) \times SL(2,R) isn’t a very common group but a single copy of SL(2,R) is a very well-studied group. Discrete subgroups of it are called Fuchsian groups. Every element in the group should be thought of as a 2×2 matrix which corresponds to a Mobius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mplex plane. The quotients that we obtain from these Fuchsian groups, or the larger isometry group yield a rich infinite family of new spacetimes, which are called multiboundary wormholes. Multiboundary wormholes have risen in importance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as powerful toy models when trying to understand how entanglement is dispersed near black holes (Ryu-Takayanagi conjecture) and for how the holographic dictionary works in terms of mapping operators in the boundary CFT to fields in the bulk (entanglement wedge reconstruction.)

AdS3

Three dimensional AdS can be thought of as a stack of hyperboloids indexed by time. It’s convenient to use the Poincare disk model for the hyperboloids so that the entire spacetime can be pictured in a compact way. Despite how things appear, all of the triangles have the same “area”.

I now want to work through a few examples.

BTZ black hole: this is the simplest possible example. It’s obtained by quotienting AdS_3 by a cyclic group \langle A \rangle, generated by a single matrix A \in SL(2,R) which for example could take the form A = \begin{pmatrix} e^{\lambda} & 0 \\ 0 & e^{-\lambda} \end{pmatrix}. The matrix A acts by fractional linear transformation on the complex plane, so in this case the point z \in \mathbb{C} gets mapped to z\mapsto (e^{\lambda}z + 0)/(0z + e^{-\lambda}) =  e^{2\lambda} z. In this case

torus Wormhole

Start withAdS_3as a stack of hyperbolic half planes indexed by time. A quotient by A means that each hyperbolic half plane gets quotiented. Quotienting a constant time slice by the mapz \mapsto e^{2\lambda}zgives a surface that’s topologically a cylinder. Using the picture above this means you glue together the solid black curves. The green and red segments become two boundary regions. We call it the BTZ black hole because when you add “time” it becomes impossible to send a signal from the green boundary to the red boundary, or vica versa. The dotted line acts as an event horizon.

Three boundary wormhole: 

There are many parameterizations that we can choose to obtain the three boundary wormhole. I’ll only show schematically how the gluings go. A nice reference with the details is this paper by Henry Maxfield.

Three Boundary Wormhole

This is a picture of a constant time slice ofAdS_3quotiented by the A and B above. Each time slice is given as a copy of the hyperbolic half plane with the black arcs and green arcs glued together (by the maps A and B). These gluings yield a pair of pants surface. Each of the boundary regions are causally disconnected from the others. The dotted lines are black hole horizons that illustrate where the causal disconnection happens.

Torus wormhole: 

It’s simpler to write down generators for the torus wormhole; but following along with the gluings is more complicated. To obtain the three boundary wormhole we quotient AdS_3 by the free group \langle A, B \rangle where A = \begin{pmatrix} e^{\lambda} & 0 \\ 0 & e^{-\lambda} \end{pmatrix} and B = \begin{pmatrix} \cosh \lambda & \sinh \lambda \\ \sinh \lambda & \cosh \lambda \end{pmatrix}. (Note that this is only one choice of generators, and a highly symmetrical one at that.)

Torus Wormhole (1)

This is a picture of a constant time slice ofAdS_3quotiented by the A and B above. Each time slice is given as a copy of the hyperbolic half plane with the black arcs and green arcs glued together (by the maps A and B). These gluings yield what’s called the “torus wormhole”. Topologically it’s just a donut with a hole cut out. However, there’s a causal structure when you add time to the mix where the dotted lines act as a black hole horizon, so that a message sent from behind the horizon will never reach the boundary.

Lorentzian to Euclidean spacetimes

So far we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negatively curved Lorentzian manifolds. These are manifolds that have a notion of both “time” and “space.” The technical definition involves differential geometry and it is related to the signature of the metric. On the other hand, mathematicians know a great deal about negatively curved Euclidean manifolds. Euclidean manifolds only have a notion of “space” (so no time-like directions.) Given a multiboundary wormhole, which by definition, is a quotient of AdS_3/\Gamma where \Gamma is a discrete subgroup of Isom(AdS_3), there’s a procedure to analytically continue this to a Euclidean hyperbolic manifold of the form H^3/ \Gamma_E where H^3 is three dimensional hyperbolic space and \Gamma_E is a discrete subgroup of the isometry group of H^3, which is PSL(2, \mathbb{C}). This analytic continuation procedure is well understood for time-symmetric spacetimes but it’s subtle for spacetimes that don’t have time-reversal symmetry. A discussion of this subtlety will be the topic of my next paper. To keep this blog post at a reasonable level of technical detail I’m going to need you to take it on a leap of faith that to every Lorentzian 3-manifold multiboundary wormhole there’s an associated Euclidean hyperbolic 3-manifold. Basically you need to believe that given a discrete subgroup \Gamma of SL(2, R) \times SL(2, R) there’s a procedure to obtain a discrete subgroup \Gamma_E of PSL(2, \mathbb{C}). Discrete subgroups of PSL(2, \mathbb{C}) are called Kleinian groups and quotients of H^3 by groups of this form yield hyperbolic 3-manifolds. These Euclidean manifolds obtained by analytic continuation arise when studying the thermodynamics of these spacetimes or also when studying correlation functions; there’s a sense in which they’re physical.

TLDR: you start with a 2+1-d Lorentzian 3-manifold obtained as a quotient AdS_3/\Gammaand analytic continuation gives a Euclidean 3-manifold obtained as a quotient H^3/\Gamma_E where H^3 is 3-dimensional hyperbolic space and \Gamma_E is a discrete subgroup of PSL(2,\mathbb{C}) (Kleinian group.) 

Limit sets: 

Every Kleinian group \Gamma_E = \langle A_1, \dots, A_g \rangle \subset PSL(2, \mathbb{C}) has a fractal that’s naturally associated with it. The fractal is obtained by finding the fixed points of every possible combination of generators and their inverses. Moreover, there’s a beautiful theorem of Patterson, Sullivan, Bishop and Jones that says the smallest eigenvalue \lambda_0 of the spectrum of the Laplacian on the quotient Euclidean spacetime H^3 / \Gamma_E is related to the Hausdorff dimension of this fractal (call it D) by the formula \lambda_0 = D(2-D). This smallest eigenvalue controls a number of the quantities of interest for this spacetime but calculating it directly is usually intractable. However, McMullen proposed an algorithm to calculate the Hausdorff dimension of the relevant fractals so we can get at the spectrum efficiently, albeit indir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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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a screen grab of Figure 2 from our paper. These are two examples of fractals that emerge when studying these spacetimes. Both of these particular fractals have a 3-fold symmetry. They have this symmetry because these particular spacetimes came from looking at something called “n=3 Renyi entropies”. The number q indexes a one complex dimensional family of spacetimes that have this 3-fold symmetry. These Kleinian groups each have two generators that are described in section 2.3 of our paper.

What we did

Our primary result is a generalization of the Hawking-Page phase transition for multiboundary wormholes. To understand the thermodynamics (from a 3d quantum gravity perspective) one starts with a fixed boundary Riemann surface and then looks at the contributions to the partition function from each of the ways to fill in the boundary (each of which is a hyperbolic 3-manifold). We showed that the expected dominant contributions, which are given by handlebodies, are unstable when the kinetic operator (\nabla^2 - m^2) is negative, which happens whenever the Hausdorff dimension of the limit set of \Gamma_E is greater than the lightest scalar field living in the bulk. One has to go pretty far down the quantum gravity rabbit hole (black hole) to understand why this is an interesting research direction to pursue, but at least anyone can appreciate the pretty pictures!

4 THOUGHTS ON “THE MATH OF MULTIBOUNDARY WORMHO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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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personal bias, your multiboundary black holes resemble a bronchial tree fractal.

    In that same picture where the event horizons are represented by dotted lines, curious what your math shows at the cosmological horizons, the other causally disconnected place in our universe, in the sense that beyond which, like from inside black holes, photons could never reach back to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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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n, old pal…
    “Before mentioning how I met my collaborators”: did I miss this part or did you leave it out? I’ve heard your Afghanistan story before… and I find you and your life more interesting than your wor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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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Shaun, I see I somehow typed the wrong spelling of your name. I encourage you to do the same to me as fitting re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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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at post, tempted to re-blog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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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llustration of a warped disk in space

      Schrödinger in Space: An artist’s impression of research presented in Batygin (2018), MNRAS 475, 4. Propagation of waves through an astrophysical disk can be understood using Schrödinger’s equation – a cornerstone of quantum mechanics.
      Credit: James Tuttle Kean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03/05/2018

    Massive Astrophysical Objects Governed by Subatomic Equation

    The Schrödinger Equation makes an unlikely appearance at the astronomical scale

    Quantum mechanics is the branch of physics governing the sometimes-strange behavior of the tiny particles that make up our universe. Equations describing the quantum world are generally confined to the subatomic realm—the mathematics relevant at very small scales is not relevant at larger scales, and vice versa. However, a surprising new discovery from a Caltech researcher suggests that the Schrödinger Equation—the fundamental equation of quantum mechanics—is remarkably useful in describing the long-term evolution of certain astronomical structures.

    The work, done by Konstantin Batygin (MS ’10, PhD ’12), a Caltech assistant professor of planetary science and Van Nuys Page Scholar, is described in a paper appearing in the March 5 issue of Monthly Notices of the 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

    Massive astronomical objects are frequently encircled by groups of smaller objects that revolve around them, like the planets around the sun. For example, supermassive black holes are orbited by swarms of stars, which are themselves orbited by enormous amounts of rock, ice, and other space debris. Due to gravitational forces, these huge volumes of material form into flat, round disks. These disks, made up of countless individual particles orbiting en masse, can range from the size of the solar system to many light-years across.

    Astrophysical disks of material generally do not retain simple circular shapes throughout their lifetimes. Instead, over millions of years, these disks slowly evolve to exhibit large-scale distortions, bending and warping like ripples on a pond. Exactly how these warps emerge and propagate has long puzzled astronomers, and even computer simulations have not offered a definitive answer, as the process is both complex and prohibitively expensive to model directly.

    While teaching a Caltech course on planetary physics, Batygin (the theorist behind the proposed existence of Planet Nine) turned to an approximation scheme called perturbation theory to formulate a simple mathematical representation of disk evolution. This approximation, often used by astronomers, is based upon equations developed by the 18th-century mathematicians Joseph-Louis Lagrange and Pierre-Simon Laplac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se equations, the individual particles and pebbles on each particular orbital trajectory are mathematically smeared together. In this way, a disk can be modeled as a series of concentric wires that slowly exchange orbital angular momentum among one another.

    As an analogy, in our own solar system one can imagine breaking each planet into pieces and spreading those pieces around the orbit the planet takes around the sun, such that the sun is encircled by a collection of massive rings that interact gravitationally. The vibrations of these rings mirror the actual planetary orbital evolution that unfolds over millions of years, making the approximation quite accurate.

    Using this approximation to model disk evolution, however, had unexpected results.

    “When we do this with all the material in a disk, we can get more and more meticulous, representing the disk as an ever-larger number of ever-thinner wires,” Batygin says. “Eventually, you can approximate the number of wires in the disk to be infinite, which allows you to mathematically blur them together into a continuum. When I did this, astonishingly, the Schrödinger Equation emerged in my calculations.”

    The Schrödinger Equ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quantum mechanics: It describes the non-intuitive behavior of systems at atomic and subatomic scales. One of these non-intuitive behaviors is that subatomic particles actually behave more like waves than like discrete particles—a phenomenon called wave-particle duality. Batygin’s work suggests that large-scale warps in astrophysical disks behave similarly to particles, and the propagation of warps within the disk material can be described by the same mathematics used to describe the behavior of a single quantum particle if it were bouncing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 inner and outer edges of the disk.

    The Schrödinger Equation is well studied, and finding that such a quintessential equation is able to describe the long-term evolution of astrophysical disks should be useful for scientists who model such large-scale phenomena. Additionally, adds Batygin, it is intriguing that two seemingly unrelated branches of physics—those that represent the largest and the smallest of scales in nature—can be governed by similar mathematics.

    “This discovery is surprising because the Schrödinger Equation is an unlikely formula to arise when looking at distances on the order of light-years,” says Batygin. “The equations that are relevant to subatomic physics are generally not relevant to massive, astronomical phenomena. Thus, I was fascinated to find a situation in which an equation that is typically used only for very small systems also works in describing very large systems.”

    “Fundamentally, the Schrödinger Equation governs the evolution of wave-like disturbances.” says Batygin. “In a sense, the waves that represent the warps and lopsidedness of astrophysical disks are not too different from the waves on a vibrating string, which are themselves not too different from the motion of a quantum particle in a box. In retrospect, it seems like an obvious connection, but it’s exciting to begin to uncover the mathematical backbone behind this reciprocity.”

    The paper is titled “Schrödinger Evolution of Self-Gravitating Disks.” Funding was provided by the David and Lucile Packard Foundation.

    Written by Lori Daj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