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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李小坚,男,高校教师。教学之余,仰望广袤天空,以探求宇宙之秘密!俯瞰苍茫大地,以求人间正道真学!正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博文中对自己有过一段说明: 《告别官科,不做民科,回归本行》 一、我本官科 今天算来,从1986年3月到中科院自动化所读博士,整整已经过去30年了。我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与国家863完全同步。1986年3月邓小平同志批复中科院院士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和陈芳允四位老科学家提出的“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从而启动实施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开始了中国科技领域跟踪和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新征程,也整整30年了,到今天该计划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我所学习的领域属于863计划中先进制造及机器人技术范围,我所选择的研究问题是工业领域的多级递阶系统结构与算法研究。师从疏松桂、童世璜、郑应平三师团队,很有意思的是我的这三位导师是一个具有三代师生关系的递阶系统。童先生称疏先生教过自己,所以是他的老师,而童先生是郑应平硕士研究生导师。 受郑应平的影响接触的了何毓琦先生开创的嵌套信息结构下的鼓励性决策研究,做出过嵌套信息结构下的多级递阶系统鼓励性决策的工作并在国内国外发表相关论文。我的研究工作在信息结构引导下,进而提出多级递阶系统信息结构、控制结构,到目标结构、功能结构,到组织结构、资源结构,形成了一个多级递阶系统的多元多层立体化的结构研究。该项工作与欧共体的CIM—OSA,有异曲同工之妙。CIM-OSA是欧共体的21家大公司和大学组成的ESPRIT-AMICE组织经过六年多的努力开发出的一个开放体系结构。在导师指导下,基本上凭自己一己之力发展了一个与CIM—OSA类似的CIMS—HOSA体系结构。 学习期间多次参与了钱学森先生组织领导的系统学讨论班,本人与钱老亲自直接对话讨论过系统的层次性、物质的层次性。 89年还到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大学参与欧共体ESPRIT信息系统建模工作。我走访了卡拉布里亚不远处的那不勒斯的乔尔丹诺·布鲁诺的家乡,还有伽利略的故土,特别是拜访了波兰华沙城外哥白尼的故乡,获赠的哥白尼铜质小胸章是我的心爱之物。 90年-91年前往美国学习了IBM-CIM体系结构,91年6月4日回国参与了863计划项目:递阶系统结构研究。进一步研究和发展了CIMS—HOSA体系结构。 二、自己选择 1995年参加第八届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一次全会,在科学界别组,与同组成员陈章良、冯长根、李建宝、陈肇雄等一起活动挺有意思。他们现在都是部级领导。我忘了是1995年还是2000年,我和谭铁牛等三人代表科学组向国内媒体答记者问,铁牛是我湖南老乡,铁牛侃侃而谈,现在铁牛是中科院副院长。还记得胡锦涛同志在一个小会议厅给坐着的我们百十来人的党外人士,站着给我们上了近2小时的一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我当时查阅了国内外大量数据,发现我国对教育和科研的投入明显偏低。因此,我的提案是国家应该加强对教育科研的投入。我们科学组与科技部朱丽兰部长直接对话,除了希望国家加大对教育和科研投入,还有与老同志和团队关系,我亲自与朱丽兰部长的直接对话是如何充分利用科研条件,提高投入产出,我的承诺是尽力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 从此,我践行我的承诺,告别官科,不用国家的钱,研究世界上最大的课题。宇宙结构模型—-世界的本质及其客观规律。这个问题,还真是很有意思。 根据钱学森先生开创的系统学理论,我认识到宇宙是一个统一的复杂巨系统。我有幸于1997年1月6—9日作为极少数青年科学家代表之一(4-5名)全程参加了第68次香山科学会议学术讨论,宋健院士作了题为“对系统科学的挑战”的综述报告,并与戴汝为院士、宋健院士讨论交谈关于复杂巨系统的动力学问题,或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问题。我不但参加了此次中国控制学界最高级别的会议,我还被会议主持人戴汝为院士指定收集整理会议报告人的书面报告。因此,我与与会的十多位院士和部级领导人有过工作交流,会后收集整理,将一袋报告资料提交给了大会组织者。我还参加了由钱学森倡导发 起的中国思维科学学会的筹办工作,以及科学思维理论研究探讨。 但没想到的是,我自己选择的对宇宙自然系统的研究,落入了被主流所认定的民科的范畴。 三、回归本行 从第二阶段到现在,也已经20多年了。我已经有所收获。因为,我非常幸运地认识了美籍华裔科学家龚天任博士,我们的学术探索结成了同门情谊。从而,我终于认识了、理解了、明白了这个宇宙。我可以高兴地说:“你太美了”。 从此,我可以不做民科了。我回归我的本行,大学教师。教课,带学生,做做机器人科研与科技活动,与年轻人一起做、一起玩高科技的玩具。 业余还将写写小博客,讲讲科学道理,辅导帮助年轻人成长,是我下一个阶段的任务。 科技评论文章,本人往往会作一小诗加以总结,可能是借用章回小说的做法,也是多年上课的心得体会。尽量简洁凝练,口韵顺口溜,自由兼打油,古风加格律,严肃与戏虐 ,承上并启下,总结出特色,或让行家见笑,但望形成自己的风格: 我本学子出蓝青,精英同聚一家亲,宇宙创生仍未老,人生大道自由行。 本来最后一句可以是:人间正道已看清。一个同音韵到底。但表达个人观点,还是个人一点好,自由一点好。 公元2016年3月

转发:北京新航天科普教育基地正式运行

新航天打卡地!北京新航天科普教育基地正式运行

中国新闻网 2022年4月25日19:18 中国新闻网官方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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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个“中国航天日”,新航天科普教育基地航小科航天科普馆正式运行。 丁姝雯 摄
中新网北京4月25日电 (孙建平 丁姝雯)
2022年第七个“中国航天日”,又一个航天科普教育基地——航小科航天科普馆正式运行,航天迷们有了一个新的打卡地。
据悉,航小科航天科普馆坐落在北京西三环航天桥东南角的航天大院内,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的故居就位于该大院。该馆刚投入试运行,就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4月23日,“中国航天基金会航天科普教育基地”授牌仪式在该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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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个“中国航天日”,新航天科普教育基地航小科航天科普馆正式运行。 丁姝雯 摄
航小科航天科普馆面积近200平方米,秉持“启迪智慧、传播知识、激励成长”的设计理念,营造出数字化展厅体验,主要展现航天科普和国防教育内容,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设计建造。
展区内设有序厅、“筑梦航天奠基伟业”展区、主展区、沉浸式展区和互动体验区5个部分,固定展区和流动展区相结合,平面展示、模型陈列和多媒体展示、互动教学等科技手段相结合,艺术化、娱乐化展现航天科普知识,做到了展示内容的全方位、系统性、历史性、趣味性、互动性,并能够根据参观者需要定制推送专题讲解内容。
中国航天基金会副理事长侯秀峰表示,航小科航天科普馆作为宣传航天、服务国防的重要科普阵地,将在中国航天基金会组织的各类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断更新迭代展览表现内容及技术手段,为广大青少年儿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国防安全教育提供崭新的平台。
侯秀峰指出,特意将航小科航天科普馆建在航天机关幼儿园边上,就是要让孩子们从启蒙阶段就树立起爱航天、爱科学、爱祖国的意识。后续,还会针对性改进提升展馆功能,打造青少年儿童更喜爱、更容易接受的科普内容。展示主题和相关展品也会定期更替,满足不同参观者的知识需求,要努力把航小科航天科普馆建设成为一座集科普展览、科普放映、科学表演、科普培训为一体的航天智慧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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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个“中国航天日”,新航天科普教育基地航小科航天科普馆正式运行。 丁姝雯 摄
据介绍,航小科航天科普馆投入试运行以来引起了社会机构和科普爱好者们的关注。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原国家首批航天员兼航天员教练吴杰此前来馆参观,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三院31所副所长刘小勇在该馆讲解了“冬奥会水下特种火炬研制攻关背后的故事”。
后续,航小科航天科普馆将与北京市中小学陆续开展广泛合作,分批组织学生们来馆参观,引导广大青少年儿童了解航天知识、国防知识,增强国防观念,激发爱国热情。北京以外的参观者也有机会感受风采,航小科航天科普馆计划与其他城市开展合作,布局流动展馆,争取让全国更多的青少年儿童能够亲身感受到航天魅力,了解中国航天事业的成就。(完)

转发:6G时代卫星通信、卫星互联网的发展及研究方向、应用方向研究

6G时代卫星通信、卫星互联网的发展及研究方向、应用方向研究

原文:星谷物联网应用设计研究院 2022-01-24 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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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谷物联网应用设计研究院

开展卫星监控监测,物联网传感技术,技术进口应用及设计研究,卫星产业特色小镇建设开发,产业园经营开发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专业设计服务, 承办2021中国国际商业航天博览会及宣传、航天信息资讯与咨询等。
一、前言

今天,互联网家喻户晓,移动互联网如日中天,而卫星互联网也在冉冉升起。这些网络就像同交通、电力、燃气、自来水等一样,都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如果说早先基础设施传递的是物质和能量,那么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卫星互联网等传递的则是信息,所以它们被称为信息基础设施。与物质和能量不同,信息具有天然的渗透性、知识性和智能型,其生产、传递的边际成本要远小于物质和能量,因此,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要远大于物质和能量。

在当今信息网络中,卫星通信、地面光纤通信和移动通信可谓三剑客,它们三足鼎立、三分天下。与地面光纤通信主要用于骨干传输和固定接入、地面移动通信主要用于移动接入相比,卫星通信可以应用于骨干传输、固定接入、移动接入、企业联网、电视广播、应急通信、军事通信等多种场景,在军、民、商等各个领域都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看起来,卫星通信更像个全能选手,十八般武艺没有它玩不转的。实际也的确如此,它的这些能耐来源于它的广覆盖、远连接、能移动这三大天然特性。

在我国为应对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而启动的新基建中,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以及与其相关的智能交通、智慧能源等基础设施都成为主要的建设内容。卫星互联网被列入新基建范围让我国卫星通信业内人兴奋不已,整个行业似乎突然有了一种翻身做主人的感觉。毫无疑问,卫星互联网被列入新基建范围对我国卫星通信的发展是个大好事。此时此刻,要知道新基建的内容从何而来,就有必要回顾一下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卫星互联网的发展简史。因为,温故而知新。不过,由于卫星通信在频轨资源、制造和发射成本方面受到一定的局限,而地面光纤通信和移动通信在容量和性价比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因此,卫星通信早期在骨干传输方面受到地面光纤通信的替代,后期在移动接入方面受到地面移动通信的挑战。同样作为无线通信技术,地面移动通信对卫星通信的影响更大。6G时代到来,地面移动通信的传输速率越来越高,功能越来越强大。

特别是6G同时覆盖高带宽、大连接、低延时三大应用场景,摆出一副通吃高清/超高清视频、物联网、车联网等所有业务的架势。毫无疑问,相比以往的移动通信系统,6G的高带宽将更适合于新闻采集、视频广播、在线直播等业务,会进一步推动移动网络上IPTV和OTT TV的发展,这将对卫星视频分发、卫星电视直播产生直接的冲击。

不过,人们也不要过于担心5G移动通信对卫星通信的冲击,因为6G“随遇接入、万物互联”愿景的实现还需要可以全球无缝覆盖的卫星通信这个“同胞兄弟”出手相助。目前ITU、3GPP和SaT5G等标准化组织无一不在从事卫星通信和5G的融合研究。比如,6G数目众多的远程基站有的需要卫星通信来回传业务流量,6G广播也可能需要卫星通信来提供内容投递。

此外,还有机载和船载通信等。也就是说,卫星通信与地面移动通信是相生相克的关系。尽管如此,卫星通信必须要正视6G时代的到来,因为6G的的确确在与卫星通信争频率、抢业务。卫星通信要持续生存、发展下去,就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来为自己创造市场。因为,技术是为市场存在的,企业是为客户存在的。

二、互联网一统天下

说到互联网,不得不望文生义。互联网起源于美国,其英文名字叫Internet,它最初曾被我国音译成因特网。从字面上看,Internet是由Inter和net组合而成,表示相互连接起来的网络。互联网始于1969年美国ARPA(国防部研究计划署)启动的用于军事通信目的的网络互连研究项目,连接的对象主要的计算机。在那个年代,PSTN(公用电话网)、X.25(公用数据网)和DDN(公用数字数据网)以及IBM的DEC等公司的专网等都是服务于特定领域的业务网络,彼此异构,不能互通。ARPA网络互联研究项目计划开发出一套以TCP/IP(传输控制协议/互联网协议)为核心的协议族,其目的是将各种异构网络相互连接起来,实现计算机之间的互联互通。所以,初期的互联网又叫计算机网。

TCP/IP是从ISO(国际标准化组织)的OSI(开放系统互连)七层协议简化而来的,共分物理、链路、网络、传送和应用五个层次。物理层是实现信号在各种介质上的传输,信道编码和调制解调是其中的主要技术;链路层实现网络节点之间的点到点传输,同步、纠错是其中的主要技术;网络层实现数据包在从信源到信宿的投递,路由选择和交换是其中的主要技术;传送层实现端到端的会话和确认;应用层为各种应用提供接口和界面。IP和TCP分别对应于网络和传送层,其中IP又是互联网协议族的中枢。

互联网中的节点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路由器,它用IP协议将各种异构网络连接在一起。终端用户数据被封装成统一格式的IP数据包,其中包括全球唯一的IP地址。IP数据包封装在各种网络协议之上,由路由器来进行数据包的路由选择和接力传递,这个过程被形象地称为IPover everything,这个everything指的是各种异构网络。

20220202205653图1互联网协议族和系统模

早期,路由器不得不处理各种网络协议,如X.25、FrameRelay、ISDN(综合业务数字网络)和ATM(异步传输模式)等。因为使用的人不多,处理的数据量不大,一般的路由器可以得心应手。1993年,美国克林顿政府提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或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人们对信息网络重要性的认识得到空前的提高。互联网因为其强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脱颖而出,很快超越了电信行业精心设计的ISDN和ATM等网络。基于HTML(超文本标记语言)的WWW(万维网)的流行、语音和视频的分组化和IP包化传输丰富了互联网的应用,也使得网上的数据量呈现指数增长,这对互联网原有的数据传输和交换模式都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为了应对以上冲击,互联网有三个重要的解决之道。一是用在大容量SDH(同步数字体系)光纤网络之上运行PPP(点对点协议),来在骨干、汇聚和接入层取代各种低速的业务网络,二是在路由器中引入MPLS(多协议标记交换)等技术来提高数据的处理速度。根据应用场景和业务处理能力的不同,路由器响应地分为骨干、汇聚和接入路由。此外,还有家庭路由器。三是对各种应用数据划分优先级,对话音等应用提供电信级的服务。此外,在互联网商业化过程中,网络接入技术也是前仆后继,基于电话双绞铜线的xDSL(数字用户线路)、基于有线电视电缆的DOCSIS(有线电缆数据服务接口规范)都发挥过重要的支撑作用,但最终都被WiFi(无线保真)无线网络和各种PON(无源光网络)光纤网络所取代。

至此,互联网完成了华丽的转身,它不再寄人篱下,而是自立门户,并且在三网融合中实现对电话网和有线电视网的整合。今天人们习以为常的IP电话、IPTV和OTTTV就是三网融合的典型产物。它们在应用形式上像电话网、电视网,但是网络结构却是互联网。这个结果被人们形象地成为EverythingoverIP,这里的Everything指的是各种内容和应用。今天国外的Facebook、Google和Twitter以及国内的百度、阿里和腾讯等所谓互联网公司实际都是在从事互联网应用,如电子商务、社交网络等,而物理意义上的互联网则主要掌握在电信运营商手里。

三、做大容量,吸引市场

带宽容量是衡量所有信息网络性能的最基本指标,是它们克敌制胜的首要武艺。面对高清/超高清视频、社交网络等应用带宽需求的日益增长,信息网络必须不断提高网络带宽。就卫星通信来讲,信道编码效率基本接近极限水平,网络带宽只能通过多点波束空分复用、高频传输这两者路径来获得。

目前,各种HTS都在通过这种路径来扩大带宽。Viasat在建的GEO HTS——Viasat-3容量达到1Tbps,这几乎是常规卫星容量的1千倍。Hughes和Eutelsat公司分别在建Jupiter-3、KONNECT容量也达到500Gbps。这三大VHTS(超级HTS)都将在2021年发射。HTS容量的迅速提升使得GEO HTS的单位Gbps制造成本降至百万美元以下,从而在服务能力和资费水平方面与地面宽带网络旗鼓相当。随着VHTS的推出,卫星通信在信息网络中的吸引力将会得到有力的提高。

为了进一步扩大卫星通信容量,在充分利用多点波束和频分复用技术的同时,Ka之上的频率资源更为丰富的Q、V频段已经开始进入商用。

2016年3月,Eutelsat率先在Eutelsat 65 West A卫星上使用Q频段。SpaceX、O3b、Boeing、Amazon以及国内相关单位的星座系统都有V频段的使用计划,而欧美等国已开始进行频率更高的W频段的研究工作。

2018年6月20日,由芬兰研制的纳卫星首次从太空向地球发送W频段信号。与Q、V频段相比,空间激光通信的带宽更大、抗干扰能力更强。经过多年来美欧、日本等的一系列研究,目前卫星激光通信开始进入实用阶段。

2019年2月,欧洲Airbus公司与日本SKY Perfect JSAT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旨在共同开展激光数据中继卫星业务。SpaceX、Telesat以及国内相关星座系统都有卫星激光通信计划。我国2019年底发射的“实践20卫星”上同时开展Q、V和激光通信传输试验,其中星地激光通信传输速率达到10Gbps的国际先进水平。

此外,特性介于毫米波和激光之间的太赫兹也在研究之中。太赫兹频率在0.1-10THz之间,理论传输速度可达1Tbps。2018年5月,Tektronix/IEMN(一个法国研究试验室)在252-325GHz频段实现了100Gbps无线传输。

四、移动互联网攻城略地

应该说,尽管无线、微波传输也曾发挥一定的作用,但互联网最初主要是在有线网络之上发展起来的。互联网的目标在于网络互联,实现全世界的计算机联合起来,移动网络的目标在于实现随时随地通信。从上个世纪七十年到现在,移动通信基本上每隔十年就更新换代一次。如果说,最初的1G是模拟话音移动通信系统,与互联网没有关联,那么,从2G数字通信开始,移动通信的每一步发展都受到互联网的强大影响,并且最终成为互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应用形式,而且大有后来居上势头。

移动通信逐步融入互联网、发展成为移动互联网是在2G和3G时期完成过渡的,其起点是2G时期的GPRS(通用分组无线业务)。GPRS是在GSM网络话音电路交换基础上引入的无线分组交换技术,以提供端到端的、广域的无线IP连接和数据传输。GPRS是GSM网络向3G过渡的2.5G技术,它实现了移动通信与互联网的对接,其理论带宽可达171.2Kbps,实际大约在40~100Kbps。在GPRS之上,WAP(无线应用协议)把互联网上的HTML数据转换成用简单的WML(无线标记语言)格式,以适应当时网速和手机智能化程度都受限的应用场景。

进入3G时代后,为了满足苹果之类智能手机和各种增值应用带来的带宽增长需要,比GPRS速率更高的HSDPA(高速下行分组接入)和HSUPA(高速上行分组接入)及其加强版HSPA+等技术开始陆续登场。HSPA+的上行速率达5.76Mbps,下行速率达21Mbps或28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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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G和3G时期移动互联网的演技过程

与2G、3G通过电路和分组域来分别传输话音和数据不同,4G彻底取消了电路域,用统一的分组域来承载所有的业务,它通过IMS(IP多媒体子系统)来处理话音等实时性的业务,VoLTE(长期演进语音承载)就是一个在IP之上传输话音的标准。可见,4G让移动通信脱胎换骨,变成了真正的移动互联网。进入5G移动互联网阶段,其应用领域已从普通互联网应用扩展到物联网、车联网和工业互联网。不仅如此,5G还实现了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的系统整合,使得整个社会走向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互联网更像人的大脑,它有听觉、视觉、触觉,可以分析、计算、存储、判断,最终可能会有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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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6G阶段互联网的智能特征

五、降低成本,抢占市场

成本是任何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取优势地位的杀手锏,这样的案例在家电、通信、计算行业比比皆是,卫星通信行业亦不例外。这轮全球LEO星座热潮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卫星制造和发射成本得到大幅降低。

在小卫星批量制造方面,卫星制造公司开始使用非航天级别的COTS(商业现货)组件,利用3D打印、模块化设计、即插即用、智能装配、大数据、机器人、增强现实等成熟技术,采用与飞机和汽车生产相似的流水线组装方式,从而可以每天生产数颗卫星,并将单颗LEO HTS的制造成本降到百万美元以下。

马斯克领导的SpaceX公司凭借卫星制造和发射一体化控制能力,易于量产、装载、发射的卫星扁平化设计,以及一箭60星发射和火箭回收再利用等独门绝技,将OneWeb这个强大对手挑下马来。SpaceX在航天运输方面的异军突起以及在卫星互联网方面的雄心壮志也是来自于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方面的非凡功夫。

在卫星成本控制方面的明星企业,除了马斯克麾下的SpaceX,还有ABS公司前CEO Tom Choi新组建Saturn(土星)卫星公司。如果说马斯克的SpaceX更擅长卫星制造和发射,目标是抢占LEO卫星互联网市场,那么,Tom Choi的Saturn则更懂卫星通信用户需求和系统实现,志在争夺GEO卫星通信市场。Saturn致力于低成本的小型GEO卫星制造。通过全数字有效载荷等技术的应用,Saturn成功将85Gbps的Ka频段HTS成本降到约为8500万美元。

Tom Choi对LEO的冷静和对GEO的坚持态度正在被OneWeb的财务危机和GEO市场的回暖所印证。可见,卫星制造发射成本控制既来自于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创新,更来源于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发挥。

六、增强智能,适应市场

信息网络市场需求千变万化,这必然要求信息网络具有一定的弹性和智能来应对。5G中的SDN、NFV和切片等技术,通信卫星中的数字载荷和软件定义都是具体的解决之道。基于数字载荷和软件定义技术的灵活卫星可根据应用需求的变化,对卫星的覆盖、连接、带宽、频率、功率和路由等性能进行动态调整和功能重构。

根据Euroconsult的统计,目前全球一半左右的HTS卫星带有灵活性载荷,其中覆盖灵活性占35%,连接、带宽和频率灵活性各占15%,功率占9%。覆盖灵活性的重要应用形式是移动波束,它已在O3b、Inmarsat、Intelsat等公司的HTS普遍应用。连接灵活性的重要应用形式是DTP(数字透明处理器),它可在不同波束之间建立连接,从而解决一般HTS星状结构带来的双跳通信影响。

这一技术在Intelsat EPIC系统得到充分运用,它无需要求用户更换终端就可以直接接入HTS网络。带宽灵活性的重要应用形式是跳波束(Beam Hopping),它通过时分技术,将有限的带宽资源在不同波束之间动态分配,从而有效解决多点波束带来的HTS资源碎片化和不同波束之间的业务忙闲不均问题,提高HTS带宽资源的利用率,其典型应用案例是Eutelsat- Quantum(欧卫量子)卫星。Eutelsat Quantum号称全球首颗真正意义上的灵活性卫星,该星由Airbus公司建造,可通过软件定义调整覆盖、频率和功率。

在天地一体化的卫星互联网时代,不仅需要通过数字载荷和软件定义来实现空间段卫星智能化,地面段VSAT网络也要借鉴5G中的SDN、NFV和云化技术来实现智能化,并积极融于基站回传、IP中继、移动平台接入、混合网络和物联网等5G应用生态之中。5G的新颖之处在于它标准化了服务编排。共享5G协议的卫星运营商和服务提供商可以使用标准化程序,来配置和管理多种类型的服务,从而提高卫星通信网络的市场适应能力。

七、卫星互联网开疆拓土

虽然地面互联网已非常发达,但它仅覆盖地球陆地面积的20%、地球表面的5.8%。要真正实现6G的万物互联和随遇接入愿景,还需要借助可以真正全球覆盖的卫星互联网。

应该说,卫星通信网络的互联网化早在2000年之前就已开始,其中,VSAT网络与DVB-S(数字视频广播—卫星)、DVB-RCS(数字视频广播—卫星回传信道)等标准的结合是关键的一环。DVB-S原来是ETSI(欧洲电信标准协会)开发的一套用于卫星数字视频广播的技术标准,包含信源编码以及信道编码和调制。后来,随着卫星信道编码和调制技术的进步,ETSI又先后提出DVB-S2和DVB-S2X标准,其周期恰好也是十年。DVB-RCS是ETSI为了满足卫星宽带通信的发展需要而提出的回传信道标准。DVB-S系列和DVB-RCS标准得到全球VSAT网络设备主流厂商的共同支持,这使得全球VSAT网络有了共同的开放标准,从而为卫星通信网络的IP化和卫星互联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基于DVB-S系列和DVB-RCS标准的卫星互联网前向信道中,IP数据包采用MPE(多协议封装)进行分段,然后装入到MPEG2-TS(传输流)包中。反向信道的IP数据包可以采用ATM或MPE来分装,然后装入到MPEG2-TS。最初,这类卫星互联网的前向信道速率可达45Mbps,反向信道速率可达2Mbps。随着大容量HTS(高通量卫星)和更高效率信道编码调制技术的推出,前向信道和反向信道速率都得到十倍以上的提升,它们充分满足了消费者宽带接入、移动平台接入、基站中继、内容投递等应用的带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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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卫星互联网的应用场景

目前,卫星互联网主要是以HTS的形式出现,它们共有GEO(高轨)、MEO(中轨)和LEO(低轨)三种形式。其中GEOHTS系统传输时延较长,高纬度地区覆盖能力较弱,但系统结构简单,可以广域覆盖,适合机载通信、海事通信、消费者宽带接入、视频广播和内容投递之类应用;LEOHTS复杂一些,但时延较短,可以实现全球无缝覆盖,适用于基站中继、物联网等低时延类应用;MEOHTS则介于前面两者之间。在GEO卫星方面,北美Viasat公司Viasat-2和Hughes公司Jupiter-2两颗在轨HTS的容量分别达到300Gbps和220Gbps,在建的Viasat-3和Jupiter-3容量将分别达到1Tbps和500Gbps,而传统通信卫星容量只有1Gbps左右。在MEO星座方面,SES公司旗下的O3b目前在轨20颗,主要应用是中继和回传。2017年11月,O3b计划新增30颗卫星。在LEO星座方面,SpaceXLEO星座一马当先,最终计划发射4.2万颗卫星。目前,SpaceX已经通过一箭60星技术完成七次发射,当卫星数量达到800颗就可具备初步的服务能力。值得一提的是,DVB-S系列和DVB-RCS标准主要适用于GEO卫星。对于MEO和LEO卫星,由于信道特性的改变,通常需要更合适的空口标准和协议,但是VSAT网络方面大同小异。

卫星互联网是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自然延伸。为了促进卫星互联网与5G的融合,ITU、3GPP、SaT5G(卫星5G联盟)和CBA(C波段联盟)等国际标准化组织都在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在2019欧洲网络与通信大会(EuCNC2019)上,SaT5G进行了一系列卫星5G演示:

1)利用卫星和地面网络的MEC(移动边缘计算):比特率自适应、链路选择、增强视频流传输;

2)基于卫星组播技术的视频缓存和实况内容分发;

3)基于MEO卫星的航空机载通信;

4)利用混合回传网络和MEC的5G本地内容缓存;

5)卫星网络5G视频演示;

6)面向农村市场和大型集会事件扩展服务的混合5G基站中继。其中,机载通信和农村宽带最具吸引力。

2019年5月,Telesat、英国萨里大学与比利时Newtec联合进行了LEO卫星5G回传测试,往返时延为18-40毫秒,主要应用包括8K流媒体传输、网页浏览和视频通信。这些试验成果表明,卫星互联网与5G已经实现全面的融合。卫星互联网将为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展现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普遍服务方面发挥独特作用,让人类所有成员享受上网和信息服务的基本权利。

八、融合星地,汇聚市场

由于经济规模的原因,卫星通信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行业。不同卫星通信网络在终端层面很难直接互通。DVB标准的采用改善了卫星通信网络的开放性,但是不同系统相互独立的局面短时很难彻底改变。卫星通信与地面通信网络的发展进程不太同步。卫星互联网启动的时候,5G已经商用。等到6G商用的时候,卫星互联网估计也已经定型。因此,卫星与地面网络的一体化设计只能是个理想。卫星通信网络与地面通信网络的融合应用主要还是通过网关互联,特别是终端聚合来实现。

在即将到来的高中低轨卫星互联网并存以及5G与卫星融合时代,在连接方面,需要通过小尺寸、低功耗、快响应的电调平板天线来在不同频段之间、不同卫星之间和卫星通信与地面通信网络之间进行快速切换,以保持通信连接的畅通无阻。在应用方面,还需要通过移动边缘计算技术来实现路由选择、速率适配、内容存储、数据分析、系统控制等终端应用管理工作。

近年来,电调平板天线商用化水平一直在不断提高。在EuCNC2019(2019欧洲网络与通信大会)上,移动边缘计算已经在SaT5G联盟进行的一系列卫星5G演示中得到应用。

除了电调平板天线和移动边缘计算技术,还需要具有局域或区域覆盖能力的无线网络与卫星通信网络对接,来真正实现随遇接入、无缝覆盖,并分摊用户使用成本。在Saturn公司之前,Tom Choi先创立了低成本、高能效的宽带无线平台Curvalux。Curvalux其使用固定的多波束相控阵天线,与传统LTE基站相比,其功耗降低到原先的1/100,同时提供7倍的吞吐量。

据称,全天候为Curvalux系统供电的100W太阳能电池套件只需200美元。在2019年拉斯维加斯NAB(美国广播电视)展期间,Saturn公司向美国客户展示了Curvalux的技术,距离发射塔800米的智能手机下载速度达到了400Mbps。通过Wi-Fi接入点,从5公里外传输数据速度可达100Mbps。链路预算显示,最远传输可达15公里,甚至30公里。

九、创新方式,拓展市场

面对传统卫星通信市场的发展瓶颈,各大卫星运营商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积极扩展市场。Intelsat投资于OneWeb,分享市场资源,共同应对频率干扰。现在后来因种种原因,两家公司分道扬镳。SES整合O3b,以拓展MEO HTS市场。Eutelsat建设LEO物联网星座—ELO,以进军卫星物联网市场。Telesat通过Telesat这个LEO HTS星座,进入卫星互联网市场。Inmarsat利用自身GEO卫星和卫星中继通信技术,为一家LEO星座运营商提供全球天候的卫星测控、任务控制和故障查找等资产运行和管理服务。SKY Perfect JSAT高度重视HTS、平流层飞艇、基于LEO的遥感数据传输和AIS(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电调平板天线等市场机会,来开创新的发展局面。

十、寻求扶持,扩大市场

卫星通信是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时隶属于航天产业和信息产业,其战略地位十分突出。在航天产业中,卫星通信的产业化程度最高,其中,商业化发展卫星通信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量。尽管如此,政府政策上的扶持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以SpaceX为例,今天它在卫星制造和发射的一马当先与其发展过程中美国政府在资金、技术、人才、设施等方面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2008年,美国NASA宣布SpaceX获得由猎鹰号发射的IDIQ合同,自此,SpaceX成为全球仅有的承担国家航天发射任务的私营企业。2015年,美国国防部授予SpaceX军用卫星发射许可证书,并将某些军用发射场和基地提供给SpaceX用于发射猎鹰火箭。美国军方鼓励退役军人在保密前提下,转换角色,重新进入企业,承担咨询或研制任务,以此促进人才的流动,为提升企业的实力提供人才保证。SpaceX军负责政府销售的副总裁曾是美国空军官员。

在火箭发动机技术上,美国NASA向SpaceX派驻技术人员并转让专利,开放阿波罗计划的部分技术,提供火箭发动机试车测试台,帮助SpaceX发展猎鹰火箭关键技术,并开放风动实验设施,以充分利用。2020年3月13日,美国FCC向SpaceX开放总价值160亿美元的农村宽带业务补贴资金竞争机会。历史上,ViaSat就曾获得过类似的农村宽带业务补贴资金支持。可见,SpaceX、ViaSat的成功都不是一种偶然,获得充分的市场哺育是它们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当前,我国正处于卫星互联网建设、卫星通信产业化和国际化发展的关键时期。我国卫星通信产业面临卫星和地面设备技术相对落后以及市场受限双重困境,而后者尤为严重。我们知道,对于传统卫星通信市场而言,最大的需求来自于卫星电视直播。截止2018年底,全球卫星行业总产值为2774亿美元(美国占43%),其中通信为主的卫星服务业为1265亿美元,卫星直播电视为942亿美元,可见其地位之高。

而我国卫星直播电视还处于公益服务阶段,不仅没有商业收入,而且每年国家还需要提供财政资助。对于新兴的卫星互联网市场而言,最大需求来自于消费者宽带接入。在国家宽带普遍服务计划中,上千亿的资金基本上都用于地面光纤和移动通信系统的建设,目前98%的行政村都实现了光纤和移动通信网络连接。

目前,我国卫星直播电视家庭用户数已达1.4亿,商业化运营市场潜力巨大,且各地开展区域卫星直播电视的意愿也非常强烈。我国2%的行政没有通宽带,其比例虽然很小,但家庭用户总数依然非常可观。如果这个两个市场能同时开放,无疑成为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化发展的双翼。

十一、结束语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卫星互联网的发展历程是人类信息通信应用不断丰富、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或者说是从固定到移动、从地面到海空、从网络到信息、从应用到智能不断升华的过程。其中,互联网实现了三网融合,移动网络基本实现了随遇接入和万物互联,卫星互联网实现了空天地海全球覆盖。如果说卫星互联网和5G的融合还仅仅停留在通信范围,那么在即将到来的6G中,卫星互联网、卫星导航、卫星遥感都将会大显身手。

技术应用、商业模式、产业政策和市场需求都是卫星通信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其中市场需求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卫星通信产业的持续发展,需要卫星制造商和运营商在网络容量、通信成本、系统智能、星地融合、模式创新、政策扶持等方面同时发力,以做大市场规模,实现良性循环发展。

目前,我国卫星通信产业最大的瓶颈在市场受限。市场受限的主要原因是卫星直播电视和消费者宽带接入两个主体市场未能充分发育。

在信息网络天地一体化时代,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以及卫星导航和卫星遥感的全面发展和相互融合才能构建完整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才能真正实现网络强国和航天强国,这正是我国开展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重大工程建设,并在新基建中启动卫星互联网建设的意义所在。就卫星直播电视市场而言,主要问题在于地面有线电视和卫星直播电视之间的利益平衡。从信息服务产业的客观规律看,IPTV、OTT TV取代地面有线电视将是必然的结果。而卫星直播电视由于具有信息传播的广域性、等时性、高效性、可靠性,本将可以长期存在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之所以蓬勃发展、深入人心,主要得益于技术、网络和市场等方面的开放性。在未来的天地一体信息基础设施中,卫星互联网以及卫星导航和卫星遥感能有多大规模的发展同样依赖于技术、网络和市场方面的开放性。就消费者宽带接入市场而言,主要问题在于地面光纤传输和卫星传输的成本效益权衡。地面光纤传输的成本是线性增长的,用户越是遥远、分散,成本越高,而卫星传输与距离无关,广域覆盖、远程通信是其天然的优势。

因此,我国卫星通信行业需要突破卫星直播电视和消费者宽带接入的政策壁垒,才能将国内市场做大、做强,进而才能有资格参与竞争更为激烈的国际市场的角逐,这是6G时代卫星通信行业不可回避的生存法则。

十二、星谷研究院

新型研发机构的起源、定义、类型和特点

(一)新型研发机构的起源

国内新型研发机构起源于 21 世纪初期的深圳、广州等地区,其产生过程存在一定现实背景,包括解决市场对科技成果的需求不断增加、成果研发主体和应用主体协调与匹配不足、存量科技资源与市场无法自动进行对接等现实问题,因此,需要在科技体系内构建一类新形式的组织机构。随着投入主体、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等各方面的不断演化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新型研发机构在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聚集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功能。目前,全国各种形态的新型研发机构呈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正逐渐发展成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以及推动科技体制机制创新的试验田;此类新型研发机构的典型代表包括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上海紫竹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江苏(昆山)工业技术研究院、中石化重庆页岩气产业技术研究院等。

(二)新型研发机构的定义

为深入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健康有序发展,国家科学技术部2019 年印发的《关于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对新型研发机构给出了权威定义:新型研发机构是聚焦科技创新需求,主要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研发服务,投资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化的独立法人机构,可依法注册为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事业单位和企业。可以看出,新型研发机构的定位首先是开放、合作的载体和平台,能够有效整合资本、技术、人才及市场等创新资源,为传统科研院所、高校及项目团队等创新主体与资本市场牵线搭桥 ;其次,新型研发机构需要有产业链整合能力,不仅仅聚焦于专利、软件著作权、技术秘密及电路布局设计等技术成果,更要注重产业、资本与市场的互动,实现创新要素的全方位对接。

(三)新型研发机构的类型

从主导发起者的角度进行划分,新型研发机构最常见的组建模式有 3 种:一是院校与政府共建型,即一个或多个高校、科研院所与政府共建类似创新院类型的新型研发机构,这是目前最主要的类型 ;二是院校与企业共建型,一个或多个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建类似联盟和实验室性质的新型研发机构,这种类型数量最少 ;三是企业自建型,企业或其他单位自行筹建的企业类型新型研发机构,这种类型的研发机构数量居中。以单位性质区分,新型研发机构主要可以分为事业单位、企业形式和民办非企业,其中事业单位形式主要指由科研机构、高校、地方政府等主导设立的创新院类型事业单位,但采用全新的管理和运行机制,如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北京脑科学中心等单位;民办非企业类型主要指以民办非企业身份在当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采用市场化运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企业类型指采用完全市场化的股份公司制运作,没有编制和事业单位经费支持。

(四)新型研发机构的特点

2019 年,科技部印发的《关于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对新型研发机构的设立条件进行了明确界定,包括 :法人资格、业务范畴、设施条件、人才队伍及经费来源等。创新院的发起者需要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拥有健全完善的内控制度 ;从事学科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以及研发服务等业务;在项目研发、试验、服务等方面拥有必需设施 ;项目团队结构合理稳定、研发能力较强 ;经费来源相对稳定,主要包括出资方投入,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收入,政府购买服务收入,以及承接科研项目获得的经费等。同时,新型研发机构的核心在于市场化运作,普遍采用合同制、匿薪制、动态考核、末位淘汰等管理制度,自主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人员,建立与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相匹配的收入分配机制。

研究院的组建多为“政府搭台、科研院所牵头、高等院校参与”形式,创立之初便旗帜鲜明地表示要以国家发展战略需求为根本出发点,服务于行业或区域重大技术发展需要,立志围绕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问题,以及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公益性问题,集聚一流的创新团队,形成一流的创新氛围,产出一流的创新成果,培养一流的创新人才。从2017年开始,北京市积极搭建关键技术创新平台,组建由顶尖人才领衔的项目技术团队,鼓励和支持科学家勇闯科技前沿“无人区”,相继组建了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作为北京市重点推进建设的新型研发机构之一,将重点围绕共性技术平台和资源库建设、认知障碍相关重大疾病、类脑计算与脑机智能、儿童青少年脑智发育、脑认知原理解析等 5 方面开展攻关,力争在脑科学与类脑科学研究领域实现前沿技术突破;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将按照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总体部署,支持科学家探索人工智能科技前沿,推动人工智能理论、方法、工具、系统等方面取得变革性、颠覆性突破,引领人工智能学科前沿和技术创新方向,支撑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促进人工智能深度应用 ;除此之外,还有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等其他新型研发机构。

 

国外卫星通信企业破产分析报告(1)
国外卫星通信企业破产分析报告(2)
商业航天2022:少谈多干,落地区域经济圈进行时  |   政府发展商业航天,赶早不赶晚
中国发射次数全球第一:2021全球航天发射活动分析报告
面向 6G 的星地融合一体化组网研究
低轨宽带星座是一场有进无退的冒险| 中国的商业航天创业者与马斯克的不同

星谷物联网应用设计研究院

卫星监控监测,物联网传感技术,技术进口应用及设计研究,卫星产业特色小镇建设开发,产业园经营开发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专业设计服务与咨询。

天广卫星电视

互联互通平台建设成为实现涵盖媒体运营、卫星通信、卫星宽带互联网;支持”一云多屏,多屏互动”的传播;融合移动网络与电视特征为一体的多终端、立体化传播窗口,是新形态的全媒体播出机构。

乌兰察布星谷卫星产业园有限公司

乌兰察布星谷卫星产业园有限公司

 

龚学理论总结

龚学理论是一个终极统一理论(Final TOE)

一个终极统一理论(Final TOE)是一个真正的万物理论,必须包含一切(物理,数学,生物科学,意识,等等)。

本摘要将显示龚学理论的框架与统一关系。

1,第一原则:宇宙的本质原理:

宇宙的本质原理:宇宙的本质是虚空,并保持虚空的不变性。这是第一性的原理,表现: 时间量子、时间量子迭代(形成时间管、分形)、时间管螺旋形成时间锥(4个时空维度 + 7个内维度)。

2,第二原则:创造的原则: 混沌结构从彻底随机性的机制中(虚无)创造秩序(物质世界,包括生命)。

这个原则确保这总随机海中的必然出现秩序。任何结构性(系统性)破坏都无法改变总随机海中的秩序。

表现形式: 二阶表现形式为11维宇宙,膨胀的宇宙,涌现的统一力(导致不确定性原理)。每一个横截面(在任意给定的时间 t 切割) ,它需要11个维度来识别。3通用空间维数来确定切口的位置与时间相关的软管锥。3空间维度来识别软管外圆上的点。3个空间维度来确定软管内圆上的点。1维来识别软管中的空隙。1维来确定这个点的方向。(3 + 3 + 3 + 1 + 1) = 11维。

3,第三原则,约束原则: 保证任何创造不能改变以前所有层次的创造。

即使存在一个破坏者或称之为捣蛋鬼机制,也不能改变涌现的确定性。参看( https://tienzen.livejournal.com/1026.html 或 http://prebabel.blogspot.com/2014/02/ghost-rascal-conjecture-andultimate.html )

4,第四原则:表征体现–缩放原则

第四原则:宇宙万物演化通过分形过程(相似性过程)确保有缩放原则。第1部分: 所有扩展(或新创建)遵循层级迭代定义的缩放原则。第2部分: 通过二、三道锁(一些自然常量)来确保。第一道锁: { c,光速; h-bar,planck 常数}。第二道锁: 阿尔法(电子精细结构常数。第三道锁:龚学统一的力方程可以改写为:XYZ=C;(非奇异三次多项式){X=delta T时间量子;Y=delta S空间与粒子,由创世方程0给出,Z=F(力),量子力方程;C=a,常数)。

此外,所有的创造物都受到缩放原则(分形)的限制,亦即进化原理。也就是说,统一的力(用分形表示)是宇宙演化的主导力量:重子创生、物质空间形成、暗能量和暗物质的比例。

三阶表现:XYZ=C的数学表述与数学ABC问题同源。分形、椭圆曲线和圆环(7色/维表示)椭圆曲线是非奇异三次多项式的子集。圆环是椭圆曲线的子集。物质粒子的创生就是这个圆环面的构件,它们构成了物质粒子。

Part 1: it is ensured via the fractal process (the similarity processes): all expansions (or new creations) follow a defined scaling rule. Part 2: it is ensured via a double lock (some nature constants). First lock: {C, light speed; h-bar, Planck constant}. Second lock: Alpha (electron fine structure constant}. This principle governs the evolution of the universe.

The Unified force equation can be rewritten as: XYZ = C; (a non- singular cubic polynomial) {X = delta T, Y = delta S, Z = F (force), C = a constant) The phase diagram for the solution of a cubic polynomial is a FRACTAL (representation for the iteration of the time quanta and as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3rd principle). The creation and confinement are the two sides of the same Ghost Rascal coin. Ghost Rascal is an order creation agent while cannot change the essence (the total randomness /nothingness). Furthermore, all creations are confined via a scaling principle (the fractal), the principle of evolution. That is, the unified force (expressed as fractal) is the governing force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 universe: baryongenesis, dark energy and dark matter.

The 3rd order manifestations: fractal, elliptic curves, and torus (7 color/dimension representation) Elliptic curve is a subset of the non- singular cubic polynomial. Torus is a subset of elliptic curves.

5,第五原则: 个性化原则。每一个创造都有别于其他创造。也就是说,每一个创造物(时空行为)都必须被唯一地标记(标识,例如用量子数字)。这一原则是高层次意识——意识原则兴起的基础。这个标记也是熵的基础。

这个原理是通过环面7色定理来实现的,可以用7种颜色唯一标记无限不可数的环面。也就是说,所有的创造物(夸克、生命、数学等)本质上都必须是一个环面,或者用环面语言来描述。这表现为熵和 cc (宇宙学常数)。

事实上,夸克和轻子是用七色语言描述的。这种前夸克表示(七色语言)是直接通过时间量子(包含4个时间维度,方程为零)导出的。数学和生命也可以用七色语言来描述。第四阶表现: 量子引力/费米子自旋,在这种量子引力中,每个费米子(g 弦)的一端被绑在一个固定的(鬼魂)点上,而自由端则围绕该点旋转。也就是说,费米子的量子自旋(1/2)是这种量子引力的结果。费米子自旋(1/2)是量子引力的结果。这种费米子自旋也可以看作是鬼影点和物质宇宙之间的粒子弹跳。表现形式的五阶: 秩序的创造(物质的宇宙、生命、数学、自然常数等等)。这个 cc 的计算完全基于第四原则; 每个创造物(时空行为)都是唯一标识的。自然常数是第三原则的第二部分: 限制/进化原则。

更多信息,请看龚先生的原文:final-toe-summary.pdf

or final-toe-summary.pdf—

https://tienzengong.files.wordpress.com/2020/04/final-toe-summary.pdf

 

母校老师余贻鑫院士讲座:双碳目标-智能电网-工业革命

2021年10月18日15:00在我校广学楼报告厅,我校邀请到天津大学余贻鑫院士做科技发展前沿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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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百科介绍:余贻鑫,1936年11月06日出生于北京市密云县,电力系统分析、规划与仿真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学教授,天津大学电气工程一级学科负责人。

余贻鑫于1963年从天津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0年至1982年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做访问学者;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至1991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做高级访问学者;1995年至1997年担任日本九州工业大学电力系统控制专题讲座首席客座教授;1997年担任天津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200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余贻鑫长期结合电力系统工程实际进行深入的电力系统稳定性理论研究,特别是在电力大系统安全监视、防御与控制中域的方法学方面,取得了开创性的国际先进成果,并在世界上首次把该成果用于实际电力大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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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的主题:双碳目标-智能电网-工业革命

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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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院士主推分布式能源智能电网系统。

二、荣光的母校、优良的传统

天津大学学校简介-天津大学 http://www.tju.edu.cn/tdgk/xxjj.htm

天津大学(Tianjin University),简称天大,其前身为北洋大学,始建于1895年10月2日,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甲午战争”失败后,学校在“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以设立学堂为先”的办学宗旨下,由清光绪皇帝御笔朱批,创建于天津,由盛宣怀任首任督办。学校初名北洋大学堂,内设头等学堂(大学本科)和二等学堂(大学预科),头等学堂设四个学门:律例、工程、矿务和机器。

长期以来,经过全校师生的不懈努力,天津大学已成为一所师资力量雄厚、学科特色鲜明、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居于国内一流、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天津大学设有卫津路校区、北洋园校区和滨海工业研究院校区。卫津路校区占地总面积136.2万平方米,北洋园校区占地总面积243.6万平方米,滨海工业研究院校区占地总面积30.9万平方米。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38158人,其中本科生19337人,硕士研究生13729人,博士研究生5092人。现有教职工5069人,其中院士14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58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67人,中组部“万人计划”领军人才41人,青年拔尖人才19人,教授898人。

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天津大学 http://www.tju.edu.cn/info/1044/1250.htm

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的前身可追溯至1933年成立的北洋大学电机系,至今已有八十多年的办学历史,素以严谨治学、务实求真而闻名。先后培养出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高景德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校长叶培大院士,发电工程与设备专家梁维燕院士,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专家、俄罗斯工程院院士贺家李教授,电力系统分析、规划与仿真专家余贻鑫院士,电机工程专家刘锡英教授,通信专家周炯磐院士,数字通信专家李乐民院士,内燃机专家史绍熙院士,自动控制和系统工程专家刘豹教授,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终身院士何振亚教授,国际电机领域知名专家陈之藩教授,光纤通信专家杨恩泽教授,电视与图像信息技术专家俞斯乐教授等一批专家学者。改革开发后,还培养了夏长亮,201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担任天津工业大学校长。今年最新增选了王成山院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培养了10名以上两院院士及外籍院士。

学院还培养了原吉林省委书记王云坤、原天津大学校长吴咏诗、李光泉,原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杨渝钦,天津工业大学校长夏长亮、原南京师范大学校长书记胡敏强,包括原清华大学校长的高景德院士,原北京邮电大学校长叶培大院士等10余所高校正校级领导。还有著名企业家荣智健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各类杰出人才。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职员工301人,其中,教授74人,副教授101人,讲师49人,师资博士后5人。拥有中国工程院院士、俄罗斯工程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等在内的一支高水平教师队伍,一些团队入选教育部创新团队、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学院设有电气工程系、自动化系、电子信息工程系、通信工程系、现代电工电子技术中心、电气电子实验教学中心、电气与自动化实验中心等4个系和3个中心,设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物联网工程、通信工程、智能电网信息工程6个本科专业。每年本科生招生近600人,全日制研究生近500人(硕士研究生400人,博士研究生100人),在校生4000多人。

学院现有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等三个一级学科,均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并分别设有博士后流动站。

三、密切的学术交流和亲密的同学友情

在当天余院士报告的提问环节,我对余院士说建立国际电力能源环球调度网在未来是有可能的,至少是一个理想!

分布式电网的上层,应该是建立国家统一电网。这个应该是国家战略考虑的事情。

我班同学帅军庆曾担任过国家电网副总。就此问题,我们和帅军庆同学还一起探讨过,全球能源电网的环球调度。这应该是能源系统的整体与局部的协调平衡,全球各区域存在电力供应与需求存在白昼与黑夜周期性互补特征,这个就是环球电网调度的可能。

当天晚上在我们大学同学群里 ,帅同学说:小坚同学说的对!我们国家电网为了保障国家“双碳”实现,正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这是各级电网、各种类型电网、各种综合能源的有机协调共融的新型电网。

帅同学介绍了国家电网的一些工作:

20211103105939 20211103110115 20211103110149 20211103110217 20211103110229 20211103110255 20211103110315

帅同学的观点,代表国家电网的主张更有全局观念!的确要有国家战略!例如,我们买俄罗斯的电,我们还卖给越南电呢。电力原则上比石油输送还是要方便一些,石油可以环球管道输送,电力原则上更可以。这个就如同国际互联网也有根服务器与海底光缆联通的全球互联互通。

学术交流促进学科发展及技术的推广应用!相信母校和同学老师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转:杨振宁的最后一战

杨振宁的最后一战

https://mp.weixin.qq.com/s/XoZlPtH6TC0uAd0d3aP3fw

量子学派 今天(2021-9-30)

以下文章来源于醋话集 ,作者醋醋

醋话集.

深度八卦– 前文注:纯粹觉得这篇文章好读,并不代表“量子学派”的观点。

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建造超大加速器这件事值得多方讨论。
本站推荐理由:此文值得一看。此文把标准模型以后的西方理论物理的窘境描写得很生动风趣幽默,是否应该建大对撞机也有理有据。本站转发后丢失所以精美图片,请有兴趣者,参阅原文。—–李小坚
https://mp.weixin.qq.com/s/XoZlPtH6TC0uAd0d3aP3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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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ty is over.盛宴已过
杨振宁张开左手向上抬起微微摇了摇,加重语气补充翻译:什么意思?盛宴已过。虽然97岁高龄,杨振宁也只需一根拐杖就能走路,他坐在沙发上,拐杖斜放在腿边。台下,坐满了年轻大学生,一位男生站起来发问,脸上挂着愤懑、委屈不解。这是2019年4月29日,在北京雁栖湖畔中国科学院大学(国科大)新礼堂发生的一幕。

男生读研一,来自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未来即将从事CEPC(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的预研工作。

4年前,针对CEPC该不该建,杨振宁与男生老师,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

从事高能物理研究的人,都指望这个项目上马,不然他们在剩下的岁月中将无事可干。

前一阵子,任正非呼吁,要加强基础教育,砸钱砸不出来科学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代最基础的理论物理,恰恰把希望寄托在砸钱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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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超级费钱的项目,CEPC环形周长100公里,保守估计就得400亿。第二期SppC(环形强子对撞机)耗资更是超千亿。北京五环路全长98.58公里,这意味着,隧道可将整个北京主城区包在其中。宇宙第一房企碧桂园,做梦都不敢奢望拿下这么大一块土地CEPC-SppC,这简直就是物理学的三峡工程,高能所只是冲在前台的马前卒,背后强力推手,是国际超弦界。2014年开始,国际超弦界就组团来中国游说超级对撞机项目,不幸的是,2016年他们遭到杨振宁的强势阻击,当年发改委十三五项目审批,CEPC只差一票未能通过。这位高能所研一男生,从室友那听到小道消息,现在杨振宁不反对建CEPC了,于是怀着激动的心情,抢到了一张杨振宁的国科大讲座门票,想当面求证一下。

杨振宁第一句话就是我的看法没有变,迎头泼了他一盆凉水。他不仅一如既往反对建超大对撞机,还劝这位男生尽早转行,高能物理盛宴已过。人的一生呐,不能只看个人的奋斗,有时候也要看一看历史的进程。不仅高能物理的盛宴已过,当代物理学的前沿,也是一片无际的黑暗相对论量子力学有多辉煌,当代物理学就有多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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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引力波,2019年的黑洞照片喧嚣一时,那也只是验证了100年前的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2018年霍金去世,引发社会纪念热潮,但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霍金身残志坚,是科普畅销书籍《时间简史》的作者。
霍金的科学最高成就黑洞辐射理论,知道的人并不多。杨振宁科学成就比霍金更高,但人们热衷他的晚年生活。人们一提到牛顿就会想到万有引力,提到爱因斯坦就会想到相对论。人们关心霍金、杨振宁的生活而不是科学,不能怪大众猎奇,当年牛顿与爱因斯坦的那些事儿更生猛。只能说,当代物理理论不如前辈,普通人不懂相对论,总知道原子弹,不懂量子力学,电脑互联网总玩过吧。当代物理又发现创造了什么?

这是杨振宁的最后一战,他拯救不了当代物理,而是遏制危机爆发后的疯狂

01
2019年11月3日,第7届腾迅WE大会现场,布赖恩·格林(Brian Greene)在台上拨动“宇宙的琴弦”。作为世界最负盛名的超弦传教士,格林是多本科普畅销书的作者:《宇宙的琴弦》,《宇宙的结构》,《隐藏的现实》……孜孜不倦从事超弦理论的公众普及。面向台下听众,格林再次舌绽莲花,讲解超弦理论及其衍生品多重宇宙。随后,王贻芳上台,从中微子实验讲到超大对撞机。国际超弦界与中国高能所,还在坚持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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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造势,于2016年十三五规划遇挫后,他们期望在十四五规划上通过项目。2021-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CEPC-SppC造势,要提前两年开始,2019年很关键。纵观全世界的对撞机,LHC已是强弩之末,不会有新的发现了,别的对撞机能级太小,更加指望不上,全世界物理学家唯一的希望,都押在中国的CEPC-SppC的身上。这是人类世界中最靠近窗户的一群人,看窗外,漫漫长夜。禁闭在一间密室的人,找遍钥匙无果,就会竭斯底里用力撞门,哪怕那么一丝可能。

不甘、愤懑、呐喊、无奈、绝望……这是物理学家的痛苦,普通人根本就感受不到这间密室。

事实上,就算CEPC-SppC顺利获批,要全部建成,也得2040年以后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看不到那一天,不过是留一个念想。

2016年,霍金艰难地打出226个字力挺对撞机。2018年,霍金阖然长逝。

王贻芳坦诚,推动我国建设CEPC,是他在现在的科学岗位上的最后一桩心愿。

如果我没有提,是没尽到责任。

支撑王贻芳的情怀,全世界物理学家的希望,首期360亿二期超千亿的天量资金,仅仅只有两个字——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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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C唯一确定的科学目标,就是精确测量希格斯粒子,即所谓的上帝粒子,如果不能保证超越现有物理框架标准模型,那就跟测量牛顿引力常数的意义差不多,但是谁又能保证呢?公认可以突破标准模型的实验,一是邻近核反应堆的中微子振荡,王贻芳在大亚湾核电站做出了突破性贡献;二是远离核反应堆不受中微子干扰的暗物质探测,世界最深的实验室——四川锦屏山暗物质实验室正在努力。精确测量希格斯粒子突破标准模型,希格斯本人还健在,奇怪的是,在任何公开报道中都没有看到他站出来发表一下期待。王贻芳也只是说如果有所发现,就启动第二期工程SppC,把正负电子对撞换成质子对撞,这还是奔着物理界期待了40多年的超对称粒子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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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该粒子的超对称理论,最有可能突破标准模型,也是另一个野心更大的万有终极理论候选者——超弦的超的来源。在数学框架上,超弦有望统一量子力学广义相对论,它认为世间万物都由一根振动的弦组成。从最小的基本粒子,到最大的宇宙天体,无论是黑洞的本质,还是宇宙的起源,都要匍匐在超弦脚下。但是为了满足数学自洽,人类付出的代价是颠覆我们的宇宙观。在超弦的设定中,我们的宇宙其实是一个11维时空,我们只能感受到三维空间一维时间,另外7个空间维度不见了,超弦给出的解释是被紧化了,空间就像一张膜,紧化就是将其卷起来了, 卷到了极小不能被看到的尺度。

一共有10^500种紧化方式,每一种都对应一个宇宙,我们的宇宙只是其中的一个,这就是多重宇宙的由来。

10^500这个数字有多大?想象一下1后面排500个0,什么亿啊兆啊都是毛毛雨,我们的宇宙原子总数也就10^80个,相比隐藏的宇宙数量,连九牛一毛都不如。

最近知名美剧《生活大爆炸》全剧终,回顾第4季20集中,格林亲自扮演自己,向主人公谢耳朵推销他的新书《隐藏的现实》

有人认为谢耳朵的原型就是格林,其实恰恰相反,谢耳朵的原型是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奠基人之一谢尔登·格拉肖(Sheldon Lee Glashow),超弦的铁杆反对者。

没有什么现实可以被隐藏,编剧显然参考了现实原型,尽管有格林的推销,谢耳朵后来还是放弃了超弦理论的研究。

格拉肖的高中同学,标准模型的另一位奠基人斯蒂芬·温伯格(Steven Weinberg),抵挡不住终极理论的诱惑,选择臣服超弦,成了白袍巫师萨鲁曼。

标准模型走在量子力学最前沿,也是当今理论物理的最高成就,标准模型的后继者是超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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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超弦的理论设定,要想撞出弦来统一四种力,需要环银河系长度对撞机,科幻小说都不敢这么写。温伯格选择“曲线救国”,致力于验证超弦的”超”,也就是超对称理论,它能将物质统一起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把质量能量统一起来,搞出了原子弹氢弹,物质统一了,那不晓得搞出什么吓人东西。超对称理论预言的超对称粒子没有超弦那么变态,理论上在TeV(万亿电子伏特)的能区就能撞出来,LHC的最大能级是13TeV。虽然这是地球人可以做到的,但必须建立巨型对撞机,需要成百上千亿的经费,LHC前前后后就花了100亿美元。超弦与高能物理联手,意味着玄奥的思想与庞大的利益结盟。

这是一个很妙的组合,超弦永远无法被证伪,但如果局部证实,就能够屹立不倒。这就跟宗教一样,上帝的仁慈永远触摸不到,但是教会能让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关爱,当然还有连绵千年的香火钱。

超弦与其说是一个学派,还不如说是一个教派。

这可不是我们说的,超弦界自己戏称扛把子爱德华·威滕(Edward Witten)为Pope,也就是教皇的意思。

02
1987年,温伯格主导美国SSC(超级超导对撞机)建设,希望撞出超对称粒子,验证超对称理沦。时值美苏争霸,美国力求在军事、科技等各方面碾压苏联,对登月、“星球大战”这样的鸡血项目来者不拒,SSC号称能帮助人类解决宇宙起源问题,完成物理终极理论的梦想,里根二话没说就批准了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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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温伯格报出的预算不多,只有区区44亿美元。转眼到了1993年,美国总统换了两茬,里根走了布什上,布什走了又来了克林顿。美国人搞工程费时还费钱,6年时间他们连安放对撞机的隧道都没挖好,就花了近20亿美元,而总体预算更是飙升到近百亿美元。这个时候苏联已经解体,美国人独孤求败,社会上下对鸡血项目不是很感兴趣。克林顿作为平民总统,更加关注提振美国经济,天天盯着政府不让大手脚花钱的国会不干了,几轮听证会后硬是叫停了SSC。美国超弦教一片哀嚎,所幸当时欧洲搞了个大型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LEP),隧道是现成的,只要把正负电子对撞机换成强子对撞机就好。超弦教找到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时任总干事卢埃林·史密斯(Llewellyn Smith),向他分析物理界天下大势,美国佬不干了,执牛耳者唯有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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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一拍即合,1994年圣诞节前夕,CERN批准了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的立项。对于超弦教来说,就算LHC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也只是个迷你版的SSC,其环形周长27公里,不到SSC的1/3,但有总比没好,而且根据理论推测,LHC的能级可以撞出超对称粒子,足以满足超弦教的需求。格林很兴奋,在2004年出版的《宇宙的结构》,他断言LHC开机运行后能发现超对称粒子。由于选错了焊接工艺,2008年9月LHC开机后9天,超导电磁铁的电路就烧坏了。其后用了一年多才修好,但是只能以原设计能量14TeV的一半7TeV运行,这一阶段维持到2013年。即便如此,超对称理论的原始参数空间已经有99.9%被否定掉了。
2015年6月3日,LHC将能量提升到接近设计峰值的13TeV,仍未发现超对称粒子的迹象,99.999%的超对称理论原始参数空间荡然无存。超弦教只好改口,称预估的能级,是超对称理论与标准模型“自然结合”后的计算结果,没有撞出来超对称粒子,它们的结合方式可能并非“自然”,需要更大能级的对撞机才能发现超对称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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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马-阿卡尼-哈麦德(Nima Arkani-Hamed),发扬了多重宇宙学说,是超弦教的后起新秀,2013年12月来华担任高能所前沿研究中心主任,做了国际超弦教的中国内线,负责联络组织各种活动。他在20多年前就说过,1TeV就能看到超对称粒子,后来被实验打脸,又改口称得100TeV才行,这差不多就是CEPC的升级版SppC能量峰值。这等说辞,连我等普通人都听得出来在耍流氓。没有理论预测,或者随意调整预测,谁知道多大能级才撞得出来,花费成百上千亿建造大型对撞机,只有0.001%的胜率,这还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结果。科学项目其实跟创业项目一样,你至少要画一个PPT说服投资人出钱,张口就说我要做马云,你投我一块钱,我还你一亿元,我信你个鬼哦。

国科大讲座上,面对高能所研一男生的不满,杨振宁吐露肺腑之言。

“这个实验做完了以后,这个机器不能再做下去了,要造更大的对撞机,需要花更多的钱,至少要200亿美元。”杨振宁说,“别的国家没钱,大家说中国有钱。”“我知道我的同行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反对)是要把他们这行给关闭掉。可是这个对撞机要花中国200亿美元,我没办法能够接受这个事情。”杨振宁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搞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虽然没有提出什么宏大理想,但是对于实现什么样的科学目标可是一清二楚,李政道丁肇中等华裔诺贝尔科学家也来积极推动这件事。而这一次,他们保持了沉默,丁肇中还是王贻芳的老师,高能物理界的大师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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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据研究理论物理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透露,丁肇中问及王贻芳最近忙啥,何说他想把SSC搬到中国来,丁肇中立马就说,“一点意思都没有”。撞不出超对称粒子,超弦教在物理界的地位岌岌可危,从众星捧月千夫所指,有重蹈当年以太说覆辙的风险。超弦教埋怨LHC太小了,如果按照SSC的规模,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他们把目光瞄向中国。当今只有中国,才有这么大的财力与抢占基础科学制高点的渴望,才有可能上马这个超千亿的物理学三峡工程。SSC复活的希望,在中国。

03
2014年,国际超弦教高能物理研究所联手造势,组团来中国游说。当年2月23日,在清华大学举办了一场“希格斯粒子发现之后,基础物理学向何处发展?”的讲座,超弦教主威滕、教主导师戴维·格罗斯(David Gross),以及其他几位超弦干将悉数到场,王贻芳在会上发言。格罗斯曾经提出“渐近自由”理论解释强力,获得2004年诺贝尔物理奖,该理论是标准模型的支柱之一。威滕是他教出来的最得意的弟子,两人都是犹太籍物理学家。1999-2003年在任的CERN总干事鲁加诺·玛亚尼(Luciano Maiani)也在会场,有人问他,欧洲的加速器是怎么做到让各国都掏钱的?玛亚尼回答很干脆:

忽悠啊,我们说这是为了与美国、俄罗斯等国的加速器竞争。
正如其所言,有亲历者回顾,那天本以为是高端物理学科普讲座,好不容易早去抢了个座位,结果听了一会发现这是个电视购物栏目……各种推销。推销员很多,商品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版超级对撞机,超弦教负责讲解宇宙起源等科学意义,以及对中国一片大好的国际形势,王贻芳负责说明具体实施。一虚一实的组团差不多就此定型,以后凡有超弦教来华,必有王贻芳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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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格罗斯在《华尔街日报》撰文《中国的科学大跃进》,力挺中国超大对撞机计划,生怕他的文章中国人看不到,他还特意让人翻译成中文。作者忍不住多说一句,格罗斯如果懂得中国多一些,就会知道大跃进在中国并不是什么好词。2016年8月1日,国际弦理论大会(Strings 2016)在清华大学举行,还是那拨人马,还是那套说辞。世界物理中心将转移到中国,天下英才尽入彀中,溢出效应将让中国人受益无穷。CERN计算机科学家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发明的万维网WWW,是证明粒子对撞机溢出效应最常用的例子。

万维网1980年就开始设计部署,1991年对外开放,最初是为了方便CERN内部协作,不关粒子对撞机啥事,与1994年立项2008年开机的LHC更没有一毛钱关系。

群体合作总会产生偶发不可预期的溢出效应,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

炼丹也有溢出效应,那就是火药。

一个多月后,一场关于中国该不该建超大对撞机的争论成为公众话题,继而引爆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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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4日,杨振宁授权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署名发表他的文章《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刷刷刷连出七剑,剑剑穿心。杨振宁列举的7条反对理由,涵盖了项目预算超支、影响民生经济、挤压其他科研经费、不能实现预期科学目标、即便有发现也无法实用、中国为欧美作嫁衣裳,以及展望物理学未来两个发展方向。当天王贻芳就奋笔疾书,洋洋洒洒6000言,一一反驳杨振宁的反对理由,第2天也通过“知识分子”发了出来。如果高能所有一个成熟的公关团队,一定会拦住老王“stop!”利益所在,怎么说都是错,说得越多错得越多。超弦教只能在心里骂猪队友。

而后更多科学家卷入争论,遍布国内外,除了奋战在第一线的新锐,还惊动了很多已成为江湖传奇的耆硕。

这其中就有当时还在世的霍金。

然而论学术成就,霍金也是这帮人中的小字辈。因为他们纷纷出来表态,不少人惊呼,教科书上那一串名字居然还活着。

虽然场面火爆,公众看到的其实都是马后炮,早在之前来自科学界的争议,就让王贻芳的超级对撞机计划遭遇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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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16日,王贻芳的团队得到科技部3600万人民币资助,用于CEPC的预研。但在当年7月,发改委十三五项目评审,CEPC仅以一票之差未能通过下一轮8亿人民币的资助请求。据可靠消息称,当时5票赞成,6票反对。赞成的全是高能领域,反对票里5票是非高能领域的专家,1票是政府方的代表。除了屁股决定脑袋的支持,其他无论是从科学还是政经角度考虑,都投出了反对票。王贻芳完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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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科学家茬架,都在科学共同体内找场子摆平,极少以菜场大妈的方式在大众媒体上吵个面红脖子粗。当然这些科学话题大众也听不懂。这次有关对撞机的争论,能够在2016年形成一场物理学的世界大战,余波传到2019年,为我等酱油党的日常八卦添加佐料,一是因为对撞机耗资相当于一座三峡大坝,已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科学研究,而是涉及广泛的社会工程。二来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现代物理学产生了深刻的裂痕,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在科学共同体内,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样的争议,往往就会扩散到大众层面。就如英国脱欧,保守党与工党谁也搞不定谁,干脆全民公投。这个裂痕还得从爱因斯坦说起,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不相容,爱因斯坦晚年致力于统一场理论,试图将量子力学的电磁力广义相对论引力合二为一,无果而终。

这不能怪爱因斯坦太贪心,引力与电磁力的方程,几乎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一对不在一起简直没天理,初中生见了都想撮合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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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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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力方程
后来人们敲开原子核,发现量子力学除了电磁力,还有龟缩在原子核里面的强力弱力,本来是一对力变成了四种力,都可以凑一桌麻将了。这个时候杨振宁站出来,说咱们别管引力,先把电磁力、弱力与强力吉祥三宝给统一了,为此摸索出一套基于对称性与群论的数学框架,叫做杨-米尔斯规范场论。杨就是杨振宁,米尔斯是与他一个办公室的研究生。诺贝尔奖往往代表一位科学家的最高成就,极少例外,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杨振宁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它们都是框架理论(framework),很难被实验全部证实,而与诺贝尔奖无缘。这些科学家,往往是天才中的天才巅峰上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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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米尔斯规范场论的框架之上,物理学家们建立起了一套基本粒子的标准模型,并实现了电磁力弱力的统一,姑且将他们称之为标模派。标模派个个都是西部老牛仔,手提粒子对撞机左轮枪,对准他们预言的61个粒子,有如树起的61个靶子,枪枪命中,几乎个个十环。由于是杨振宁提供的弹道机制,标模派每命中一枪,他的头上都会多一圈光环,其在物理学界中的地位,也愈加稳固和上升。1994年,规范场理论发表40周年,美国富兰克林学会颁给杨振宁鲍尔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指出:杨振宁的规范场理论,可与牛顿的引力、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提并论。

但标模派的成功很憋屈,其创立之初就先天不足,没有把引力纳入其中,后来又发现了暗物质暗能量存在,我们可感知的61个粒子构成的物质只占宇宙4.9%。

另外,由于标准模型预言的大多数粒子都是高能状态下的粒子,无法独立存在于自然界,基本上不能实用,这也是杨振宁不看好对撞机发现的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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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模型就像是一个金鸟笼,把人类禁锢在笼中。有史以来第一次,科学家更希望找出理论的破绽,胜过证明理论的渴望。然而讽刺的是,验证标准模型的实验数据与理论的预测,也是有史以来最匹配的,标准模型几乎牢不可破。这就好比玩密室逃脱,科学家们明知室外有室,他们疯狂地找齐61件物品之后,还是没有打开大门的钥匙,其失望可想而知。这个时候,作为物理学的超哥,超弦教站出来说,我能把引力囊括进来,我带你们去找钥匙。

超弦教凭借的是一本数学葵花宝典。

“葵花在手,江山我有。日出东方,唯我不败!”

超弦教一班人马,手提数学葵花剑,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好不威风。

他们有一个难以启齿的难言之隐。

众所周知,要练就葵花宝典,须得满足八字真言,“欲练此功,必先自宫”

凡踏入超弦教,此生就得与实验验证的硬气彻底无缘,而实验才是物理学以及所有科学扬名立万的长枪短炮。

当初杨振宁提出杨-米尔斯数学框架,由于没有物理意义,被冰封了十几年,后来结合物理模型并被重整化(可精确计算),才成为神兵利器帮助对撞机瞄准射击扬名立万。

科学终究是热兵器的江湖,超弦教光凭一把葵花剑虚张声势,是走不出黑木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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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弦教教主威滕,拿遍了几乎所有的物理学大奖,甚至连号称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都拿过,就是独缺一个诺贝尔奖。标模派是痛苦的枪手,超弦教是不甘的剑客。2012年超弦教找到俄罗斯互联网投资家尤里·米尔纳,搞了一个基础物理突破奖,奖金300万美元是诺贝尔奖的三倍,堪称科学界“第一巨奖”。由于评委会主席就是威滕,所以每年获奖者大多是超弦研究者或其盟友,如王贻芳就得过,今年的基础物理突破奖给了研究超引力的科学家,充分展示了什么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后来谷歌公司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及其夫人、中国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等互联网大佬也陆续加入,还分设了生命科学突破奖、数学突破奖等奖项。

今年的腾讯WE大会,有格林王贻芳参加,或许与此有关。

这系列突破奖无需实验验证也能获奖,摆明了就是叫板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只颁给经实验验证的科学理论,它不奖励聪明或成功,而是奖励正确。

成功只是暂时的,正确才能长久,所以突破奖搞了7年多,主要还是超弦教自嗨,但不得不承认,他们拉赞助的本事一流。

基础物理突破奖拿再多,也顶不了一个诺贝尔奖,而唯一可能通过实验间接验证超弦的,就是超对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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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弦教做梦都想拥有一杆枪,就是超级大型对撞机,当标准模型的预言被一一验证之后,还能鼓捣世界各国政府把天量的经费投入到高能物理中,超弦许诺超越标准模型,通往终极理论的梦想立下汗马功劳。这就是为什么超弦教拼命游说中国搞超大对撞机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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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界,最早实名反对中国超大对撞机的不是杨振宁,而是一个叫王孟源的人。2015年1月与12月,王孟源写了两篇文章,《高能物理的绝唱》(一)(二),指责CEPC将大笔钱财当闪电,将快要死透的高能物理这具尸体转化成Frankenstein(弗兰肯斯坦)式的科学怪人,以行尸走肉式的存在撑到教授群的退休期。王孟源的文章发表在台湾的个人博客上,大陆没有梯子看不到,前后两篇文章发表了一年多时间,乏人问津。但王孟源的身份不简单,他是哈佛大学高能物理学博士出身,亲历过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SSC的兴建与夭折,对高能物理圈与对撞机知根知底。
文章点名批评了丘成桐积极参与这个骗钱的把戏,他在2015年10月份与人合作出版了科普书《从长城到大对撞机》鼓吹CEPC。丘成桐是清华大学数学科学中心主任,首位华人菲尔兹奖得主,该奖号称数学中的诺贝尔奖。
超弦理论有一个基本概念,叫做卡拉比-丘空间,这里的丘就是丘成桐。前面超弦告诉我们,宇宙有7个维度被紧致化了看不见,如何紧致化的,它们跑去了卡拉比-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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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说超弦教在中国有代言人,则非丘成桐莫属。超弦教组团来华的活动,都是丘成桐操办主持。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搞数学的,痴迷物理学装置,就是没有搞清楚丘成桐与超弦的关系,以及对撞机之于超弦的重要性。而将超大对撞机争论从科学界内部引向公众的始作俑者,也是丘成桐。2016年8月7日,丘成桐接受新华社专访,希望在长城入海处建设下一代巨型对撞机,这是CEPC首次大范围内向公众公开。新华社文章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中国版大对撞机一时成为新闻热点,媒体自然不会错过这个选题。

有记者挖出王孟源的文章,一看是专业出身亲历第一线,猛料十足,还涉及丘成桐,就找到后者希望他能有所评论。

丘成桐应该是仔细看了这篇文章,2016年8月29日,他在微信公号“老顾谈几何”发表意见,详述自己扒出王孟源老底的过程。

如果爆料不痛不痒,丘成桐岂会care王孟源的背景身份。就如郭德纲说的,我正眼看你一眼都是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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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哈佛大学兼任数学系与物理系的双料教授,丘成桐很意外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王孟源的名字。几经求证,丘成桐在哈佛大学的教授朋友们终于找到了王孟源的导师,原来是一个没有系中升职的助理教授,难怪哈佛资深高能物理学家不认识王孟源。丘成桐更是指出,王孟源博士毕业以后,就没有什么学术上的论文成就,而是转行做了几十年的生意。言下之意,王孟源没有资格在对撞机上面说三道四。这种论资排辈的人身攻击,一般人都会不爽。科学讲究客观实证,向来尊重事实,不看出身,想当年爱因斯坦还只是一个小小专利员。何况王孟源的哈佛大学高能物理博士学位并不假。

而且丘成桐当时还不知道的是,王孟源的导师是格拉肖的关门弟子,格拉肖想把超弦挡在哈佛门外无效,愤而离职,王孟源的导师也无法获得升职。

研究基础物理学发表论文,必须在数学上自洽,只能走超弦这条路。大学没有论文,地位就会下降,哈佛扛了一年扛不住,还是把超弦引进来了。

哈佛大学理论物理的主流教职,逐渐被丘成桐等超弦教占领。

当然丘成桐也是货真价实的顶级科学,不可能不知道贬人身份落了下乘,作者倒是觉着,王孟源点到了要害,面对记者的采访,丘成桐只好通过这个损招,来降低其文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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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千不该万不该,丘成桐提到了杨振宁,他不相信杨振宁会反对建对撞机,因为在他看来,对撞机的每一次发现,都会巩固杨振宁在科学界的地位。这一下就捅了马蜂窝,杨振宁借势公开发表文章反对中国建大型对撞机,原本在科学界的争论瞬间变成大众茶余后的谈资。这逼得王贻芳不顾利益相关人身份,亲自上场肉搏,估计心里也在骂猪队友。杨振宁为何不惜与科学界同行撕破脸皮,一点面子都不给丘成桐,这又与物理学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撕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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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理论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创,蛰伏十多年后第一次革命爆发,升级为超弦后独霸理论物理界,却始终无法被实验验证,叠床架屋的论文堆砌,以及长期霸占各种学术资源,引来不少物理界同行的反感。2006 年, 超弦理论遭遇了一次重大的公关挑战, 两部“反弦”著作相继出版, 其中一本是圈量子引力论阵营的李·斯莫林(Lee Smolin)所写的, 书名是《物理学的困惑》,另一本则是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助教彼得·沃特(Peter Woit)所写的, 书名更不客气, 叫做《甚至都不配称为错误》。两本书的副标题很直白,一个是“弦理论的兴起,科学的衰落”,另一个是“弦理论的失败与物理定律的统一”,前者明示弦论的崛起是物理学的堕落, 后者暗示弦论的完蛋是新生活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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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弦”情绪在2015年达到顶峰,LHC基本排除了超对称理论的存在,物理学界多年来的期盼成了一场空。2015年,除了王孟源在中国开炮,还有另一群科学家聚首德国慕尼黑大学,于当年12月7日至9日召开了一场物理学界的“扩大会议”,群情激昂,声讨超弦与多重宇宙理论长期以来无法证伪,破坏了科学方法整体性以及科学在公众中的声誉。超弦教德高望重的教主导师格罗斯参会迎战。面对诘难,格罗斯舍车保帅,承认多重宇宙就算在理论上也无法观测,但仍坚持超弦是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尤其是这么多年来,在通往终极理论的道路上,没有其他理论可以与之竞争。你们嚷什么嚷,光破还得有立啊!杨振宁对于超弦又是什么态度呢?

早在1986年超弦第一次革命成为物理界的显学之际,杨振宁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第五次谈话就讲得很明白:

我很难相信这个理论最后是对的,超弦没有经过与实验的答辩阶段,它很可能是一个空中楼阁。如果你问我,我要不要去做超弦,我的回答是我在任何时候也不会去搞这种东西。我一定会去做纯粹数学,在纯粹数学中妙的东西很多。我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时间和能力去做对数学有真正发展的工作,而去做既非物理又没有长久数学价值的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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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物理学为代表的科学有一个统一大业,将物质与规律尽可能还原成最基本的存在。就如围棋一样,千变万化的棋局背后都是一个统一的规则,以及黑白两子与棋盘。人类有个梦想,只要统一了物质的基本结构、物质的相互作用和运动转化规律,就会像上帝一样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到时候宅男只要打个响指,就能变出个林志玲带回家。在这条统一的大路上,走着几个高大的背影,在伽利略统一了运动静止之后,牛顿三定律万有引力定律把天上和地上的现象统一起来,打开通往机械工业革命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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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斯韦紧跟其后,琢磨出一个方程组,统一了电、磁、光,各种宏观上的弹力、摩擦力都可以归结为微观上的电磁力,人类从此进入电气时代。爱因斯坦叼着烟斗走来了,他先用狭义相对论劝和了麦克斯韦方程组与牛顿力学,统一了低速与高速,时间与空间,再反手甩出E=MC^2,一个简单的质能方程引爆了原子弹。就在这时,高歌猛进的统一大业突然卡壳了,狭义相对论好说歹说,牛顿引力就是不听劝,爱因斯坦一怒之下,将引力赶出了物理王国,流放到几何空间,安置在广义相对论中。原来星球之间有引力,并不是它们吃了大力丸,而是吨位太重,将时空压弯了,引力是一种几何现象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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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因斯坦忙着收拾引力的时候,一群科学家排成方队踢着正步走远了,这里面有玻尔、薛定谔、海森堡、狄拉克……量子力学山头上一堆大王,广义相对论山头上只有爱因斯坦一个光杆司令。爱因斯坦一看这还了得,天无二日,国无二君,量子力学岂能不服王化,他打磨统一场论,要收服这帮散兵游勇,可惜终其一生也未能北定中原。这个时候就轮到杨振宁上场了,他从口袋里面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说我搞了一套数学框架理论,有望统一电磁力、弱力与强力,咱们量子力学内部好说好商量,枪口一致对外,再去干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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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数学框架就是前面提到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当年杨振宁是硬着头皮站出来的,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可以理解,1954年发表论文的时候,他还没有拿诺贝尔奖,更要命的是,理论要求传播强力与弱力的规范玻色子没有质量,这与其短程力的物理现象矛盾。发现泡利不相容现象的泡利,也想过类似的办法,但是他一看这个矛盾就打退堂鼓了,对于杨振宁毫无顾忌发表论文,本来就是一副坏脾气的他更加火冒三丈,当场就把杨振宁怼得下不了台。其实这个问题杨振宁也心知肚明,为什么他敢于跨出这一步,泡利却不能呢?这涉及到当代物理学研究范式的一个重大转折。
08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这句《哈姆雷特》的台词成为家喻户晓的永恒经典,莎士比亚道出了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纠结——我该如何抉择?当代物理学也很纠结一个问题——撞还是不撞。一位伟大的厚黑学政治家曾经揭晓了所有重大斗争背后的秘密:
观点斗争是假的、方向斗争也是假的,只有权力斗争才是真的。
围绕中国超大对撞机的争论,背后其实还是科学权力之争,超弦与凝聚态物理的角力,其焦点又集中在各自的基本思想。杨振宁成名粒子物理学,但在后来转向凝聚态物理。这场物理学的世界大战从美国打到欧洲胜负1:1,现在中国开辟新的战场,胜负难分。美国那场仗打输了,经费超支并非主要原因,据温伯格透露,来自国际空间站的竞争扼杀了S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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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经费高达25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SSC的费用,说明SSC被裁还是因为科学价值不够硬。在美国众议院科学、空间与技术委员会议上,美国凝聚态物理大佬菲利普·沃伦·安德森(Philip Warren Anderson)陈述四大科学理由,给了SSC致命一击。其中一条是安德森的核心理由——与日常相关的科学也同样基础。很多人心中的基础科学,要么是研究远小于基本粒子的普朗克尺度,要么是放眼宇宙尺度研究黑洞这样的天体,但是研究雪花的形成、人的思维、经济规律这些日常行为也同样基础。它们听起来没有那么牛逼,但是更加实用。

安德森是197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开创了凝聚态物理一系。2006年何塞·索勒的一份分析统计比较了论文参考文献与引用数,指出安德森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物理学家。

凝聚态物理的前身固体物理学,催生了半导体,是PC、手机、电视机、照相机、互联网、硬盘、处理器、闪存等电子产品的共性,成为IT浪潮的奠基石。

格拉肖称当今全球GDP有2/3来自量子力学的贡献,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来自量子力学的分支固体物理学,加入液相后固体物理升级为凝聚态物理,80年代还发现了高温超导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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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导体出发,安德森建议粒子物理学家寻找产生粒子质量的机制,启发了后来的希格斯机制。由于杨振宁的努力推动,中国的凝聚态物理欣欣向荣。当年安德森陈述就不无酸意地指出,美国的超导研究已经落后于中国。针对超弦的目标“Theory of Everything”(万有理论),安德森写了一篇杀气腾腾的檄文《More is different》(多则异,量变引发质变)。安德森将万事万物还原成简单的基本规律,并不意味着从这些规律出发重建宇宙的能力,不能依据少数粒子的性质简单外推出多粒子复杂集聚体的行为,相反在复杂体系的每一个层次会呈现全新的性质。研究理解此类新行为,就其基础性而言,与其他研究相比毫不逊色。换言之,我们不能从一些最简单的基本定律去推出各个尺度各个复杂度下的物理,因为物理学在从基本走向非基本,从基本粒子走向多体时,并不是1+1等于2那么简单,而是会产生1之外的某些东西,这些东西属于这些所谓的“外延性学科”的特有属性和现象,并不是由微观的基本定律可以直接推导出来的。

这其实就是当年亚里斯多德反对他的老师柏拉图的现代科学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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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柏拉图相信有个完美的普遍理念,投影出不完美的世界,而亚里斯多德认为普遍是寓于具体事物之中。柏拉图认为这个普遍的理念存在于几何之中,柏拉图学院大门上写着醒目的一行“不懂几何者严禁入内”,这何尝又不是当今以超弦为代表的理论物理的写照。
亚里斯多德出生医学世家,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医学训练,这种医学训练培养了亚里斯多德特别重视经验事实的思维方式。所以亚里斯多德认为理论知识不能脱离经验事实,他在《形而上学》一书中就指出:
倘有理论而无经验,认识普遍事理而不知其中所含个别事物,这样的医师常是治不好病的。
柏拉图代表了还原的本体论,亚里斯多德代表了涌现的实体论。这两师徒的缠斗从古希腊哲学一直打到中世纪神学,近现代科学还能时常看到他们刀来剑往。
09
杨振宁本来是柏拉图的传人,1954年他明知理论上有物理的缺陷,还是坚持发表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就是因为他对数学的信心胜过了对物理的怀疑。一来强力弱力很复杂,有可能是应用层面上出了问题,而非错误;二来杨-米尔斯规范场论的对称性非常棒,杨振宁深信这么优美的数学理论不会错,而且当时它和两个已经有稳固实验基础的理论结构有密切关系,它们是同位旋守恒麦克斯韦方程。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华罗庚尊崇的数学大家,深受家庭熏陶,杨振宁是物理界的数学战斗机,但在物理直觉与实验上稍逊一筹,尤其是实验,同事揶揄,“哪里有杨,哪里就有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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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杨振宁赌对了。后来盖尔曼的“夸克模型”、格罗斯的“渐近自由”、格拉肖、温伯格与萨拉姆的“弱电统一”、霍夫特的“重整化”帮助完善了杨-米尔斯规范场论物理与数学框架,最终成就了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这颠覆了过去的科学研究范式——在实践中总结理论再予以验证。先有物理框架,再有数学描述。杨振宁是立足于数学的对称性搞出理论,再与物理模型结合得到实验验证。先有数学框架,再有物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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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警告不要被数学的价值观念所吸引,并因而丧失了自己的物理直觉。他曾把数学和物理之间的关系比喻为一对树叶,它们只在基部有很小的共有部分,而其余大部分是分开的。所以杨振宁敢于跨出那一步,而泡利不敢越雷池半步。世界不过是数学的投影。如果说柏拉图是这个理念的始作俑者,那么爱因斯坦就是将其付诸实践的开山祖师。当年爱因斯坦以一己之力,通过黎曼几何搞出广义相对论,至今还是科学史上的神话。1919年,英国物理学家爱丁顿在日食时观测到太阳引力让星光产生弯曲,这是首次对广义相对论实验验证。有人问爱因斯坦,万一实验结果和理论不符合该怎么办呢?

爱因斯坦如是回答:

那么我将为上帝感到遗憾——我的理论肯定是正确的。
在爱因斯坦心中,数学上这么美的理论,怎么可能错呢?久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后来爱因斯坦再用这套方法研究统一场论,就没有这么好运了。1947年,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怀着崇敬的心情找到爱因斯坦的秘书杜卡斯(Helen Dukas),请求爱因斯坦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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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前一天,他开始担心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能与伟人讨论。于是,他从杜卡斯小姐那儿拿回爱因斯坦最近的科学论文,都是关于爱因斯坦构造统一场论的。当晚,戴森读了那些文章,觉得都是些垃圾。科学家不是商人,不习惯曲意逢迎,又不好当面指出偶像的问题,第二天戴森不得不找了个理由放了爱因斯坦的鸽子。后来,戴森为量子电动力学(QED)的建立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QED是一种规范场理论,将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量子化。杨振宁就是受到QED的启发,在量子场理论中引入了规范场,来描述强力与弱力。爱因斯坦晚年与小他年龄一半的哥德尔成了忘年交,奇怪的是,表现出倾慕之情的是年长的巨星,爱因斯坦公开表白自己“去上班不过是为了和哥德尔一起走路回家。”两个人散步的背影曾是普林斯顿的一道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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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不喜欢迪士尼的动画片,他讨厌一切中产阶级的东西,有一天哥德尔打电话说想去看一场,爱因斯坦披上大衣出门就去了电影院。他们之间到底为啥这么好,两人在世都守口如瓶,所以至今也无人知晓。从思想上来看,哥德尔在数学领域中提出了不完备性定理,证明了任何一个形式系统,只要包括了简单的初等数论描述,而且是自洽的,它必定包含某些系统内所允许的方法既不能证明真也不能证伪的命题。也就是说,“无矛盾”“完备”是不能同时满足的,既完美又统一是不存在的!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让希尔伯特的数学大一统梦想变成了令人沮丧的噩梦。

这是不是也适用于物理学上的统一场论呢?或许哥德尔就是这样击中了爱因斯坦的心灵。

在爱因斯坦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要来纸和笔,最后一遍徒劳地验算统一场论。

自然不欣赏我们的神话。
爱因斯坦幽幽地说出这句话,与发表广义相对论豪情壮志判若两人。
10
2012年3月,在“北京弦理论国际会议”上,霍金演讲《哥德尔和M理论》,直面了这个问题。作为统一场论的继承者,超弦的最高形式M理论恐怕也是一场空想。霍金说,他的这一推测基于数学领域的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在物理学领域,很可能存在类似的规律,因此建立一个简一的描述宇宙的大统一理论是不太可能的。霍金人在椅中,神游天外,他发现黑洞不黑,黑洞不是饕餮只进不出,仍有信息逃逸出来,由此得出霍金辐射,被认为是多年来理论物理学最重要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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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库姆伦·瓦法(Cumrun Vafa)和安德鲁·斯特罗明格(Andrew Strominger)关于量子黑洞的研究,成功地利用弦理论统计力学,通过计算黑洞的微观量子态,导出了黑洞的贝肯斯坦-霍金(Bekerstein-Hawking)熵公式,这一结果提示弦理论也许能最终解决霍金提出的黑洞信息丢失疑难。自那以后,霍金开始对超弦产生兴趣,不过2012年的演讲证明,或许霍金认同超弦的某些应用,但是不看好其大统一的目的。这并非贬低科学史上那些辉煌的统一成就,还原论思维结合数学工具,是人类从纷繁芜杂的现象总结简洁优美规律的高效手段,但手段并不等于目的,事实上每一次统一之后,就会产生意外的发现,指向新的方向。为统一而统一,超弦不惜为了数学自洽引进超越现实的额外空间维度,反而发散成了几乎无穷大数量的宇宙,成为了吓唬公众的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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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的真,数学的美。避开繁琐的现象归纳总结,通过发现数学的美来反推物理的真,这是一条捷径,但不要忘了,再美的数学也需要得到验证,最终指向物理的,否则有可能你迷上的是白骨精。如何分辨呢?很简单,数学的美能够产生物理上的预言,可以被实验证实或证伪,就是范冰冰,而不是白骨精。最经典的例子还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发表之初就预言了三个物理现象:星光弯曲、黑洞天体、引力波,都一一得到验证。如果爱因斯坦说不出物理预,或者只给出了引力波这种遥遥无期的观测,他在科学上的地位可能就要打一个折扣。反观超弦与超对称理论,就不满足这个条件,有如皇帝的新衣,你们看不到额外维多重宇宙?那是不够聪明。不能预言有效的物理现象,超弦终归是一场数学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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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LHC上马,好歹还有希格斯粒子保底,CEPC有什么?实验依据不足,目的不明,再加上天量巨资,作为一个有责任的科学家,杨振宁能不反对吗?他给出两个方向建议,进一步研究加速器原理,或专注弦论美妙的几何结构。其实就是在暗示王贻芳与丘成桐,你们俩该干嘛干嘛去,就不要在一起瞎搅和了好吗。前不久,物理学家马塞洛·格莱塞(Marcelo Gleiser)获得了150万美元的2019年邓普顿奖,该奖为奖励“精神进步”而设立,与基础物理突破奖性质差不多。反思过去几十年来痴迷统一与超弦,他在2008年回答著名的“第三文化”的论坛“缘”(www.edge.org)的年度问题说得很实在:

几年前,也许因为我更深刻认识了形成科学思想历史文化过程,事情突然变了。我开始怀疑统一,觉得它不过是实在的一神论在科学的翻版,是在方程里寻找神的存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粒子加速器没有,冷暗物质探测器也没有,没找到磁单极,没看到质子衰变,过去几十年预言的所有统一的迹象,都没有……
思想决定你的人生,那是哲学上帝决定你的信仰,那是神学方程决定你的逻辑,那是数学事实决定你的认知,才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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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
杨振宁很喜欢用高适《答侯少府》这两句诗来描述狄拉克方程反粒子理论,其极度浓缩性和包罗万象的特点,又或如布雷克的名诗:
一粒砂里有一个世界,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永恒宁非是刹那时光。
杨振宁曾比较狄拉克与海森堡,前者横空出世的狄拉克方程,是量子力学狭义相对论的第一次融合,没有任何渣滓,直达宇宙的奥秘,似乎已把一切都发展到了尽头;后者成名绝技不确定性原理,像是在雾里摸索,显得朦胧、绕弯,没有做干净,还要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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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森堡坚持只能从一些直接可以被实验观察检验的东西出发,而不是想象一些图像来作为理论的基础。他并非不重视数学,需要的时候顺便发明了矩阵。狄拉克的灵感则来自他对数学美的直觉欣赏,他在1963年曾经明确表示:
“在我看来,一个方程拥有美感,比它符合实验结果更为重要。”
这又何尝不是杨振宁走过的路子,他曾经表示,“从我个人来讲,我是更欣赏狄拉克的风格”,但是他又在后面加了一句,“很多人认为海森堡的贡献比狄拉克还要更高一筹。”《道德经》有言:“大成若缺”。若世界有太多的对称,就不再有意外出现的可能性了,这将是一个稳定但僵化的世界。巴赫的音乐以和谐著称,有数学宗教之美。贝多芬的音乐引入人的情感,打破均衡,通过沉默与爆发展现了音乐力量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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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至美就在于对称性不对称性之间的张力。杨振宁基于数学的对称性推出杨-米尔斯方程,却又与李政道一起发现宇称不守恒,证明世界并非对称获得诺贝尔奖。通观杨振宁的每一个抉择,你不得不佩服,他几乎每一步都踏对了节奏,无论是科学还是人生。坚持自己很难,超越自我更难。杨振宁也有没想到的地方,他反对建超大对撞机,产生了一个溢出效应

当年被他得罪过的中国男人,都黑转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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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在我有生之年看不到任何实验支持。
当作者问及超弦前景,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淼如是说。1984年,第一次超弦革命席卷物理学界,李淼还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天体物理,超弦描绘的宏大图景,吸引他投身这股热潮,成为中国最早一批研究超弦的科学家。此后有15年时间,李淼都在海外求学,足迹遍布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哥本哈根大学波尔研究所、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美国布朗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世界知名高校。在世界顶尖科学氛围的熏陶下,加上自身努力,李淼在超弦理论、量子场论、宇宙学等领域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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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李淼作为中科院“百人计划”的入选者回到国内,成为国内超弦理论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彼时,威滕掀起的第二次超弦革命如火如荼,5个超弦理论被统一成一个M理论。威滕曾经梦想当一名记者,大学主修历史学,辅修语言学,毕业后成为民主党人乔治·麦戈文的幕僚,帮助其竞选总统。麦戈文惜败于尼克松后,威滕失去了社会政治领域的兴趣,重返大学致力学术研究,不过这一次他选择理科方向,专攻物理学数学。弦理论是21世纪的物理学,却偶然地落到了20世纪。

这句超弦最有名的公关slogen就出自威滕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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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威滕在1995年找到统一5个超弦理论的方法时,因为理论模糊粗糙,还不够精准完备,他的公关天赋再一次被激发,M理论的命名堪称科学史上一次绝妙的标题党行为。威滕解释,这个M可以理解为魔力(magic)、神秘(mystery)、母亲(mother),也可理解成假想的物质基本结构膜(membrane),超弦创始人之一施瓦茨受到启发,还将矩阵(matrix)加到M的解释中。引入中国后,M理论甚至与汉字(mi)、(mi)产生了联系。如今距离第二次超弦革命已有24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弦论突破需要的时间,一直没有重大进展,第三次超弦革命遥遥无期。在超弦界颇有建树,并出版了一本《超弦史话》的李淼,也于2015年受邀南下,担任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领衔探测引力波的“天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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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波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预言的物理现象,其在2016年得到观测证实,李淼此举,意味着他回到了传统物理理论研究。种种迹象反映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M理论的M,有可能是物理学史上最大的错误(mistake),最令人痛心的失落(miss),最长久的迷梦(mi、meng)。超弦的,也快成了玄学的玄。《三体》小说中,外星人发射智子到地球,锁死了LHC的发现,以致人类不能发现更加底层的粒子结构,导致现代科学踯躅不前。而李淼对醋醋表示,实验没有问题,是超对称理论错了。

那么这是否表明,李淼研究了30余年的超弦理论,已经实质上破产

李淼对此保持了长久的沉默。

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高能物理新时代的黎明

高能物理新时代的黎明

Dawn of the new HEP era

by tienzengong     (龚天任)

原文下载:https://tienzengong.files.wordpress.com/2020/04/dawn-of-the-new-hep-era.pdf

A: The background

In the past 40 years, the HEP (high energy physics, the foundational physics) is solidly based on the SM (Standard Model) which is a phenomenological model (with many free parameters), also based on Higgs mechanism.

In the theoretical front, there are some key issues.

One, Naturalness (restraining the Higgs boson mass; resolving the hierarchy issue).

Two, SUSY (with s-particles), the solution for naturalness.

Three, Cosmic Inflation scenario to eternal inflation to Multiverse (dodging the mystery of the nature constants issue, claiming that the nature constants (CC, Alpha, Higgs boson mass, Planck CMB data, Cabibbo/Weinberg angles, etc.) of THIS UNIVERSE are all environmental and cannot be derived.

Four, black hole information paradox.

Five, how to construct the quantum gravity.

Yet, all the issues above seemingly could be resolved by M-string theory, as:

SUSY is the direct consequence of M-string.

Multiverse is the direct consequence of M-string.

The black hole entropy can be calculated by M-string.

Graviton is the direct consequence of M-string.

That is, the M-string theory is the only TOE (theory of everything).

B: The dissidents

However, there are a few (very few) disagreed with the M-string’s claim in the mainstream HEP community.

In the 2004, Peter Woit and Lee Smolin disagreed with M-string’ claim with two reasons.
M-string is just a framework of ideas (not well-defined theory),

and thus, it cannot predict anything while explain everything.

So, it is a pseudo-science.

While Peter Woit keeps up his anti-M-string campaign, Lee Smolin drifted off.

Around 2015, Sabine Hossenfelder kind of joined this dissident group while her key disagreement is on the Naturalness issue without openly denouncing the M-string.

Also, around 2015, Paul Steinhardt (the inventor of ‘inflationary cosmology’) began to distance himself from what he had invented.

In addition to this dissident group is so puny, they are criticized for their big shortcomings:

{they just disagree without anything new of their own).

So, M-string is the ONLY game in town STILL.

C: The dawn

The first light:

On June 4, 2021, Peter Woit stated: {If a highly complex and obscure set of ideas accurately computes the details of something you can observe, you know there is something right about it, even if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set of ideas.} See https://www.math.columbia.edu/~woit/wordpress/?p=12353#comment-238968

Obviously, the {ideas accurately compute the details of something you can observe} refers to the followings: (Alpha, CC, Higgs boson mass, Planck CMB data, etc.)

See https://twitter.com/Tienzen/status/1401602348393238531

The second light:

Peter Woit published his {Euclidean twistor Unification theory} and gave a lecture at Brown University on September 23, 2021, see the vid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NK_JxK0s9E&t=115s ).

After being a dissident for the past 20 years, Dr. Woit is putting out something new of his own.

The following is some background about his new work.

Einstein’s GR (general relativity, a gravity theory) is based on Minkowski geometry while the SM (QFT) was written with Euclidean geometry.

So, the difficulty of unifying GR with quantum (SM) is caused by some irreducibl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uclidean geometry and Minkowski geometry.

Then, there is another issue, the {imaginary time} which was used in physics in two ways.

One, as the mathematical convenience for physics calculation, without any physical meaning of its own.

Two, as a novelty at the point (or before) of the big bang while it is not a part of space-time after the big bang.

In Dr. Woit’s new work, he tried two things.

One, projecting both geometry (Euclidean and Minkowski) into twistor space.

Two, adding a distinguished imaginary time direction into Euclidean twistor space, the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uclidean and Minkowski can be bridged, that is, a geometrical unification. And thus, the Gravi-weak unification becomes possible.

My words to Dr. Woit:

D: The evening twilight

Planck’s principle”: “A new scientific truth does not triumph by convincing its opponents and making them see the light, but rather because its opponents eventually die, and a new generation grows up that is familiar with it.”

This evening twilight is ensuring that the dawn of this new HEP era is, in fact, here.

This article can be viewed via https://tienzengong.files.wordpress.com/2020/04/dawn-of-the-new-hep-era.pdf

转:科学的守护者:斯蒂文·温伯格(1933-2021)

科学的守护者:斯蒂文·温伯格(1933-2021)

 施郁 知识分子 1周前

斯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教授 | 图源wikimedia.org

 原文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LebuyxSghT4XTRNYXyyqIQ

撰文 | 施郁(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

责编|邸利会

 
☆ 温馨提示 

本文近1万5000字,分7个小节,其中4、5、6节适合有一定物理基础的读者或专业研究者阅读。

 目 录 

1. 纪念温伯格
2. 温伯格小传
3. 写了最多教科书的一流科学家
4. 标准模型的物理学和历史背景
5. 温伯格对标准模型的贡献
6. 温伯格的其他科学贡献与思想
7. 我和温伯格的点滴交往
纪念温伯格
2021年7月23日,惊闻斯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教授在美国奥斯汀仙逝,终年88岁。
 
我想起他在 Without God(《没有上帝》)中的一段话 [1]——

 

“我们越反思生活的愉快,就越怀念曾经由宗教信仰提供的最大的安慰:对于死亡之后生命将继续的许诺,以及在来世中将与所爱的人相会。随着宗教信仰的弱化,我们中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死亡之后,什么也没有。”

 
斯蒂文在弥留之际也许会想起他自己的这段话。
 
作为 “虔诚的非宗教主义者”,面临结束,他一定很眷念他热爱的这个世界和他热爱的科学——理解这个世界的事业。  
 
我给他的邮箱发了一封邮件,翻译如下——

 

“亲爱的斯蒂文:
您为人类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您在物理学,特别是标准模型上,留下了永久的影响。您还写了很多标准的教科书,写了很多精彩的通俗文章,作了很多富有启发的演讲。

谢谢您。”

 
博学、真诚、认真、稳健、较严肃却不乏幽默、高贵却平易近人,说话清晰、准确、完整,接近书面语,逻辑性强,不乏长句,语速较慢。
 
这是我眼中温伯格的形象。
 
他是当代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对量子场论、粒子物理和宇宙学作出很多重要贡献。
 
1967年10月2日,温伯格开着一辆红色的雪佛兰科迈罗,去麻省理工学院办公室。路上,他突然意识到,他的一个理论方法虽然在强相互作用问题上行不通,但是可以完美地用到弱相互作用上 [2]。
 
这个时刻应该是温伯格作为理论物理学家最刻骨铭心的时刻。
 
两周后,他提出了弱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的统一理论。后来被称为电弱统一理论,成为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一部分。这是温伯格最重要的贡献,导致他与格拉肖(Sheldon Lee Glashow)、萨拉姆(Mohammad Abdus Salam)平分了197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粒子物理标准模型描述了电磁、强和弱这三种力的基本规律。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的 “标准模型” 的说法都是他引进的。
 
温伯格习惯在思考时踱步,所以喜欢在家工作。从他家里的办公桌,可以看到奥斯汀湖 [1],也可以看桌上的电视 [3]。
 
直到这次住进医院,他一直活跃在科研和教学一线。他工作勤奋,笔耕不缀,得诺奖也没有降低他的勤奋。
 
温伯格发表了近400篇各类文章和17本书。今年还在物理评论发表了一篇论文,完成了一篇关于有效场论的预印本。
 
他总结粒子标准模型半个世纪来的发展后,将接力棒交给后辈 [4]——

 

“现在的年轻一代物理学家也许嫉妒我们发展标准模型的激动和喜悦。这也许是个错误,正如我们这一代嫉妒量子电动力学的前辈英雄。我们新出道的实验家和理论家现在有机会参与迈出超越标准模型的下一大步。也许他们甚至能够看清通往显示终极理论的很高能量标度的道路。”

 
在物理学家中,温伯格最钦佩的英雄是牛顿;而在全人类中,他最钦佩的英雄是莎士比亚 [5]。
 
他曾经在一篇与萨拉姆和戈德斯通合作的论文开头,写上莎翁笔下的李尔王对小女儿考狄利娅的反驳:“Nothing will come of nothing: speak again(一无所有只能换来一无所有:再说)”,以表达对结论的失望(可惜被编辑删去了)[6]。
 
难怪温伯格喜欢写作。
 
确实,温伯格也是最吸引读者和最受尊重的科学传播大师之一。
 
因为写作上的成就,他获得1999年 Lewis Thomas 科学写作奖和 2009年 James Joyce 奖。2020年的科学突破奖特别奖除了 “奖励他对基础物理持续的领导,对粒子物理,引力和宇宙学的广泛影响”,也奖励他 “对广大公众进行科学传播” [7]。 
 
他1977年的畅销书 The First Three Minutes(《最初三分钟》),为大爆炸宇宙学在科学家和公众中的传播起到了历史性作用。
 
温伯格做过很多公众演讲,写过很多科普文章和杂文,出版过很多书,涉及面极广,包括了天文学、宇宙学与物理学、物理学家、科学史、还原论、科学论战、公共事务、政治、宗教、给学生的建议、个人经历等等。
 
1982年出版的《亚原子粒子的发现(Discovery of Subatomic Particles)》来自他此前的两年中,在哈佛大学和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两次物理学史课程。他在序言中指出, 20世纪物理学的发现已经是文化的一部分,这本书适合对这些感兴趣,但是没有系统学过物理的一般读者,所用数学不超过简单的算术,但是物理学家可能也对此书感兴趣。
 
1986年,费曼和温伯格在剑桥做了纪念狄拉克的演讲,两人的演讲分别是 The Reason for Antiparticles(反粒子的理由)和 Towards the Final Laws of Physics(寻找物理学的终极定律),被汇集成Elementary Particles and the Laws of Physics(《基本粒子和物理学定律》)。
 
温伯格将后来的公众演讲和报刊文章汇编为三本文集—— Facing Up(《仰望苍穹》)、Lake View(《湖畔遐思》)以及 Third Thoughts(《第三思想》,意为第三本文集),分别对应他2000年之前,2000-2008年和2009-2018年三个时期的作品。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演讲和文章清晰展示了他 “理性、还原论、实在论和虔诚的非宗教主义思想”。 
 
温伯格是还原论的旗手。
 
他认为 [8],“还原论的方案(将所有的科学原理归结为几条简单的物理定律)不是唯一重要的科学,或者不是唯一重要的一类科学,但是它自有一种特殊的重要性。”
 
围绕这个话题,他写过很多文章,以及一本书 Dreams of a Final Theory(《终极理论之梦》)。表面上,这些观点与层展论旗手、凝聚态物理学家安德森(Philip Anderson)的观点相左。但是笔者认为,还原论与层展论是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安德森所说的 “基本”(fundamental)与温伯格所说的 “基本”(fundamental)的含义并不一样。
 
作为科学的发言人和实在论的代表,温伯格参与了社会建构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的论战。
在很多演讲和文章中,他强调了科学的客观性和非人格性,即存在客观的实在和客观的真,而科学描述这个客观实在和客观的真。
 
然而,他也注重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的主观过程。他说过 [5]——

 

“所有好的科学家都依赖于直觉,以及关于什么是吸引人的理论的品味,从历史的意义上,他们感觉到领域在移动。这是很主观的。我们互相争论,这是社会过程。我和其他科学家有复杂的社会相互作用。这是值得社会学家研究的有魅力的现象。但是我认为,我们向一个客观真理汇聚,因为世界就是那样。最后,那成为稳定的、我们知识体系的永久部分。”

 
在《第三思想》的序言中,温伯格坦诚地提前向读者致谢 [8]——
 
“我希望这不是最后一部文集。但是基于保险统计的现实,现在是个好时间,让我为读者加几句感谢,他们许多年来忍受我的辩论和解释,从而给予我一个可贵的机会,能够接触物理学之外的世界。”
 
温伯格工作在科研前沿,推进科学进步,又经常审视、考察、梳理他热爱的物理学,与其他物理学家讨论、辩论对科学的不同看法,向公众解释科学。
 
这让我想象一位勤劳的司机,经常擦拭自己心爱的车,琢磨汽车的结构和功能,以及如何更好地开车,而且就此热切地与其他司机辩论,并介绍给大众。
 
他堪称科学的守护者。

 

温伯格小传
1933年5月3日,温伯格生于纽约的一个犹太人家庭。
 
他对科学的兴趣受到父亲(一位法庭速记员)的鼓励。15到16岁时,温伯格的兴趣已经集中于理论物理。当时他读过伽莫夫的科普书。
 
在Bronx理科高中,他与格拉肖(Sheldon L. Glashow)、费因伯格(Gerard Feinberg)是亲密的同学,而且都对科幻很感兴趣 [3]。这个学校有3位校友得到诺奖:库柏(Leon Cooper,1972)、温伯格(1979)、格拉肖(1979)。1950年高中毕业,费因伯格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后成为李政道的研究生,又成为本校的教授;而格拉肖和温伯格去了康奈尔大学。
 
温伯格在康奈尔读本科时认识了露易丝(Louise),毕业时结婚。
 
夫妇二人打算在国外生活度过浪漫的一年再回美国。当时欧洲核研究组织(The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 简称CERN)的理论部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1962年玻尔去世后,改称玻尔研究所),物理学家达里兹(Richard Dalitz)建议温伯格去那里 [9]。
 
1954年,温伯格成为玻尔研究所的研究生。他带去了很多书。爱读书的习惯与他的博学以及后来写了那么多书和文章很一致。温伯格与玻尔只简单交谈过,关于玻尔的一个主要记忆是,在玻尔家的一次晚会上,玻尔与露易丝谈了很长时间,但是露易丝一句也没听懂。 
 
当时温伯格以为做研究之前,需要了解这个领域的所有已知。但玻尔研究所的人建议温伯格要立即开始做科研。后来温伯格以此经历,告诉学生:没有人知道所有的事,你也不必 [1]。
 
温伯格在 David Frisch 建议下研究α衰变,但是没有做出结果。Gunnar Källén和泡利刚证明了李模型(李政道提出的一个模型)中的散射违反量子力学的幺正性(总概率保持为1)。Källén希望温伯格研究李模型还有什么问题 [9]。在他指导下,温伯格证明了李模型中有能量为复数(应该是实数)。一年后,在回美国的船上,温伯格完成这个工作,成为他第一篇论文。 
 
1955年,温伯格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是费米的学生崔曼(Sam Treiman)。博士论文是将重整化理论用于强相互作用在弱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作用。 
 
1957年博士毕业后,温伯格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成为中学同学费因伯格的同事。李政道主持哥伦比亚的理论物理,正是在1957年,与杨振宁共同获得诺奖的那年。两年后温伯格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64年成为教授。
 
因为夫人露易丝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温伯格在哈佛大学访问了一年,然后又去同城的麻省理工学院访问了两年。到麻省理工学院不久,就发生了科迈罗汽车里的 “顿悟”,建立了弱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的统一理论。这导致他1979年与格拉肖和萨拉姆平分诺贝尔物理学奖。1969年,温伯格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
 
1973年,温伯格接替了从哈佛大学退休的施温格的 Eugene Higgins 讲座教授职位。
 
1982年,温伯格离开哈佛,成为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Jack S. Josey-Welch Foundation Regents 讲座教授,此后一直在这个职位上。
 
去哥本哈根读研、到哈佛和麻省理工访问又留下,都有考虑夫人的因素。据说去德克萨斯大学的一个原因是该校同时为夫人提供教职。
 
在伯克利,温伯格曾经因后背问题卧床休息,他夫人送给他一本钱德拉塞卡的书《恒星结构》阅读。笔者注意到,《引力和宇宙学》和《量子场论》第一卷的扉页上都写了 “献给路易丝(To Louise)”;《亚原子粒子的发现》的扉页上写了 “献给伊丽莎白(To  Elizabeth)”;Facing Up的扉页上写了“献给路易丝和伊丽莎白(To Louise and Elizabeth)”;Lake View、《量子力学讲义》、《宇宙学》、《解释世界:发现近代科学》,《天体物理讲义》以及《近代物理基础》的扉页上都写了 “献给路易丝、伊丽莎白和加布里埃尔(To Louise, Elizabeth and Gabrielle)”。Elizabeth 和 Gabrielle 是他的女儿和女婿。

 

写了最多教科书的一流科学家
在第一流的物理学家中,温伯格应该是写了最多教科书的人。朗道有10卷的物理学教程,但实际上是栗夫希兹等人帮他写的,甚至有两卷在朗道去世十几年后才出版。费曼也有好几本书,但是是别人根据他的讲课整理的。
 
温伯格的书完全是他自己独自写的,而且覆盖很多不同领域——

 

● 《引力和宇宙学(Gravitation and Cosmology)》

● 《量子场论(Quantum Theory of Fields)》(3卷)

● 《量子力学讲义(Lectures on Quantum Mechanics)》

● 《宇宙学(Cosmology)》

● 《解释世界:发现近代科学(To Explain the World:The Discovery of Modern Science)》

● 《天体物理讲义(Lectures on Astrophysics)》

● 《近代物理基础(Foundations of Modern Physics)》

温伯格说:“当我想学某个科目的时候,就会自告奋勇地教一门课。” [10]教过一次或几次后,他就出书。温伯格的教科书也可称专著,因为是按照他自己梳理的体系展开的。我觉得,温伯格教学和写书,很大程度上是对物理学各个基础科目,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梳理,也可以说,梳理自己的理解。
 
比如《引力论和宇宙论》就源于他想学习这个领域,于是讲授这门课。他看不懂罗伯逊-沃克度规的原始证明,就自己做出了一个证明,放在书中。所以他的每本书中不乏原创的内容。而且很多内容也与他的研究密切相关。
 
教学、写书过程有时也导致有关课题的研究论文,比如2011年以来他有几篇量子力学论文,2019年他有一篇天体物理的论文。
 
他的科普话题,比如对称性、自发对称破缺、基本粒子、弱相互作用、强相互作用、标准模型、统一理论、宇宙、量子力学,往往也与他的研究密切相关。这大概也是他书和科普文章多的原因之一。
 
科普有时也激发科研。
 
1973年,他应邀对哈佛本科生做个科普演讲,打算讲宇宙学,于是读了Kirzhnitz 和Linde的一篇论文,发现没有解决问题,于是自己写了关于高温量子场论的论文。我想,他的科普也对他梳理自己的科学思想发挥了作用。
 
《引力论和宇宙论》1961年开始写,1971年出版。
 
写作目的一部分是为了突出他的非几何的观点。作为粒子物理学家,温伯格不喜欢引力专家中流行的几何观点,而认为物理的观点更有利于量子引力理论的建立,比如他认为只有有了等效原理,才能存在无质量、自旋为2的引力量子。
 
40年过去了,引力和量子引力理论都有了很多进展,但是温伯格在《天体物理讲义》中表示,他不想再写一本,说明他对广义相对论的物理观点没有改变。但是他也表示,对于《引力论和宇宙论》中没有覆盖的课题,《天体物理讲义》相当于是个更新。 
 
作为量子场论大师所写的《量子场论》3卷分别出版于1995,1996和2000年,给了量子场论一个非常普遍和全面的介绍,目的是说明为什么量子场论是目前这个形式,为什么这个形式取得成功。他的观点(也就是此书的出发点)是,这是量子力学与狭义相对论的唯一自洽结合。这与他的有效场论的思想(任何相对论性的量子理论在低能下就是量子场论)一致。 
 
量子场论是描写基本粒子的理论方法,量子电动力学、杨-米尔斯理论、电弱理论、量子色动力学、弱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的其他理论等等都是量子场论。 在量子场论中,粒子是场的激发,比如电子是电子场的激发,光子是电磁场(一种规范场)的激发,规范粒子是规范场的激发,如此等等。 
 
1999年,完成3卷《量子场论》后,温伯格开始了解蓬勃发展的宇宙学的细节,特别是此前20年中的理论进展。他发现,综述文章常常直接引用公式而不给出推导,甚至没有参考文献,甚至公式有错,而原始文献中的推导也时有各种问题。因此他发现,最容易的方法是自己重新将理论做出来。结果就是2008年出版的《宇宙学》一书。 
 
2013年出版的《量子力学讲义》强调对称性原理,也包含一些新的课题,比如粒子物理的例子、量子力学的各种诠释、量子纠缠与量子计算。 2015年出了第二版,增加了一些内容,更正了一些错误。 
 
温伯格感觉需要研究较早的科学史的时候,讲了几次科学史课。这导致2015年出版的《解释世界:发现近代科学》,主要覆盖从古希腊到牛顿力学的创立,也就是科学史上所说的近代科学的开端。
 
此书与通常的科学史著作不同,充分体现了活跃在当代科学前沿的科学家不吝用当代科学的眼光审视科学史,将多被诟病的辉格史观在科学史领域发扬光大。我很有共鸣,因为这样才能衡量发现近代科学这个理解世界的方法是多么困难,而且科学不是社会建构或者民主选举,科学是对客观世界的解释,科学中有正确与错误之分。
 
2020年出版的《天体物理讲义》主要是针对天体物理中比较传统的内容(恒星、星系、星际物质等等),用解析计算处理,包含很多独特的内容,特别是其他书上没有的公式。值得注意的是,此书介绍了近年来很引人注目的引力波及其探测。 
 
2021年出版的《近代物理基础》比同类书覆盖了更多的原子核物理和量子场论,而且更多地强调物理学史。
 
可惜还没写统计力学,否则估计他会涉及对还原论和层展论的讨论。

 

标准模型的物理学和历史背景
4种基本相互作用
将不同现象背后的规律统一起来,是牛顿以来的物理学传统。1666年,一场瘟疫期间,牛顿发现,行星绕太阳的运动、月球绕地球的运动、苹果向地面的下落,都可以用引力解释,月球和苹果都受到地球的引力。牛顿还提出,任何两个有质量的物体都存在这种引力,叫做万有引力。一百多年后,卡文迪许实验验证了万有引力。
 
19世纪,通过奥斯特、安培和法拉第等人的实验,以及麦克斯韦的理论,人们认识到电和磁的统一。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表明,电场和磁场之分与参照系有关。电磁力主宰了原子和分子层次的物理学和化学。  
 
从19世纪末发现的放射性现象开始,物理学深入到原子核层次。人们发现,在原子核或者更小的尺度,存在两种核力。一种叫做强核力,负责将核子(质子或中子)结合为原子核(后来知道,核子由夸克组成,强核力本质上是夸克之间的强相互作用)。另一种叫做弱核力,导致β衰变(β指电子,在这种衰变中,有电子产生)等过程。这两种力都参与支配了太阳发光过程。
 
因此自然界有4种基本相互作用,按照强度从小到大排列:引力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在微观尺度上,万有引力微乎其微,可忽略。
 
对称性与规范对称性
物理学要用数学描述相互作用。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就是最早的例子,但是牛顿引力是超距作用。现代的引力理论是1915年爱因斯坦提出的广义相对论,揭示了引力本质上是物质所导致的时空的弯曲。
 
广义相对论是基于对称性而得到,这里的对称性是时空的广义协变性,是狭义相对论的洛伦兹不变性的推广。也就是说,爱因斯坦根据对称性,确定了引力相互作用。 
 
麦克斯韦方程组给出了电磁相互作用的信息。广义相对论提出后,外尔(Hermann Weyl)试图将电磁力纳入广义相对论的框架,将电磁守恒定律与规范不变性联系起来(规范原本是尺子的意思)。规范不变性就是说在规范变换下,物理定律保持不变。爱因斯坦、泡利等人指出这个理论是错误的。量子力学(微观尺度上物理学的基本框架)兴起之后,外尔于1928年将规范不变正确解释为相位不变 [11]。
 
因此,在量子力学框架下,电磁相互作用可以作为规范不变的后果被推导出来,电磁场是规范场,规范不变性导致电荷守恒。虽然电磁学是已知的,但是规范理论深刻揭示了物理定律的结构。 
 
电磁学、量子力学与狭义相对论结合,得到量子电动力学。但是在理论计算中,出现了无穷大。1940年代,这个问题由施温格(Julian Schwinger)、费曼(Richard Feynman)、朝永振一郎和戴森(Freeman Dyson)通过重整化解决,即重新定义物理上可测量的质量、电荷这样的参量,将基于 “裸” 参量算出的形式上的无穷大吸收进这些参量和场的定义。这使得电子磁矩的计算成为最精确的理论计算,可重整化成为对理论的一种合理要求。施温格、费曼和朝永振一郎因此获1965年诺奖。沃德(John Ward)的恒等式表明,重整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规范不变性将不同的无穷大联系起来。
 
杨-米尔斯理论
1950年代,粒子物理开始蓬勃发展,实验上发现越来越多的粒子,特别是奇异粒子(奇异在于与核子不一样,但是也参与强相互作用;后来知道,这是因为组分中有奇异夸克)。杨振宁认为需要一个决定相互作用的原理。1954年,他与米尔斯(Robert Mills)将外尔的规范理论做了推广,提出了非阿贝尔规范理论,又被称为杨-米尔斯理论 [12]。
 
杨振宁和米尔斯讨论的是强相互作用,对称性是质子与中子之间近似的同位旋对称(质量相等),数学结构是SU(2)。多年之前,海森堡就指出这种对称性,但是是整体对称性,也就是说,与空间位置无关。杨振宁和米尔斯参照外尔的理论,将同位旋对称改为局域对称性,也就是与空间有关,并引入一个规范场,使得存在规范不变性。但是,杨-米尔斯理论表明,相互作用由没有质量的媒介粒子(规范场的粒子)传递,类似电磁场的粒子,即无质量的光子,而当时实验上并没有这样的无质量粒子。
 
然而杨-米尔斯理论为粒子物理提供了一个原理,杨振宁后来称之为 “对称性支配相互作用”。广义相对论是这个原理的最早体现。 
 
1960到1970年代,人们认识到基本粒子是夸克和轻子(轻子包括电子、缪子、陶子以及各自对应的中微子,以及各自的反粒子)。理论上发现了自发对称破缺机制,被用到杨-米尔斯理论,将轻子和夸克的弱相互作用与电磁相互作用统一起来,被称为电弱相互作用。人们还发现夸克和胶子的强相互作用也可以用杨-米尔斯理论描写(胶子是相应的规范粒子,互相之间也有相互作用)。这两方面统称粒子物理的标准模型,而温伯格就是标准模型建立过程中的一位关键人物。 
 
温伯格说过 [3]:“对称性所扮演的另一个角色的代表是1915年爱因斯坦的工作,1954年杨振宁和米尔斯的工作,以及1967年的电弱理论。这个角色是,对称性不仅是唯一能处理的事,而实际上驱动了动力学。这是中心问题。”

 

弱相互作用
关于弱相互作用,1934年费米提出了β衰变理论。1956 年,他的学生李政道和杨振宁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左右可能不对称(或者说,宇称不守恒),被费米学生E. Segre的学生吴健雄等人给出实验证实。在此之后,所谓矢量-轴矢量理论由Marshak和Sudarshan,以及费曼和盖尔曼提出。但是费米理论和矢量-轴矢量理论都不能重整化。
 
施温格不满意于费米理论,试图将它与电磁相互作用统一描述。矢量-轴矢量理论出来后,他知道失败了,但是将此问题交给了他的研究生格拉肖。格拉肖在博士论文中猜想,可能重整化需要通过将弱作用与电磁作用统一起来才能解决。1958到1960年,格拉肖在玻尔研究所做博士后。他用杨-米尔斯理论,硬性假设规范粒子具有质量,并考虑到宇称在电磁作用中守恒,而在弱作用中不守恒,提出一个具有U(1)×SU(2)对称性的模型,将电磁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联系起来,1961年发表 [13]。3年后,在英国帝国理工大学,萨拉姆(Abdus Salam)和沃德也在施温格尝试的启发下,提出类似的理论 [14]。但是这些工作当时都没有引起很多注意。真正的电弱理论有待规范粒子质量问题的自然解决。  
 
自发对称破缺
解决规范粒子质量问题的物理思想是自发对称破缺,意思是,系统状态并不表现出支配它的物理定律的对称性。也可以说,对称性被隐藏起来。
 
1956年巴丁(John Bardeen)、库珀和施瑞弗(John Schrieffer)提出超导理论 [15],他们获得1972年诺奖。人们注意到,超导态破坏了规范对称。1960年,南部阳一郎指出 [16],超导导致没有能隙(最低的激发能量)的模(激发),后来被称为南部-戈德斯通模或者戈德斯通模。这就是自发对称破缺,让表面上的对称破缺与物理定律的对称性协调起来。模及其能隙类似于粒子物理中的粒子及其质量。 
 
南部首先将凝聚态物理中的自发对称破缺类比到粒子物理。他提出 [17],类似于超导,核子通过近似的自发对称破缺获得质量,同时产生近似没有质量的粒子(南部-戈德斯通玻色子),就是已知的派(π)介子(质量相对很小)。南部考虑的对称性叫做手征对称(手征指左旋或者右旋)。它的自发破缺是由于核子有质量。南部还和 Jona-Lasinio 提出一个更复杂的模型,并指出,南部-戈德斯通玻色子的出现有个条件,就是没有库伦相互作用 [18]。2008年,南部获得诺奖(Jona-Lasinio为他作了获奖演讲)。
 
戈德斯通指出,作为普遍结论,自发对称破缺会导致无质量的玻色子 [19]。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南部-戈德斯通玻色子或者戈德斯通玻色子。粒子有两种,一种叫玻色子,一个状态上可以有任意多同种玻色子;另一种叫费米子,一个状态上只能有一个同种费米子。 
 
萨拉姆和温伯格怀疑,戈德斯通的结论并不是必然的。但是1962年,他们和戈德斯通联名发表论文,严格证明了连续对称性的自发破缺确实必然导致无质量、自旋为0的玻色子 [20]。这似乎摧毁了用自发对称破缺描述弱相互作用的希望,因为现实中不存在这样的无质量粒子。
 
安德森意识到,凝聚态物理中早就有很多自发对称破缺的例子,比如他1952年发现的反铁磁体最低能量状态,也有很多戈德斯通模的例子,例如声子。凝聚态物理学家以前用有序无序这些名词,没有 “自发对称破缺” 的说法。后来安德森将自发对称破缺当作凝聚态物理的核心概念之一。因此,在此概念上,凝聚态物理和粒子物理是互惠的。 
 
现在考虑规范场。南部和安德森都注意到电磁场中的等离子体和超导体中,电磁规范对称发生自发对称破缺,使得光子获得质量,所以超导体有迈斯纳效应(将磁场排斥在外)。施温格猜测,规范对称性并不一定要求相应的规范粒子的质量为0 [21]。次年,安德森指出,等离子体里的电磁波为施温格提供了例子,又根据超导体的情况指出,戈德斯通零质量困难可以被杨-米尔斯的零质量问题抵消掉。也就是说,在有规范场时,规范粒子可以因为自发对称破缺而获得质量 [22]。这与南部和 Jona-Lasinio 的条件是一致的,因为库伦作用就是来自规范场。
 
1964年,3组理论物理学家,布鲁(Robert Brout)和恩格勒特(François Englert)[23],希格斯(Peter Higgs)[24],以及古拉尼克(Gerald Guralnik)、哈根(Carl Richard Hagen)和基布尔(Tom Kibble)[25],考虑基本的场论模型,里面有规范场。他们证明了,规范对称的自发破缺确实使得规范粒子获得质量。这个规范对称性的自发破缺经常被称作希格斯机制,也有人称安德森-希格斯机制,近年来也称BEH机制。 
 
希格斯收到文章审稿意见后,加了一些讨论,提到对称破缺后存在有质量的玻色子 [26]。这后来被称为希格斯玻色子。其他两组作者没有提这个,因为觉得这是显然的 [26]。
 
其实即使没有规范场,对称性自发破缺在产生无质量的戈德斯通玻色子的同时,也产生有质量的玻色子。这类似于在酒瓶内的底部,小球很容易沿着最外的凹陷圆运动,但是很难爬高。前者相当于无质量的激发,后者相当于有质量的激发。
 
一个通俗说法是,规范场吃掉无质量的戈德斯通玻色子,变得有质量。而有质量的玻色子还在那里,这就是希格斯玻色子。
 
1967年3月,基布尔发表了BEH机制向非阿贝尔理论(即杨-米尔斯理论)的推广 [27]。
 
为了方便,以上讨论中,我们直接用了 “自发对称破缺” 这个词,但历史上1962年才首次出现这个说法,是在1962年Baker和格拉肖的粒子物理论文中 [28]。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 戈德斯通、萨拉姆和温伯格的文章、布鲁和恩格勒特的文章以及古拉尼克、哈根和基布尔的文章用了 “破缺的对称性”(broken symmetry)一词,希格斯的文章和基布尔的文章用了“自发对称破缺”。到了1967年时,“自发对称破缺” 已经普遍使用。

 

温伯格对标准模型的贡献
电弱统一理论的诞生

 

1967年,温伯格先是在研究强相互作用,考虑一种近似的整体对称性SU(2)×SU(2)。这是从南部的模型发展而来,SU(2)是质子与中子之间的同位旋对称,有两个SU(2)是因为左旋和右旋分开来。温伯格试图将这个整体对称性变成局域的,正如杨振宁和米尔斯对同位旋对称所做的推广。因此温伯格用到杨-米尔斯理论和规范对称性自发破缺,但是得到的结果与实验不符。这个难题卡在温伯格脑中几个星期。
 
1967年10月2日,温伯格开着一辆红色的雪佛兰科迈罗去麻省理工学院办公室 [2]。路上,温伯格突然意识到,他的方法可以用到弱相互作用上。这个时刻也许是温伯格作为理论物理学家最刻骨铭心的时刻。
 
可重整化的要求给理论形式一定限制,要求规范对称性是U(1)×SU(2)。因为当时夸克(参与电磁、弱和强相互作用)的存在还没有确立,温伯格集中于轻子(不参与强相互作用)。在这个理论中,规范对称性自发破缺后,给出传递电磁相互作用的光子,传递弱相互作用的3个有质量的规范粒子( 电荷为±e 的W±和不带电的Z0粒子),以及一个希格斯粒子。SU(2)有3个分量,其中两个组合成W±。第三个与只有一个分量的U(1)组合成Z0和光子,组合方式可以用某个角度来表示,后被称为温伯格角。这使得W±和Z0的质量都可以表达为温伯格角的函数。Z0是电中性的,它传递弱相互作用,引起中微子这样的中性粒子的运动,叫做弱中性流。
两周后,关于这个理论的论文《轻子的模型(A model of leptons)》寄给了期刊《物理评论通信》[29]。 文章用了 “自发对称破缺” 一词。
 
这篇文章发表后的4年内,无人引用,然后从1971年开始,每年引用数稳步增加,成为引用最多的高能物理论文之一。 我在Web of Science 上查到,截至2021年7月28日,引用数是6134,每年引用数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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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子的模型(A model of leptons)》的每年引用数

 
温伯格说 [4],他后来注意到格拉肖以及萨拉姆和沃德的工作,即硬性假设规范粒子有质量,然后给出U(1)×SU(2)电磁与弱作用混合的理论。格拉肖文章有个参数就是温伯格角。温伯格论文发表时引用了格拉肖这篇文章(草稿上没有引用 [26]),没有引用萨拉姆和沃德的文章。

 

但是只有温伯格对W±和Z0的质量作出预言。
 
温伯格也引用了那3篇BEH机制文章和基布尔的非阿贝尔推广,但是将希格斯的文章所在期刊弄错,导致看上去像是最早。大概因此原因,这个机制常被称为希格斯机制。
 
次年,萨拉姆(1964年创立位于意大利的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同时也继续是帝国理工大学教授,又有很多社会事务)在一个会议上回顾与沃德的U(1)×SU(2)模型 [30],评论说自发对称破缺可以使它成为可行的理论,并起了 “电弱理论” 这个名字。他引用了温伯格的《轻子的模型》。萨拉姆没有就此写正式论文,之后也没有在这个领域工作。
 
1971 年,温伯格又将电弱理论用于夸克。他曾经表示,他猜想自发对称性破缺的规范理论是可重整的,但是没有足够时间去证明,时间用在了《引力论和宇宙论》一书的写作。看来科普和写书既有促进科研的情况,也有减少科研时间的情况。1970年代,他一直在标准模型以及统一理论方面工作。
 
1971 至1972 年,荷兰的研究生特霍夫特(Gerard ‘t hooft)和他的导师维尔特曼(Martinus Veltman)用路径积分方法(温伯格当时还不熟悉此方法),证明了自发对称性破缺的杨—米尔斯理论确实可重正化。表明了电弱理论是一个自洽的量子场论。这是为什么温伯格的《轻子的模型》从1971年开始被引用。
 
他们的证明宣布之后,萨拉姆开始宣传自己的优先权。“温伯格-萨拉姆模型” 这个名词被广泛使用。
 
1973年, Z0粒子所导致的中性流在CERN发现。这是电弱理论的预言。
 
1976年,萨拉姆的朋友 Paul Mathew 给诺奖委员 Ivar Waller 写信说,萨拉姆在1967年秋季的一个研究生课上,基于基布尔关于对称自发破缺向非阿贝尔理论的推广,描绘了弱和电磁作用的统一理论 [26]。基布尔是萨拉姆的诺奖提名人之一 [26]。 
 
1978年,瑞典科学院邀请格拉肖参加一个会议。期间Waller问他,他1961年文章里的参数与温伯格角是否相同。格拉肖说可能不一样,Waller说是一样的 [26]。
 
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均等地授予格拉肖、萨拉姆和温伯格,表彰他们对统一基本粒子之间的弱与电磁相互作用的贡献,包括对弱中性流的预言。沃德一直不满被诺奖忽略。

 

1983年,W±和Z0在CERN发现,并确定了质量。次年实验家鲁比亚(Carlo Rubbia)和提供关键技术的范德米尔(van der Meer)获诺奖。
 
1999年,特霍夫特和维尔特曼获诺奖。
 
2012年,希格斯粒子在CERN发现,次年恩格勒特和希格斯获诺奖(布鲁当时已去世)。 
 
温伯格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讲开头,精彩地描述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理论物理学家的努力 [6]。我试译如下: 

 

“我们在物理学里的工作是简单地看待事物,通过几条简单的原理,用统一的方式理解很多复杂现象。有时,我们的努力通过精彩的实验显示出来,比如1973年中性流中微子反应的发现。但是即使在实验突破之间的黑暗时刻,理论思想的稳步演化总在继续,难以察觉地导致先前信念的改变。

在此报告中,我将讨论理论物理中两条思路的发展。一条是我们对对称性的理解的缓慢增长,特别是在破缺或者隐藏的对称性方面。另一条是对于量子场论中无穷大的挣扎。在很大程度上,基本粒子相互作用的细节理论可以演绎地理解为对称原理和对付无穷大的可重整化原理的后果。我也将描述这些思路的汇聚如何导致我本人在弱和电磁相互作用的统一方面的工作。”

 
胶子没有质量
1972年,弗里奇(Harald Fritzsch)和盖尔曼用具有SU(3) 规范对称性的杨—米尔斯理论,通过被称作色的自由度描述强相互作用,其规范粒子就是胶子。这叫量子色动力学。1973 年,格罗斯(David Gross)和维尔切克(Frank Wilczek)师生小组,以及波利策(David Politzer),各自发现杨—米尔斯理论具有渐进自由的性质,也就是说,距离越短,相互作用越弱(特霍夫特在前一年得到这个结果,但没发表)。他们3人获得2004年诺奖。
 
1973年,格罗斯-维尔切克小组以及温伯格独立提出,量子色动力学的规范对称没有破缺,因此胶子质量为零。我们看不到自由的夸克和胶子,他们被囚禁着,因为它们距离越大,相互作用越强。
 
温伯格的其他科学贡献与思想
温伯格也有很多其他贡献和思想,这里只谈几个。

 

超越标准模型
1974年,温伯格、乔治(Howard Georgi)和奎因(Helen Quinn)估算了所有4种相互作用统一的能量尺度。
 
1977年,温伯格和维尔切克各自预言了一种新的中性粒子。这建立在佩西(Roberto Peccei)和奎因的理论之上,该理论是为了避免特霍夫特提出的一种破坏时间反演对称的量子色动力学真空(因为实验上不是这样)。人们采纳了维尔切克的命名 “轴子”。这是暗物质的一个候选者。

 

有效场论
温伯格认为,广义相对论和粒子物理标准模型都是有效场论,是更高能量尺度(也就是更小空间尺度)的更基本的理论的低能近似,因此更高阶的近似给出修正,这就是超越标准模型的行为。不管高能的理论是什么,只要与量子力学和狭义相对论融洽,它的低能近似就是量子场论 [31]。  
 
他认为,中微子的微小质量就是一个迹象,另一个可能的迹象是重子数不守恒(重子指质子、中子和一些相关的参与强相互作用的粒子),例如质子衰变。 
 
2020年10月24日,在面向中国公众的网络演讲和对话中,温伯格说到 [32]——

 

“我认为继续安静模式的实验物理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寻找质子衰变那样的稀有事例,因为我认为质子衰变甚至有可能在我的有生之年发现,我希望在深层地下的那种实验,人们可以耐心等待一大箱液体中的稀有事例。我希望那种实验也继续。”

 
可惜,温伯格教授已经没有机会看到质子衰变的新结果。

 

宇宙学
温伯格是最早针对宇宙学,研究高温量子场论的人之一,也可能最早研究了早期宇宙中重子产生及其与宇宙膨胀速率的正比。他还研究了宇宙学常数为什么那么小,指出宇宙学常数虽然很小,但是可以不为零,这与后来发现的宇宙加速膨胀发现相融洽。 
 
在2020年那次活动中,温伯格说 [32]——

 

“在宇宙加速膨胀发现之前,很多物理学家认为,有基本原理能够解释,为什么包括宇宙学常数在内的总的暗能量严格为零。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

 

量子力学
温伯格对量子力学的基础,特别是测量问题以及主要的诠释感到不满意。温伯格的态度反映了他确实是一位实在论者。
 
在2020年那次活动中,温伯格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 [32]——

 

“我所迷惑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在表述量子力学的基本假设时,我们必须提到观察者,也就是,做测量的人。我希望在很基本的层次,我们有个非人格性的理论,正如艾萨克·牛顿的引力理论,我们从中可以推理出人的行为,但是人自己不出现在定律中。”

 

我和温伯格的点滴交往
我2010年至2011年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特分校访问(在牛谦教授组里)。在这期间旁听了温伯格教授的 “量子场论选题” 和 “量子力学” 两门课,并向他请教过若干问题。记得他课后坐电梯时也象其他人一样看看手机。
 
有一次他向我提到,不知道量子力学的光学定理有什么参考文献,我很快查到 Roger Newton 在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 上的一篇综述 [33],发给了他。 
 
我曾经问他一个广义相对论的问题,他回答后,指出可以在他的《引力论和宇宙论》里找到有关讨论。
 
温伯格教授还主动送给我当时出版不久的 Lake View,并签了名。他告诉我,他仅在1978年访问过中国,大概是由李政道先生引荐。

 

我还问他,Z0粒子为什么这么命名?他说:“这是一种诙谐的意思,估计它也许将是最后一个被发现的粒子,因为Z是最后一个字母。不过也代表中性,是零电荷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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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温伯格教授在他的办公室合影 | 供图:施郁

 
我离开奥斯汀时,温伯格教授的量子力学课还没有结束。但是后来收到他寄来的讲义。不久,他的《量子力学讲义》出版了。我注意到,他在书中一个注释里指出了我推荐的那篇文献。我也发现了书中简并微扰论那部分的错误和一些打字错误,不过他自己已经发现前者了。在第二版中,他将我列入了致谢名单。  
 
2013年秋季,我教 “量子力学II”,用刚出版的这本书(第一版)作为教材。 
 
最近两年我开设了科学史课程,温伯格教授的《解释世界:发现近代科学》成了主要参考书。我非常喜欢这本书,欣赏他从当代科学的视点评述科学史,也通过邮件向他请教过几次。最近我还想着要再问他一个相关问题,但是 “放在脑后”,没及时发邮件。 
 
去年,我邀请温伯格教授,通过中国科学技术馆的平台,做一次全网直播的公众演讲和对话(我为他作现场翻译)。我9月4日向温伯格教授发出邀请,20小时后就收到了他的答复,欣然接受邀请。活动在10月24日上午9:30开始,温伯格教授讲了《极大与极小》[29]。网络观众非常多。 
 
在对话环节,我们谈到,基本定律后果与偶然事件的区分。现在我想起,一个科学家如果将原本以为的一种情况改为另一种,就是不朽的贡献,比如温伯格将W±和Z0的质量都表达成温伯格角的函数,减少了一个参数。也许与这个经验有关,他特别关注标准模型有很多参数,不同种夸克或轻子的质量可以相差很大。  
 
当时温伯格有一席话总结了他几十年工作中的心态。让我们重温一下 [29]——

 

“作为一位物理学家,回顾1950年代开始的几十年工作,那是非常大的乐趣。时不时发现一个理论想法,导致证实这个想法的实验,或者解释已知但是似乎奇怪的东西,这是多么令人激动。但并不总是这样愉快,很多时间花在了行不通的想法上。我经历的失败多于成功,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典型的。但是成功的少数情况弥补了其他的不成功。所以要坚持工作。”

 
活动结束时,奥斯汀时间已经很迟了,我至今还为此感到内疚。想起当时温伯格欢迎我再去德克萨斯,则是怅然。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我也涌现了不少想问温伯格教授的问题,可惜已经没有机会了。图片
图片 参考资料:(可上下滑动浏览)

[1] S. Weinberg, Lake View.

[2] S. Weinberg, Facing Up.

[3] R. P. Crease, C. C. Mann, Second Creation.

[4] S. Weinberg, Esssay: Half a Century of the Standard Model.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21, 220001 (2018).

[5] M. Hargittai, I. Hargittai, Candid Science.

[6] S. Weinberg, Nobel Lecture,Nobel Prize Website.

[7] Breakthrough Prize Website.

[8] S. Weinberg, Third Thought.

[9] S. Weinberg, Living with Infinities, arxiv:0903.0568.

[10] S. Weinberg, To Explain the World.

[11] 施郁,规范理论一百年, 知识分子,2019-03-31

[12] C. N. Yang and R. Mills, Phys. Rev. 96, 191 (1954).

[13] S. L. Glashow, Nucl. Phys. 22, 579 (1961).

[14] A. Salam and J. C. Ward, Phys. Lett. 13, 168 (1964).

[15] J. Bardeen, L. Cooper, and R. Schrieffer, Phys. Rev. 108, 1175 (1957).

[16] Y. Nambu, Phys. Rev. 117, 648 (1960).

[17] Y. Nambu, Phys. Rev. Lett. 4, 380 (1960).

[18] Y. Nambu and G. Jona-Lasinio, Phys. Rev. 122, 345 (1961).

[19] J. Goldstone, Nuovo Cimento 19, 154 (1961).

[20] J. Goldstone, A. Salam, and S. Weinberg, Phys. Rev. 127, 965 (1962).

[21] J. Schwinger, Phys. Rev. 125, 397 (1962).

[22] P.W. Anderson, Phys. Rev. 130, 439 (1963).

[23] F. Englert and R. Brout, Phys. Rev. Lett. 13, 321 (1964).

[24] P.W. Higgs, Phys. Lett. 12, 132 (1964).

[25] G. S. Guralnik, C. R. Hagen, and T.W. B. Kibble, Phys.Rev. Lett. 13, 585 (1964).

[26] F. Close, Infinity Puzzle.

[27] T.W. B. Kibble, Phys. Rev. 155, 1554 (1967).

[28] M. Baker and S. L. Glashow, Phys. Rev. 128, 2462 (1962).

[29] S. Weinberg, Phys. Rev. Lett. 19, 1264 (1967).

[30] A. Salam, in Elementary Particle Physics, edited by N.Svartholm (Nobel Symposium No. 8, Almqvist and Wiksell, Stockholm, 1968), p. 367

[31] S. Weinberg, arxiv:2101.04241.

[32] 施郁,物理学家温伯格首次面向中国公众的演讲,知识分子, 2020-11-02

[33] R. Newton, Am. J. Phys. 44,639 (1976).

制版编辑 | 卢卡斯

转:维纳:控制论之父鲜为人知的悲惨遭遇

维纳:控制论之父鲜为人知的悲惨遭遇

 王飞跃 知识分子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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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LebuyxSghT4XTRNYXyyqIQ
编者按
杜甫曾有诗,“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 一般人自然用不着这句话,可对于控制论大师维纳,确有很多可嗟叹之处。

维纳在18岁就获得了哈佛的哲学博士学位,此后又师从罗素、受教于希尔伯特,Edmund Husserl,Edmund Landau 等名家,这样的教育或许影响到他日后颇为广博的研究。

本文作者王飞跃教授从《维纳传:信息时代的黑色英雄》一书切入,结合其它材料,对维纳的悲催人生进行了精彩的概述,里面涉及到维纳与其夫人、冯 · 诺伊曼、香农以及人工神经网络的早期创立者Warren McCulloch、Walter Pitts等人的种种纠葛。

当然,面对维纳这样一位复杂的人物以及信息时代早期发展的复杂历史,读者也可以参阅之前有关维纳的传记进行深一步的阅读,如P. R. MASANI所著的Norbert Wiener 1894–1964以及S. J. HEIMS所著的John von Neumann and Norbert Wiener: From Mathematics to the Technologies of Life and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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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王飞跃(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责编|邸利会

 

 

2018年6月中旬,我应邀赴斯德哥尔摩参加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的一次博士论文答辩。答辩开始之前,我问参会的教授们:“维纳死在哪里?” 没想到,来自欧美五国的五位同事和当地的教授不但不知道,有的还反问:“Who is Norbert Wiener?”

 

原来,这里没人知道鼎鼎大名的控制论之父,更不知道他就死在大家的身边。

 

次日,顺利完成答辩的新科博士帮我找到了维纳的去世地点——1964 年 3 月 18 日下午, “就在那长长的台阶之上,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呼吸也随之停止。”

 

我正诧异,这台阶分明只是宽而已,其实一点也不长,难道是后来改建了?疑惑之际,蓝天白云之下,忽然一阵大风袭来,我急忙转身并扣住帽子,结果动作太急、墨镜落地。待我站稳睁开眼睛, 却直觉得一团烈火扑来,原来是办公楼前的簇簇红花。

 

这一切,来得如此急促,让我一时头晕目眩、不知所措,脑中竟奇怪地闪现出维纳生前的自我评价——

 
他就是盗火给人类而牺牲了自己的普罗米修斯,把智能机器的 “自动智能” 新技术带给了人类,却担心人类屈从于机器、放弃选择和控制的权利,内心总是充满了一种即将来临的 “悲剧感”,“觉得自己是一个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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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由金峻臣博士抓拍于维纳猝死之地

 
催生了三个诺奖

其实,纵观维纳的一生,悲剧是其脱不掉的底色。

 

猝死之后,他的批评者说,其瑞典之行是 “觊觎诺贝尔奖” 的一次游说之旅;但支持者反驳,维纳访问瑞典就是传播控制论,并非乞求诺贝尔奖委员会。

 

他们也许都忘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维纳的工作曾经直接帮助四人获得三个诺贝尔奖:玻恩(1954年物理学奖)、海森堡(1932年物理学奖)、沃森和克里克(1963年生理学或医学奖),他们在获奖时或者获奖前都公开承认维纳对他们工作的重大贡献。

 

1925年,玻恩曾亲赴麻省理工学院(MIT),直接和维纳合作。他需要维纳的帮助,试图调和摇摇欲坠的原子粒子模型与突如其来的波函数之间的关系。尽管两人合作发表的论文奠定了量子力学的基石,但玻恩承认他没有完全理解维纳的计算方法,也 “几乎没有接受” 维纳的波函数理论的核心概念。

 

然而,数年后,玻恩因 “对波函数的统计阐释” 获得了诺贝尔奖,并公开承认维纳是 “卓越的合作者”。

 

1927 年,玻恩的学生海森堡运用维纳在 “几年前……在哥廷根介绍过” 的谐波分析方法得出他著名的不确定性原理,后因此获诺贝尔奖。

 

按维纳自己的说法,他10岁时,完成的第一篇哲学论文《无知理论》 就讨论了所有知识的不完整性,成了他终生的理念,而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不过是其一个具体的体现而已。

 

1951年,年轻的沃森来到剑桥大学。此时,正值维纳的控制论在英国的影响达到高潮,这引发了沃森和克里克利用控制论分析遗传物质DNA分子结构的想法。1953年,他们给《自然》杂志写信,提出 “控制论将在细菌层面的研究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的论断。几周后,他们公布了DNA的分子结构与模型,由此获得诺贝尔奖。

 

克里克随后正式提出的 “信息是生物系统的一项基本属性“观点,清晰地揭示了生命的新奥秘,但其运用的模式和 “10年前维纳提出的模式惊人地相似”。

 

面对这些诺贝尔奖,无人知道维纳内心的真实感受,他是否认为自己也应该得诺贝尔奖呢?世人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一点是,维纳觉得世人没有给他合适的赞扬,这是他患狂躁抑郁性精神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并终生受其所害。

 

正如维纳女儿所说的,“我父亲永远要求得到大量的称赞和安慰,他处于情感混乱时需要得到更多。”

 
悲剧人生

然而,维纳在这一方面不但 “供需严重失衡”,并由此陷入了个人生活的悲剧。

 

这位20世纪的少年天才、美国首批媒体的宠儿和明星,在遭遇两位心上人的 “十动然拒” 之后,不得不与父母安排的、但内心一直拒绝的女友结婚。

 

婚后,这位教授夫人尽管在生活上给予维纳精心照料,但是她的主要心思花在如何控制维纳的情感和 “朋友圈“,成了家里的控制 “控制论大师的大师”,在社交圈里赢得 “名誉教授(Frau-Professorship)” 的称号——维纳一高兴,就想着如何让他 “抑郁”,便于控制;一旦看到维纳与自己不喜欢的人太亲密,便想方设法进行破环,甚至不惜拿女儿的贞洁名誉作为 “核武器”,诬告维纳学术上的关键同事设局让维纳的 “不止一个” 学生诱奸其女儿。

 

这场悲剧不仅是维纳个人家庭的,更改变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进程。多少年后,人们才知道,这便是长期令人困惑的控制论 “金三角”(维纳、麦卡洛克、皮茨)破裂的神秘原因。

 

我在美国学习与工作时,有幸结识了一批犹太裔学者和朋友。他们告诉我许多与维纳相关的故事和传说,特别是那些来自东欧的朋友,描述了很多关于上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学界有种族歧视倾向的白人和犹太裔学者之间的冲突与纠结,维纳及其控制论就是这些故事中最精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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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纳传:信息时代的黑色英雄》一书封面

 

记得《维纳传:信息时代的黑色英雄》英文原版一出,同系的犹太裔同事 Russ 就兴冲冲地拿着他买的书来办公室找我,让我一定读一下,“终于有人给维纳伸张正义了!” 这本书深深地吸引了我,但当时没时间细读。

 

十年后,我有幸获得维纳奖,于是又托美国的学生专门为我再买了一本寄回国内细读并做了大量笔记,让我对维纳本人和他所处的时代及相关技术的发展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2015年10月,在香港 IEEE SMC(系统、人、控制论)学会年会上,我作了维纳奖讲座的学术报告,核心之一就是平行智能控制与 “维纳运动” 及其学术之道,引用了《维纳传》中 “维纳小道” 三部曲中大量史料。

 

我还曾一度安排学生专门做这一方面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研究,但因内容不符合理工科的学位要求而作罢,这也是为什么我积极参与并推动重新设立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是一本传记,但更是一部传奇,因为它不但揭示了现代智能科技的源头与发展, 真实地叙述了人类社会及其时代对技术进步的向往与恐惧。更重要的是,本书透过一批科技发展引领人物的探索与努力,直指人心的深处与远处。我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发现自己欣赏本书的角度,找到自己希望的东西。

 

在此,我罗列三个问题,以飨读者。这三个问题在相关学术界里广泛流传,但与所谓的科学 “正史” 相悖,却与本书有着书里书外、千丝万缕的关联,可供大家在阅读时思考。

 
现代计算机的先驱?

众所周知,今日的计算机都是基于所谓的 “冯 · 诺伊曼体系结构”,但真名应是 “维纳-冯诺伊曼体系结构” 还是 “冯 · 诺伊曼体系结构”?

 

维纳从上世纪 20 年代初就开始现代计算机的研究,早于目前已知的绝大多数现代计算机先驱,并于1925 年秋与 MIT 工程系的新秀、二战时的美国军事科研的领袖、且在战后以《科学:无尽的前沿》而闻名的布什进行相关合作。布什不但承认维纳的方法具有相当大的应用价值,并在他的成名专著中进行介绍。

 

1936 年,维纳来清华任教,同他的第一个博士毕业生李郁荣教授一起提出了离散计算机的设想,并安排清华大学向MIT购买相应设备器件,希望进行实验,可惜因种种原因被时任MIT工学院院长的布什否定。

 

美国参加二战后,维纳于1940年再次向布什提出现代计算机设计的 “五项原则”,依然没有回应。

 

冯 · 诺伊曼最初参加控制论 “梅西会议” 的主要目的就是了解维纳关于计算机设计的思想,这让维纳十分兴奋,产生了把冯 · 诺伊曼从普林斯顿 “挖” 到MIT做数学系主任一起共事的想法,并立即付诸行动。为此,维纳于1944年底将美国研究电子计算和相关技术领域的顶级数学家以及人工神经元网络计算的主要理论家召集起来,与冯 · 诺伊曼在普林斯顿开了为期两天的会。

 

后来,还把他在这一方面研究最得力的助手介绍给冯 · 诺伊曼,推进相关工作,并终于在 1945年6月底正式提出了今天被称为 “冯 · 诺伊曼体系结构” 的现代计算机体系结构。

 

按照冯 · 诺伊曼自己的描述,其计算机是第一台 “将维纳提交给布什的五条原则整合为一的机器”。

 

这就是为何美国军方和学界有人认为:“冯诺伊曼体系结构” 的真名应该是 “维纳-冯诺伊曼体系结构” 的原因。

 

然而,计算机界人士无人有此提法。实际上,这在1947年于哈佛举行的世界上第一个重要的计算机大会上就已注定了。

 

那一年,哈佛物理学家、哈佛Mark计算机的创造者 Howard Aiken乘完成MarkII之际,召开了一次自动计算机会议,欧美157名大学代表、103名政府代表、75名产业代表与会,但大会期望的主角维纳却因为计算机与 “制导导弹项目太紧密”,在最后时刻拒绝参加,不但让组织者艾肯愤怒,更让报纸及媒体关注并大肆宣扬,迫使维纳私下声明:“我放弃所有计算机相关的研究”,还公开宣布:“不再从事和美国政府有关联的任何研究工作。”

 

维纳从此成了资助艾肯研究的海军情报机构,接着陆军空军情报机构,后来联邦调查局FBI长达17年的严密监视,直到去世。

 

这样的后果就是当时研究计算机的人员,包括人工智能的研究人员,争先恐后与维纳保持安全距离,除了担心自己的研究经费受影响之外,还担心受到政府军方情报部门的骚扰。

 

现代信息论的先烈?

现代信息论之父是香农还是维纳?这可能是最让维纳伤心与悲愤的问题。

 

维纳从其学术生涯之始,就萌生了现代通讯与信息论的思想,一直把自己视为是信息时代的 “先知和引路人”。

 

二战期间,他像帮助自己学生一样,毫无保留地帮助已经毕业但不断来MIT找他解疑的香农,特别是关于熵的研究。但最后,维纳却拒绝再见香农,因为觉得香农是来 “挖他脑袋” 的。

 

最让维纳恼火的是,他关于现代通讯与信息论最核心的研究和成果, 却被香农的上司(一位数学家)束之高阁,划为 “绝密” 材料归档,结果只有极少数人才可以看到,而且将其轻蔑称之为 “黄祸”(Yellow Perils)。

 

更可气的是,香农与他的这位上司抢在维纳之前发表了著名的《通讯的数学原理》,成为现代通讯和信息论的奠基之作;而维纳因为保密的原因,迟迟无法发表自己的成果。

 

这就是为什么至今还有些人为他愤愤不平,认为维纳才是信息论的真正之父,比如香农的熵只是把维纳的熵改了正负号重新解释但等于没改,而香农主要是靠重新解释和转述他人的成果而出名,从布尔的代数干到维纳的信息论。

 

香农也承认,自己通讯理论的 “新数学理论的一些中心观点要归功于维纳”,而且 “明确地说,通信理论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维纳的基本哲学和理论。”

 

香农晚年也否认“信息理论” 这个词是他创造的,他的夫人进一步解释道:“这件事” 让香农 “烦恼过好几次,但到那时,他也无法控制了。” 相当程度上,维纳就是为此而发明 “控制论” 一词,试图挽回局面,而且里面除了通信、信息、还加了智能,但就是少了控制。

 

同事Russ在哈佛与MIT读的文学学士和工程博士,他告诉我,维纳认为信息论方面自己是被牺牲的 “先烈”,而且根源是哈佛数学系一帮传统白人精英对他的 “迫害”——

 

先是让维纳失去了在哈佛数学系任教的机会,失业陷入困境后险些自杀;来到MIT数学系之后,哈佛数学大佬还逼他放弃自己开创的研究方向,以确保大佬自己在普林斯顿的学生没有竞争对手,顺手还堵死了维纳希望去普林斯顿的路。

 

更让维纳气不过的是,在他事业将要 “起飞” 的时刻,这些人竟然 “追杀” 到欧洲,让他的好朋友与其反目,突然取消承诺给他在哥本哈根的教职,幸亏英国剑桥的朋友救急,否则维纳将再一次陷入困境。

 

正是哈佛数学系对他的这类 “打压”,在隔壁的MIT产生衍生效果,使身边人肆意掠夺其学术成果,也留下让后人闲话的维纳-哈佛数学系之间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

 
主流人工智能的叛徒?

人工智能的原名是不是就是 “控制论 Cybernetics”? 维纳对人工智能的起步与发展到底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这是一个极其复杂但又十分有趣的问题,对此我无法回答。 但我知道,维纳自己也不知道他有多大贡献,特别是他的思路与方法,直到今天才发挥作用,并将在未来的类脑类人和社会智能研究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将 Cybernetics 译成 “控制论” 的学者自己也认为,这个词应该译成 “机械大脑论”,选择控制而非机械大脑是由于当时政治的原因。

 

说维纳是主流人工智能的 “叛徒”,是因为他背叛了自己从业初期以 “逻辑” 分析开路的主流 “逻辑智能” 的道路,回到自己少年时代以动物生理生物研究和计算手段研究知识和智能的初心。

 

他的理念赢得了一大批人、特别是青年学者的支持;他的 “循环因果论” 引起了学者的重视,激发了麦卡洛克和皮茨坚信,大脑的神经元网络连结就是头尾相连的生物 “循环因果论“。1943年,两人提出 “人工神经元” 计算模型,开辟了计算智能和认知科学的新时代。

 

然而,在这之后,维纳却又一次 “背叛” 了自己的追随者,在毫无警示的情况下与麦卡洛克和皮茨等人决裂,致使 “金三角” 顿失。

 

这就是人工智能史上无人愿意提及的一段黑暗历史,不但断送了麦卡洛克和皮茨当时如日中天的学术生涯,后来年轻的皮茨还早早地惨死于急性酒精中毒。

 

皮茨 “深爱着维纳,维纳给了他从未感受过的父爱。失去维纳,他就失去了生活的意义。” 这不单是皮茨个人的悲剧,更使计算智能研究刚刚起步就陷于困境,导致相关研究的有志之士,特别是青年学者纷纷离开维纳。

 

“离维纳的控制论越远越好”,这就是当时提出 “人工智能” 一词的青年人麦卡锡的想法,他曾在 “控制论” 和 “自动机” 之间徘徊不定,最后选择了 “人工智能”。

 

麦卡锡是1948年在加州理工读书时听冯 · 诺依曼讲维纳的认知和控制论而萌生了研究智能计算的想法,后来自己都表示 “人工智能本应叫控制论,也是智能自动化(Automation of Intelligence)”,其实正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流行的 “自动智能” “自动计算” 思想。

 

就人工智能而言,正如维纳的学生与同事,相当程度上也是敌对者的威斯纳所承认的:“称他为催化剂式的人物还不足以描述他扮演的角色。”

 

他的另一个学生,也是维纳核心圈最年轻的成员塞尔佛里奇,是人工智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其程序Pandemonian开启了模式识别和机器自学习的研究,后来与麦卡锡一同组织了1956年的第一次人工智能研讨会后,紧接着又在MIT组织举办了第一次认知科学研讨会。显然,他没有完全背叛维纳的理念与方法。

 

可惜,没有维纳的参与,源头的控制论面对新生的人工智能,很快就在 “较量中败下阵来,不仅没有得到资金的支持,还失去了自己的地盘”,但 “维纳的科学在科技新时代更广阔的领地赢得了人心。”

 

深度学习和AlphaGo的成功,相当程度上证明了维纳的远见,但更重要的是,维纳的认识对未来智能的影响——

 

一是 “信息的传播极大提高了人类感觉的阈值……整个世界都被纳入人类的感知范围”;二是为了避免智能技术 “给人类带来负面影响,唯一的答案在于建造这样一个社会,它的基础是人类价值,而不是买卖。”

 
同情和尊重之心

二战之后,维纳陆续做出一些令人震惊的举动:“粗暴地辞去了院士的头衔”,称美国科学院是 “一帮自私,不负责任的人”;公开写信登报、在会议杂志上声明与美国军方、大公司、政府断绝关系,不再为他们从事科研工作,甚至还从MIT的 “数学系辞职过50次” ……

 

但在维纳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家庭迎来了一个 “巨大的喜讯”——

 

维纳被肯尼迪政府授予美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 “国家科学家奖”,以“表彰美国对他在战时以及和平时期对科学做出的卓越贡献的认可和感谢”。共同获奖的是他的二位老对手和朋友:布什和香农的上司兼坚定支持者皮尔斯。皮尔斯选择香农而忽视维纳。

 

在获奖时,维纳 “眼睛里反射出绚烂的光芒”,其实气色不佳,脸色苍白,十分憔悴。此时,他担心夫人的病情,忧心大女儿因 “金三角”事件依然不理家人,甚至电话都不接…… 获奖仪式完后,他就接受了荷兰中央大脑研究所的聘任,启程赴欧。一个多月后,维纳猝死于斯德哥尔摩。

 

读《维纳传》,最让我感触的是维纳对弱势的同情和尊重之心。

 

他与自己的第一位博士生李郁荣的关系,与李郁荣第的第一位博士生印度人 Bose(创造了著名博士音响公司)的关系,与他同强势白人精英的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 “对各个国家的古老文化传统都满怀敬意”。

 

在中日之间,他认为当时强大的日本 “太势利”,而选择任教中国。或许,这与他自己的身世和所受的磨难相关。无论如何,令人敬佩。

 

1949年末,当雄视天下的波音公司来信向他寻求技术支持时,他把回信公开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还用了一个具有挑衅意味的标题 “一位科学家造反了” 。他呼吁从事科研的科学家不参加战后新的军事装备竞赛,因为研究成果 “可能落入不负责任的军国主义者手里,做害人的事情。”

 

然而,当贫穷的印度政府希望维纳赴印指导他们把自己建成 “自动化生产巨头” 时,他立即答应,开始了 “印度的未来:论建设自动化工厂的重要性” 之行, 帮助制定发展纲要,成为印度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拐点。

 

维纳的梦想是培养一批 “体制外的科技工作者”,这一设想对当时印度未来的发展十分有价值。记得30多年前,我实验室的印度同事告诉我:印度信息产业和软件外包企业的发达,就是维纳上世纪50年代种下的种子。

 

有人认为,维纳的魅力脱胎于大自然某种魔力,他的思想神秘、深邃、沧桑、难以描述,却 “能唤醒我们沉睡已久的思想与感官” “越过栅栏看见远方的路”。同事和朋友在他身边工作时,常有 “整个人仿佛得到了升华” “猛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种感觉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只要和维纳交谈,你的思维一定能上个新台阶。”

 

可维纳临终前与之交往最密切的印度教神秘大师却说:“那就是维纳,他是个纯粹的人,我知道。”

 

用时下人工智能风行的语言说——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不知道维纳是何人,但知道自己真的不知道维纳对科技特别是智能科技的贡献有多大。对我而言,这个世界对维纳最大的不公就是把布什列为互联网第一位先驱(Pioneer),而不是维纳——这位现代通信和网络技术的真正奠基人和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创造者。

 

相当程度上,维纳就是信息时代黑暗的叛徒,未来光明的使者。 图片

2021 年 7 月 23 日于怀德海学院
图片 参考资料:(可上下滑动浏览)

[1] F. Conway, J. Siegelman, Dark Hero of the Information Age: In Search of Norbert Wiener The Father of Cybernetics, Basic Books, 2005, New York.
[2] Fei-Yue Wang, From Norbert Wiener to Karl Popper: A Journey of Parallel Cybernetics in Three Worlds, Norbert Wiener Lecture, IEEE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Society, Hong Kong, China SAS, October 11, 2015.
[3] Herman Goldstine, The Computer from Pascal to Von Neuman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J: Princeton, 1980.
[4] Michal Meyer, The Rise and Fall of Vannevar Bush, Distillations, Science History Institute, 2018.
[5] MTR Editors, Claude Shannon: Reluctant Father of the Digital Age, MIT Technology Review, July 1, 2001.
[6] Siobhan Roberts, Claude Shannon, The Father of the Information Age, Turns, Annals of Technology at  The New Yorker, April 30, 2016.
[7] Gonzalo Suardiaz, Claude Shannon, the Forgotten Inventor of the Digital Age, BBRA Openmind, April 30, 2021.
制版编辑 | 卢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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